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之峰 ]——(2002-5-22) / 已閱67099次
可風，從凱南的“非軍事遏制”，杜勒斯的“解放政策”，肯尼迪的“和平戰略”，尼克松的“不戰而勝”到布什的“超越遏制”戰略，都是主要針對蘇聯提出來的，其戰略目標，都是通過和平演變顛覆蘇聯，達到最終從地球上鏟除共產主義制度的目的。
（二）國際敵對勢力采用各種手段對蘇進行滲透，迫使其演變
為了達到和平顛覆蘇聯的目的，西方敵對勢力對蘇聯進行了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宗教等領域的一切手段的和平演變攻勢。而蘇聯在進入80年代后，為了解決長期積累的國內問題，擺脫日益嚴重的國內危機，實行改革，并向西方打開大門，尋求援助。這就不可避免地給西方敵對勢力推行和平演變打開了方便之門。在錯誤的指導思想和改革路線的指導下，蘇聯處處迎合西方的口味，以換取西方的支持與援助，從而一步步被引向了資本主義化的道路。
（一） 大搞攻心戰、宣傳戰，開展對蘇聯的思想文化滲透，搞亂其思想
西方壟斷資產階級一向重視意識形態的力量，把意識形態滲透放在其和平演變戰略的首位。他們知道，要從根本上征服社會主義蘇聯，就必須從攻心開始。就是通過攻擊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基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向蘇聯人民灌輸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政治思想和價值觀念，動搖人們的社會主義信念，引導人們向往資本主義。伊勒斯形象地說，“如果我們教會蘇聯的青年唱我們的歌曲，并隨之舞蹈，那我們遲早會教會他們用我們所需要他們的方法來思考問題。”
從50—60年代開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開始了對蘇聯以及東歐國家的思想文化滲透。80年代以后，這種滲透大大加強了，他們的主要做法：
一是利用新聞媒介主要是廣播電臺搞攻心戰。早在50年代，杜勒斯就主張通過“美國之音”等機構“挑起鐵幕后面各國人民的抵抗情緒，并使他們相信美國會給以道義上的支持”。實際上就是要利用廣播顛覆東歐，以瓦解社會主義陣營。他還提出要建立一個由美國軍事當局和國務院的有關官員組成的高級領導小組，負責指揮對蘇聯、東歐的廣播，使它具有充分的權威力量，來進行一場解放人類靈魂和思想的世界性戰斗。到了80年代，尼克松又呼吁美國成倍地增加對蘇廣播，利用新技術，設法發射一顆能將電視節目傳遍蘇聯的衛星。幾十年來，美國不惜花費巨大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建立了一個全球性的電臺廣播網。其中“美國之音”、專門對蘇聯、東歐廣播的“自由之聲”和“自由歐洲”廣播電臺，對蘇聯、東歐進行了竭力的輿論攻勢和顛覆性煽動。“美國之音”副臺長公開宣稱，“美國之音”的宗旨就是要破壞蘇聯及其衛星國的穩定，促使它們的人民和政府之間產生磨擦；盡量在共產黨集團各國領導人之間打入楔子，使他們相互不滿和互相猜疑；煽起民族主義的火焰，鼓勵鐵幕后面宗教感情的復萌。多年來，這些電臺利用蘇共歷史上的錯誤，大肆攻擊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渲染和夸大蘇聯國內的問題和困難，兜售西方生活方式和西方民主思想，宣傳抽象的人道主義，在蘇聯產生了極壞的影響。60年代末以后，蘇聯“反思”歷史、批判斯大林，揭露“大清洗”和研究超階級的人性、人道主義逐漸熱起來。近年來，蘇聯更是大搞“分開性”、“民主化”，消除歷史空白點，對蘇共歷史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列寧主義、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這正好與西方的反蘇宣傳相呼應。“雙重奏”的結果，使蘇聯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迅速泛濫，為蘇聯的演變奠定了思想基礎。西方反共電臺還直接參與和干預蘇聯國內的動亂。1989年8月，蘇聯波羅的海三個加盟共和國發生動亂，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了從這三個共和國打開缺口，促使蘇聯解體，動用上述三個電臺和英國的BBC，聯邦德國的德意志電波電臺等，聯合發起進攻，用俄語和波羅的海三國的語言，在節目中大量散布民族仇恨，甚至煽動搞武裝斗爭，扮演著“教唆犯”的角色。
