[ 李宇先 ]——(2008-3-16) / 已閱13564次
論民商事法律在刑事審判中的適用
在刑事審判的司法實踐中，除了在人身傷亡的案件的刑事附帶民事判決中，經常援引《民法通則》第119條作為民事賠償的依據外，在其他的刑事案件中，則很少運用涉及到的民事法律規定解析案件。那么，在刑事審判中，人民法院能否適用民事法律？如果能適用，又將在一個怎樣的幅度內適用，本文就旨在對該問題進行探討。
一、民事法律應當在刑事審判中予以適用
（一）既獨立又從屬的刑民法關系是在刑事審判適用民事法律的法理依據
民事法律能否在刑事審判中予以適用？要釋清這一問題，我們首先要跳出部門法規定的窠臼，從刑法和民法這兩個法之間的關系的視角予以分析。
民法和刑法在法律體系中都屬于實體部門法，民法旨在解決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糾紛，對私權利進行救濟，它僅調整和保護財產關系以及部分與財產有關的人身關系，因此，民法調整的社會關系具有特定性；刑法的目的是預防和制裁犯罪，它調整人身、經濟、財產、婚姻家庭等諸多方面的社會關系，而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調整對象，較之民法，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更為寬泛。刑民法以上的區別，體現了二者之間的獨立性。
而刑法在區別于民法的獨立性基礎之外，二者之間的關系還有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刑法對民法的從屬性。這種從屬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在規范層面上，實體法依據功能區分，分為調整型和保護型兩種。民法屬于調整型實體法，這類實體法主要是由行為規范構成的，其特點在于，建立權利與義務的規范體系，指引人們實施肯定性行為，而不實施否定性行為；刑法則屬于保護型實體法，這類實體法是由裁判規范構成的實體法，其特點在于，建立假定及制裁的規范體系，而非建立行為模型體系。當然，裁判規范也會對人們的行為起到間接調整作用，不過它的調整卻是通過威懾。那么，從這一點而言，我們可以看出“刑法本身并不創立新的義務，而只是對其他法律分支體系中已經確立的權利給予更有力的認可或制裁”。 可見，民法規范規定的是權利與義務，而刑法規范則規定了一定條件下人們違反這些權利義務所應承擔的責任，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邏輯過程。因此當民法將一種行為規定為合法行為時，法律的邏輯過程就到此結束，刑法不得再對民法認可的行為給與刑事制裁。
其次，在價值層面上，刑法與民法具有內在一致性。民法注重公平與效率，而一個好的刑法必然是能夠促進公平和效率的實現和最大化的刑法。因此，民法所保護的利益，也必然是刑法所保護的利益。
第三，從適用層面上，刑法具有最后性和補充性。由于刑法的制裁是最嚴厲的，所以只有當民法對某種違法行為的處理不足以保護或抑制某種特定法益時，才能啟用刑法制裁。
基于以上的對刑民法關系的分析，可見在刑事審判中正確適用民事法律是確保刑、民法在保護方向上一致性、協調性所必需的，在法理上是可行的。據此，我們也有理由認為那種認為“民法上受保護、刑法上卻構成犯罪”的刑民法律沖突是不存在的，這種錯誤的認識正是基于對民刑法關系的不了解造成的。
（二）我國的訴訟實踐決定了需要在刑事審判中運用民事法律
第一，大量刑民交叉的案件存在刑民界定的問題。
隨著社會的發展，刑民交叉的案件也越來越多。所謂刑民交叉案件，是指當事人的某一行為同時符合民事法律關系構成要素和刑事犯罪構成要件的情況。這種案件在實踐中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
1、刑事犯罪與一般民事侵權行為交叉。一般侵權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為有損害的事實、行為違法、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有過錯，而這與我國刑法規定的某些犯罪的主觀要件與客觀要件在主觀與客觀等基本要素方面并無太大差異，因此，兩者之間就容易發生交叉。
