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紅軍 ]——(2008-4-16) / 已閱15549次
清末法律改革取法日本的原因分析
劉紅軍
安徽大學法學院，合肥 (412008)
【摘 要】：中國古代傳統法律以儒家宗法倫理價值為內在精神，以以刑為主、諸法合體的法律結構體系為其外部形式，這種傳統法律曾經統治中國長達2000多年。伴隨著震耳欲聾的槍炮聲，20世紀初葉晚清政府從增強國力、延續其統治的愿望出發，開始法律變革，中國傳統封建法律開始向近代資本主義法律轉型。傳統西方列強與日本都成為清廷羨慕與效仿的對象，而諸國之中，日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為什么日本能對清末法律改革影響如此之大，本文將對此作出分析。
【關鍵詞】:清末修律 取法日本 原因
一、清末推行法律改革的歷史原因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與英國、法國等西方列強簽訂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使中國蒙受了極為慘重的損失。從此，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被打破，中國國門洞開，更加依賴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國實施清末修律的最直接動因主要來自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壓力。賠款削弱了清政府的經濟實力，大量的割地求和損害了清政府的領土主權，而眾多的租界和領事裁判權的出讓使得清政府偏安一隅的統治極為不安。
領事裁判權是帝國主義國家通過不平等條約在半殖民地國家取得的一項司法特權。它是帝國主義國家通過駐外領事等機構，對在半殖民地國家領土內的本國僑民，根據本國的法律行使司法管轄權的制度。根據不平等條約的規定，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僑民，在成為民事、刑事訴訟中的被告時，只能由該國在中國的領事按其本國的法律裁判，中國司法機關無權過問。英國、美國、法國、意大利、俄國、德國、日本等20余個帝國主義列強先后通過條約或者援引最惠國待遇條款，相繼在中國取得了領事裁判權。為了行使領事裁判權，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設立了由其駐華領事充任審判官的領事法庭，審理輕微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對于比較重大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則由各國設在鄰近中國的附屬國法院或其本國法院審理。領事裁判權對國家屬地優越權的侵犯，使中國的政治和法律遭到巨大損害。當中國公民成為民事或者刑事訴訟的被害人或者原告人時，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卻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護，而列強在華犯罪僑民或者民事侵權人往往受到庇護。其直接后果是，外國在華的不法僑民愈來愈橫行霸道，無惡不作，中國人民的反抗愈演愈烈。
為了增強國家的實力，延續其統治，清政府絞盡腦汁，但甲午戰爭的失敗使得以實業救國為目的的洋務運動成為了泡影，清政府不得不尋求制度救國的途徑。戊戌變法的失敗和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聚集了社會中大量要求學習烈強、改變法制的能量。清朝末年頗有影響的一些知識分子也積極呼吁變法。面對著各方面的壓力，1902年5月13日，清朝的最高統治者終于發布諭旨:“現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變法已成定局，清政府不得不派人出國，尋求良策。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以求找到維系清政府集權統治的良方。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人在1905年4月24日《刪除律例內重法折》中指出：“方今改訂商約，英、美、日、葡四國均允中國修訂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權，實變法自強之樞紐。臣等奉命考訂法律，恭繹諭旨，原以墨守舊章，授外人以口實，不如酌加甄采，可默收長駕遠馭之效。” [1]由此可見，清政府選擇了以收回治外法權為突破口的變法自強。
二、取法日本的原因分析
1905年，清政府派載澤、戴鴻慈、端方、李盛缽、尚其亨五大臣分兩路考察政治，一路赴日本、英國、法國、比利時等，一路赴美國、俄國、德國、意大利等。1907年，再次派考察政治大臣達壽、于式枚，分別考察日本、德國憲政。但是以從英美帝國主義手中收回治外法權為直接目的的清末法律改革為什么沒有直接效法英美而是鐘情于日本呢?
（一）維護君權在封建集權中的霸權
從五大臣分兩路考察政治后的結論即刻明白，五大臣評價和取法西方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擇各國政治之中與中國政體相宜者”，即以當時中國君權至上和中央集權政體作為評價西法的標準和決定采取何種態度的依據。戴鴻慈、端方考察美國后認為“美國以工商立國，純任民權，與中國政體，本屬不能強同”。[2]348載澤對英國考察后認為英國國王權力很小，行政權也歸內閣所有，“英皇無形之影力”，且“其特色實在地方自治之嚴密”，故結論為“自非中國政體所宜”。[2]349（載澤、戴鴻慈考察日本后認為，“政柄操于君上，民無不通之隱君有獨尊之權”。[2]347（大有一見如故和相見恨晚之感，這與清政府不謀而合。戴鴻慈考察德國后認為德國皇帝擁有廣泛的權力，與中國最相似。在五大臣考察列強后，清政府出于保留封建君權的目的，做出了“遠法德國，近采日本”的決定。清政府希望用皇權的意志和力量對社會進行改革和重組，運用列強先進的法制武器來鞏固統治。
(二)日本勝利的巨大誘惑