二是利用人員往來播撒“自由的種子”，進行思想文化滲透。西方知道，加強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接觸，利用人員往來作意識形態的載體，“在鐵幕上打洞”，“播撒自由的種子”，可以大大加快推動蘇聯和平演變的進程。艾森豪威爾在1959年就主張在美蘇之間進行“大規模人民對人民的交流”，“努力鼓勵普通公民越過重洋去訪問他們各自領域中的同行”，以使他們受到美國的影響，動搖自己的信念。他還主張邀請一萬名蘇聯大學生到美國留學，費用全部由美國政府負擔。他之所以如此大方，是要讓蘇聯青年在美國接受西方思想和生活的熏陶，作為“自由的種子”帶回蘇聯國內去開花、結果。“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將在蘇聯掌權，我要努力爭取的正是這一代。”這就是其“大規模交流計劃”的動機。80年代以后，尼克松又鼓動美國政府：“對于蘇聯制度來說，最大的危險之一就是他們的思想、人民、社會同我們相接觸。這種接觸引起種種不受歡迎的對比，播下不滿的種子，這些種子有朝一日將結出和平演變之果。可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而是孤立東方，減少它同我們的聯系，我們就丟掉了我們對付克里姆林宮領導人的一件最有效的武器。”近些年來，隨著國際形勢趨向緩和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相繼搞改革開放，美國等西方國家與蘇聯、東歐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大大增加，東西方之間的人員往來也大量增多。這對于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利的，也是必需的。但是，事實卻是千真萬確的，西方敵對勢力一直在利用這種交往進行有意識的思想文化滲透和策反活動。在“正常”交往的背后，確有著不易被察覺的異乎尋常的和平演變活動。美國把這方面的工作重點放在留學生和訪問學者身上，認為讓外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接受作為美國立國之本的自由、民主原則的熏陶，對宣傳美國的價值觀念和影響其本國未來領導層有著重要意義，所有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訪問者訪美后，均對其本國的政治制度產生懷疑。他們尤其重視對蘇聯青年知識分子的熏陶，認為蘇聯的下一代已經有了新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很容易在這些人身上找到土壤。因此，他們千方百計對蘇聯青年一代進行策反工作，培養扶植蘇聯親西方的下一代，以“腐蝕蘇聯制度的基礎”。
在西方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進攻面前，蘇聯沒有給予有力的還擊。相反，卻采取了退讓甚至迎合的態度。蘇聯取消了學校的馬列主義課程，放棄對青年的思想教育，以放棄意識形態的壟斷為名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搞意識形態多元化，甚至從法律上、宣傳輿論工具上給予保證，迎合西方要求蘇聯給予“思想充分自由”的“愿望”。由于有思想上搞不設防，西方思想文化長驅直入，也使國內各種反共思潮得以暢行無阻，這在客觀上配合了西方的思想進攻，為西方敵對勢力推行和平演變掃除了思想上的種種“障礙”。
三是西方敵對勢力十分重視民主社會主義在推行和平演變中的作用，極力利用、培植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和民主社會主義者。美國人注意到，“戈爾巴喬夫在改革進程中已逐漸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這使他們興奮不已，因為“克里姆林宮出現一位修正主義的總書記所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它不僅必定復活和發展影響更深遠的東歐修正主義。它同時還剝奪了克里姆林宮對意識形態的仲裁權。它的特別嚴重的危險在于瓦解世界共產主義共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簡言之，哪怕莫斯科只出現一丁點修正主義，也會加速共產主義的政治崩潰和理論失敗。”（布熱津斯基，《大失敗》）因而，美國對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以及在此影響下泛濫于東歐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大為贊賞，認為這是蘇聯、東歐拋棄社會主義、通向資本主義的一種最有效辦法，對之加以大力扶持，極力引導蘇聯在否定了斯大林之后，要追根源，向列寧主義開刀，用民主社會主義重新解釋列寧主義的含義，使之更接近于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布爾什維克主義，或者干脆徹底拋棄列寧主義，重新確定自己的根源，尋找一位社會民主主義者作為自己的先驅。果然，戈爾巴喬夫不負美國人所望，直接從孟什維克那里找到了思想的“精華”，形成了的民主社會主義，以一種巧妙的方式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價值觀念。可見，在蘇聯的演變中，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與蘇聯國內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形成了里應外合。