2、刑事犯罪與民事違約行為交叉。違約行為是合同當事人違反合同債務的行為。我國刑法規定的某些犯罪在客觀方面的要件有時與民事違約行為的外表形態彼此吻合，在一定條件下，兩者可以發生交叉。
3、刑事犯罪與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的交叉。不當得利是沒有合法的根據取得利益而造成他人損害的法律事實，其與刑事犯罪的交叉比例是很大的。無因管理是沒有法律規定或約定的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刑事犯罪與無因管理的交叉，主要是指行為人違反被管理人意思的不適法無因管理與侵占罪構成要件的交叉。
4、刑事犯罪與民事合法行為的交叉。在比較特殊的情況下，民事合法行為也可能與刑事犯罪在形式上發生交叉。
司法實踐中，很多人都在討論對這種案件在程序上是采取“先民后刑”還是“先刑后民 ”的問題，本文無意討論這一問題，筆者認為只要這些刑民交叉的案件，如果已經進入了刑事程序，就只存在刑民界定的問題了，即判斷這一行為是否已經超出了民事違法的“量”的積累，已質變為刑事犯罪。而最終確定這些刑民交叉行為的性質就需要我們在刑事審判中運用民事法律予以分析、解決，這種必需主要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因素：
首先，任何一個刑民交叉案件都是以民事關系的存在為基礎的，因此，許多問題都需要運用民事法律和民法的理論知識予以認定。
其次，在界定刑民交叉案件的性質中，運用民事法律，可以根據民法理論分析刑民交叉案件中內含的民事關系是否可以成為相關犯罪構成要件的基礎。如果民事關系的構成要素能夠支撐犯罪成立的要件，兩者之間具有“對應性”；反之，則具有“非對應性”。所以，在刑事審判中運用民事法律的目的，就是從民法角度審查民事關系諸要素與刑事犯罪構成諸要件之間是否具有“對應性”，即“對應性”審查。當彼引不具有對應關系時，即可判斷該起刑民交叉案件純屬民事案件，只有在彼此對的情況下，才可進一步考慮刑民交叉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
第二，在刑事訴訟中存在一些非實體性質的問題，需要運用民事法律先行解決后，才能進行刑事上的裁斷。
以侵犯財產權的刑事案件為例，在刑事審判中首先要用民法的規定確定侵犯的對象的權屬，才能確定行為人在刑事上是否構成犯罪以及構成何種犯罪，如李某貪污案。李某系甲機關的負責人，因企業改組等原因，該機關持有乙公司法人股59.4萬股，甲機關則約定將這些股權轉讓給非國有的丙公司，并收受了丙公司的轉讓金，但未辦理股權轉讓登記手續。后甲機關與丁公司又簽訂了這些股權轉讓的協議，約定將59.4 萬股以每股2.8元，共計166萬元的價格轉讓，但轉讓協議中只簽66萬元，另100萬元不簽入協議，而是提現金給為股權轉讓出了力的李某等人。后兩單位完成了股權轉讓登記等手續，李某分得了60萬元。該案一審判決認定李某構成受賄罪，二審改判為貪污罪，而辯護人認為構成職務侵占罪。正確認定該案的關鍵在于確認這59.4萬股法人股的權屬以及未寫入轉讓合同中的100萬元的性質和歸屬，關于這兩個問題，我們運用民商事法律來分析判斷，就迎刃而解了。首先，根據公司法規定，辦理過戶手續是記名股票轉讓生效的必要條件，因此，甲機關雖接受了乙公司的轉讓金，但因未辦理過戶手續，59.4萬股的股權仍屬于甲機關；而100萬元實質上是股權轉讓價款中的一部分，是59.4萬股股權產生的收益，因此這100萬元的所有權也應該與59.4萬股股權的權屬相同，都屬于甲機關。所以，李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他人侵吞本單位所有的股權轉讓款，其行為構成貪污罪。
事實上，在我國的訴訟實踐中，既沒有用民事程序中止刑事案件的先例，也從來不存在通過民事立案的方式，對財產權確權后再進行刑事審判的案例，故此，應在同一訴訟程序中解決與該犯罪事實有關的問題，這樣才能確保制度的協調，否則將破壞國家基本的訴訟制度。
二、在刑事審判中適用民事法律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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