除了維護君權在封建集權中的霸權外，日本在短短10年間取得了兩次戰爭的巨大勝利也大大地刺激了國人。日本幾十年前還是一個弱國，與西方列強交戰還是戰敗國。但是明治維新、甲午戰爭，特別是日俄戰爭后，日本迅速崛起的現實極大地刺激了晚清政府和國內的知識界，變法成功的日本引起了國人的關注，其政治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自然成了同樣急于擺脫尷尬地位的中國人效仿的對象。“甲午一戰使向以天朝大國為尊的清王朝大為震驚，舉國上下受到極大的刺激……其原因一是在歷史上日本曾經為中國的藩屬國，近代以來也一直受西方列強的欺凌，經過明治維新后其國力大增，不得不讓清廷刮目相看……于是一部分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及青年急欲至日本探究日本速強的原因，而清廷中的一些大員也欲借鑒日本的經驗，使中國的變法取得速效”。[3]“日本舊時制度，唐法為多。明治以后，采用歐法，不數十年，遂為強國。是豈徒慕歐之形式而能若是哉?其君臣上下同心同德，發憤為雄，不惜財力以編譯西人之書，以研究西人之學，棄其糟粕而擷其英華，舉全國之精神，胥貫注于法律之內，故國勢日張。非偶然也”。[4]袁世凱等都認為取法日本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經濟成本的原因
清末的財政狀況非常吃緊，而戰敗賠款更是雪上加霜，貧窮的財政使得花在變法上的錢也是少之又少。由于地域較近，效法方便，晚清直隸籍重臣張之洞在其名著《勸學篇》里講的十分明白：路近省費，易考察；文字、風俗相近，易懂和易仿行。在經濟成本的影響下，張之洞，沈家本，袁世凱等朝廷大員都大力推動赴日留學，赴日留學與日劇增。中國官民對日本的游歷和考察形成了留學以短期為主、長期為輔，游學以考察與聽課相結合的相對固定模式。據統計，晚清數年間直隸地區赴日游學和游歷兩項人數總和累計達數千人之多，[5]由此可見留日之甚。
日本教習的較低薪水也是原因之一。除了派員赴日研習之外，清政府還直接從日本聘請教習赴華任教。同英美等國家的教習相比，除少數名教習以外，日本教習的薪水較低，這使得清政府更愿意聘請日本教習來華任教。根據日本外務省在明治四十二年所編的《清國傭聘本邦人名表》，月薪高于300元的日本教習僅占總人數的17％左右，而歐美教習的月薪普遍在300元以上。[6]
(四)翻譯人才緊缺的原因
清末刑律改革過程中，外國刑法書籍翻譯工作一直是修訂法律館的重要內容，但精通外文人才緊缺。如同梁啟超所言：“日文發音少，所有發音在中文中都有，文法不復雜，大部分詞匯與中文有關，60—70％的語言都用漢字書寫。”[7]沈家本也說“各國法學各自為書，浩如煙海，譯才難得，吾國中不多見”，“日本則我同洲、同種、同文之國，譯和文非若西文之難也”。[8]從開館譯書到改革停止，據粗略統計，大約共翻譯了103種法律書籍，其中日本占38種。大量日本刑法書籍的傳人和發行，不僅清朝立法者懂得了西方資本主義刑法，而且社會各界也了解了中西刑法，有利于緩解刑律改革的社會阻力，擴大了社會影響，對修訂刑律是一種大促進。正如沈家本所說：“夫今日法律之名詞，其學說之最新者，大抵出于西方而譯自東國。”[1]2153這樣，由于翻譯人才緊缺的原因，日本就成為了中國學習西法的最主要的國家。
(五)日本政府的推動
由于日本與我國同種，與我國民交往時排斥較小，也無宗教信仰的沖突，加之日本與我國國情相近，民俗相仿，日文也與中文相通較多，比西文易學，故甲午戰爭后我國人民在渴望變法救國的大環境下都愿意向日本學習。
日本政府出于削弱俄國在華的勢力和影響，并最終稱霸中國的需要，從明治維新后，特別是從1895年起加強了從外交上對清朝的經營，拼命向中國推銷其變法成就，特別是政治法律制度，如時任日本駐華公使的矢野文雄就曾公開向日本政府建議傾全力吸納清國留學生，這樣做的好處是“修習法律、文學的學生等，必會依舊日本的制度來籌劃清國將來的發展。事若至此我國勢力在大陸的影響，豈不無可限量”![9]日本的勸誘，引起了急于變法的中國人的積極響應。就這樣，在日本政府的推動下，中國出現了效法日本的浪潮。據學者統計清末民初留日的法政學生總數大致在4000人左右，可見當時取法日本之盛。
三、結語
清末救亡圖存的法律變革中，傳統的法律體系被船堅炮利迅速撕毀，清政府在驚慌失措中作了大量的嘗試。在洋務運動和百日維新失敗后，面對著國內外的巨大壓力，清政府為了茍延殘喘，不得不接受了變法的道路。在面對眾多的岔路口時，被迫變法的清政府做出了取法日本的選擇。為什么是日本而不是傳統列強和法制先進的歐美諸國?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在不愿意變法的情況下，在沒作好變法的精神準備下，在沒對變法的困難作出充分的估計和應對下，在財力匱乏和人才奇缺的情況下，清政府被急于變法的社會推進了變法的時代洪流中，不得已選擇了一條成本最低的道路。
這場變法以鞏固清政府的中央集權為目的、以收回治外法權為直接動因，清政府懷著對未來的美好向往，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選擇了一條成本最低的變法道路，而這一切又對變法的目的和效果埋下了隱患。清政府希望以最小的成本來鞏固它的千秋大業，但卻開啟了中國法律向近現代轉型的大門。清末法律改革最終體現為由國家最高統治者發動、通過自上而下的行政程序推行的全方位的法律變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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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家本．寄移文存卷六•新譯法規大全序[M]．北京：中華書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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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清華大學校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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