(三)在經濟上誘壓兼施，誘迫蘇聯按照西方模式和意圖進行改革
以“經濟合作”、“經濟援助”為誘餌，誘使社會主義國家向西方靠攏，把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經納入資本主義軌道，或者利用貿易、援助、最惠國向社會主義國家施加壓力，迫使其在政治上讓步，接受他們的價值觀念和社會、經濟、政治模式，這是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一個重要手段。從60年代起，美國等西方國家就把對蘇聯、東歐的貿易和經濟援助作為“推動鐵幕后面的和平變革”的重要途徑。到了80年代，促使蘇聯“改弦易轍”更成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經濟援助的戰略目的和利益所在。例如，在戈爾巴喬夫剛開始改革、蘇聯向何處去還不明朗時，美國對援助和支持戈爾巴喬夫持謹慎和觀望態度，而當美國看到蘇聯的改革不斷右轉、對美國極為有利時，便馬上表示支持。布什上臺后，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三次會晤戈爾巴喬夫，與蘇聯簽署了一系列協議，還擴大了與蘇聯在經濟、技術、貿易等方面的交流與聯系，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支持戈爾巴喬夫。又例如，1972年，美國通過了“杰克遜一瓦民克修正案”，要求蘇聯每年至少要批準6萬猶太人出境，作為蘇聯獲得最惠國待遇的條件，當時遭到了蘇聯的拒絕。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實行“公開性”、“民主化”、“政治多元化”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了美國的常識，因此，1989年5月，美國放棄了這一修正案，給予蘇聯發最惠國待遇，以支持戈爾巴喬夫改革。
在“鼓勵蘇聯朝著一個開放的社會方向演進”的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又對蘇聯施加壓力，明確要求蘇聯在內政外交上全面采取符合美國和西方利益的政策，即要求蘇聯在國內問題上，實行私有化和市場經濟，完全向西方無條件開放，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實行多黨制和西方的議會民主，實行意識形態多元化和自由化；在國際問題上，要在國際活動中成為美國的伙伴，由美國定調，蘇聯附和，放棄對東歐的控制和停止對民族解放戰爭的援助，裁軍、撤軍、解散華約，以削弱蘇聯對西半球的威脅，等等。否則，美國的西方就不給蘇聯以支持與援助。
前不久，蘇聯為了挽救國內嚴重的經濟危機，向西方提出1500—2500億美元援助的要求。西方資本主義抓住這個機會，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條件，企圖以援助變、以援壓變。尼克松建議美國政府，美國關鍵的戰略不在于從經濟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毀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西方過早提供經濟援助不會促進蘇聯政治和經濟改革，只有對戈爾巴喬夫繼續施加壓力，才能使他接受摧毀社會主義的改革。布熱津斯基則具體提出了蘇聯獲得西方援助的四點先決條件，即私有化、民主化、加盟共和國自決、非軍事化，以把蘇聯改造成“政治上完全不同”的國家。他還主張由蘇聯、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著名的政界人士組成一個聯合會，以監督蘇聯迫切需要的變革的執行并長期的經濟和民主改革同它的過去決裂，那么美國愿意助一臂之力。
這些政界要人說得很明白，如果蘇聯想得到西方的巨額援助，那就必須洗心革面，實行“真正的改革”，即放棄社會主義，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蘇聯的經濟政治制度。而蘇聯為了換取西方的支持與援助，不惜出賣主權，迎合了西方的政治需要。戈爾巴喬夫一再向西方表示，蘇聯將把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有始有終地進行下去，希望得到西方的贊許同意。他向西方提出，蘇聯國內的改革勢力要與國際上支持蘇聯改革的勢力聯合行動，要求西方幫助蘇聯設計改革方案，并把改革的步驟同西方的援助結合起來。必須看到，西方勢力在同蘇聯建立和發展經濟關系、提供經濟援助時，始終把政治原則、戰略利益、安全利益和經濟上的競爭放在首位加以考慮，它們決不會無條件施舍，更不會花錢培植一個強大的敵對國家，一個威脅自身利益的競爭對手。它們只不過是把援助作為誘餌，引誘蘇聯的改革脫離社會主義軌道，從而把蘇聯納入資本主義體系，使蘇聯變成“沒有牙齒的獅子”，淪為對西方毫無威脅的依附于西方的二等國家。蘇聯自愿將自己的改革進程、方向交給西方審查、控制和監督，這就等于把決定蘇聯社會制度及發展方向的大權拱手交給了西方。這使得西方完全能夠按自己的需要去“塑造”蘇聯。
（四）以“人權”為旗號，向蘇聯施加政治壓力，扶植蘇聯國內的反對勢力和西方的代理人
“人權”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付蘇聯的一張“王牌”。早在50年代，美國就利用“人權”攻擊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制度，誣蔑“共產主義世界踐踏人權”，煽動東歐人民起來“爭人權”、求解放“，擺脫蘇聯的控制，推翻共產主義的統治。但在70年代中以前，由于美國頻頻發動侵朝、侵越戰爭以及國內一樁樁違反人權的“丑聞”的困擾，美國難以高談“人權”調子。隨著越戰的結束、蘇共歷史上肅反擴大化和中國文革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公之于世，美國政府抓住把柄，儼然以“人權衛士”自居，開始大張旗鼓地用“人權”招牌推行強權政治，干涉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
1975年，美國國務院正式成立了“人權事務司”。1977年，美國總統卡特正式打出了“人權外交”的旗號，聲稱要對蘇聯、東歐國家提出人權方面的挑戰，用“道義”來彌補軍事力量的不足。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后，西方已把人權政治領域擴大到經濟、貿易、文化等領域，大大強化了“人權外交”這一手。美國用“人權”這把利劍，對蘇聯的國內外政策和措施施加壓力，按照西方的意圖影響蘇聯事態的發展，以迫使蘇聯遵守“國際行為標準”，服從西方的政治意圖。美國等西方國家還借蘇聯的一些黑暗面，向人們大肆宣揚資產階級人權觀，攻擊無產階級專政“踐踏人權”煽動人們為“爭取人權”起來推翻“極權統治”，并鼓吹美國是尊重人權的“典范”，要蘇聯向美國學習。西方的這種“人權攻勢”，使西方敵對勢力在對蘇聯推行和平演變中占了有利地位，正如布熱津斯基自己說的：“倡導尊重人權影響巨大，意義深遠，可加速共產主義衰亡的里程。人權是時代最具吸引力的政治概念。西方大聲疾呼尊重人權，已使所有共產黨國家處于守勢。”
美國大搞人權外交的一個更重要目的，是扶持蘇聯國內的反對派，即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卡特一上臺就接見了前任總統福特避而不見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索爾仁尼琴，并公開致信給蘇聯另一名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給他鼓氣，表示美國“將繼續履行在國外促進人權的堅定諾言”。多年來，美國一直要求蘇聯釋放“政治犯”，恢復持不同政見者的“自由”和“名譽”，允許其參加政治活動，把它作為美談判的一項重要內容和改善美關系、援助蘇聯的一個條件。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在美國的壓力下，蘇聯逐漸釋放了在押的“持不同政見者”，或允許流放在外的“持不同政見者”回到莫斯科，并恢復了他們的政治權利。如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回到莫斯科后，不僅被選為人民代表，而且成為最高蘇維埃成員。他們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在獲得“自由”后，很快形成了一股反對勢力，在蘇聯國內的反共活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薩哈羅夫就由于在“爭取蘇聯人權”方面的“出色表現”而獲得由西方操縱的諾貝爾和平獎。
（五）利用民族矛盾肢解蘇聯，以達到其摧毀社會主義的目的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蘇聯搞和平演變，說到底，就是要使蘇聯變成一個四分五裂、徹底解體、無力再對美國和西方構成威脅的蘇聯。所以，利用民族問題，挑起民族動亂，瓦解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蘇聯推行和平演變策略的一個重要。布熱津斯基直言不諱地說，美國要支持蘇聯爭取自決的民族運動，幫助蘇聯各共和國成為獨立國家，以此作為“幫助蘇聯向多元化的民主社會過渡的主要手段”。因此，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僅通過廣播、電視、報紙雜質大造輿論，挑撥民族關系，煽起民族主義的火焰，鼓動各共和國的民族主義勢力和民族分離勢力制造民族糾紛，挑起民族動亂，而且直接公開插手蘇聯的民族爭端。一方面，他們通過西方駐蘇使館人員和特務直接參與制造民族糾紛和民族沖突事件。例如蘇聯外交部揭露，美國一些外交官企圖煽起民族主義情緒，鼓動在莫斯科的某些克里米亞韃靼人進行反社會活動；蘇聯報紙也透露，西方反蘇勢力同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民族主義分子互相勾結，造謠惑眾，火上澆油，其目的是想把蘇聯變成經常發生民族沖突的舞臺。另一方面，他們打出支持各加盟共和國“人民自決”的旗號，反對中央政府采用武力解決國內問題，以支持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活動，并直接同加盟共和國建立聯系，以斧底抽薪的手段，促使蘇聯解體。布什在訪蘇期間，多次在公開場合講波羅的海三國獨立問題是發展美蘇關系的一個主要障礙，迫使蘇聯當局承認三國獨立。他宣稱要“支持中央和加盟共和國那些謀求自由、民主和經濟解放的人”，還表示支持戈爾巴喬夫的新聯盟條約，并以各種手段促使蘇聯盡早簽訂該條約，認為這個聯盟條約將使各加盟共和國在政治、社會、文化、經濟方面享有較大的自治權力。
西方敵對勢力肢解蘇聯的圖謀，在蘇聯國內得到了呼應。蘇聯推行政治改革形成的小氣候，使蘇聯國內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沉渣泛起，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人民陣線等各類組織應運而生，并很快在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相繼建立起來。這類沖破“改革阻力”的借助力量，給予承認和支持。這就縱容了民族主義分子及其活動。接著，各加盟共和國又成立了一批民族主義政黨，共產黨內也分離出贊同和支持民族主義的“民主派”。這些組織、派別和政黨結成一股反共的民族主義和分立主義勢力，與西方肢解蘇聯的和平演變手法相配合、相協調，推行民族分立主義路線，導致蘇聯民族問題全面爆發，民族分立趨勢愈演愈烈，加速了蘇聯和平演變的進程。
（六）利用宗教勢力配合其和平演變攻勢，培植和擴大蘇聯國內演變的社會基礎
宗教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其世界觀是一促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對信教的人們有很大的感召力。它即可以被積極地利用，也極容易被反動勢力所利用。當宗教操縱在反共勢力手中時，它就成了敵對勢力向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進程中有著特殊的活動能量。自認為，“教會為政治上分裂成東西方的歐洲國家提供了唯一的歷史橋梁”。西方分析家評論說，作為羅馬教廷大本營的梵蒂岡“不僅正在試圖謀求同共產主義和解，而且實際上要擊退共產主義，但在方式上要從個人的道德立場，而不是從政治立場去進攻它”。因此，它歷來被美國當權者所看重。特別是70年代以來，美國同梵蒂岡的關系更加異乎尋常。美國歷屆總統都要到羅馬同教皇會商。1978年波蘭的大主教成為羅馬教廷的新教皇。這個新教皇為適應和平演變戰略的需要，調整了對蘇聯、東歐的政策，“從單純承認共產黨在東方的政治力量”轉變為“從道義和宗教的觀點對那種力量做出審慎的挑戰”。新教皇還對蘇聯、東歐的天主教會任命了一批紅衣主教。這些被任命的紅衣主教本身就是其所在國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主持的天主教會也成了持不同政見者和反對派的活動中心和庇護所。美國對新教皇的這種“密切配合”深表滿意。1983年，美國政府撥款45萬美元，以加強美國和宗教領袖的合作。1984年，美國同梵蒂岡正式建立外交關系。1987年，進而根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召開之前飛抵羅馬拜會教皇，就蘇聯、東歐的改革問題舉行了會談。據美宣稱，會談“非常成功”。這些情況表明，在向蘇聯、東歐推行和平演變的過程中，美國越來越重視同梵蒂岡協調行動。
宗教勢力在蘇聯、東歐的演變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波蘭總統瓦文薩直言不諱地說：“沒有教會的支持，就沒有團結工會的存在，也不可能有大選的勝利。”在蘇聯，在西方敵對勢力“信教自由”的鼓噪和羅馬教廷的積極活動下，由于蘇聯國內政治失控，蘇聯的東正教勢力迅速擴大，教徒人數激增。東正教掌握了蘇聯的主要宗教活動，其對蘇聯人民的思想觀念乃至行為方式都有很大的影響。此外，十月革命后一些被長期停止活動的宗教組織死灰復燃，一些原來在地下秘密活動的宗教也轉為公開活動。這些宗教組織在按照西方和平演變戰略意圖行事的羅馬教廷的操縱下，配合國內外的反共寶劍，利用宗教活動在意識形態領域開辟陣地，宣揚西方的自由化思想，煽動人們的不滿情緒。有的還直接從事推翻共產黨的活動，把宗教當作組織群眾進行反政府活動的工具。反動宗教勢力與西方的和平演變攻勢相互配合，沆瀣一氣，在促進蘇聯演變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此外，西方敵對勢力還通過秘密渠道，采取拉出去，打進來的辦法搞顛覆活動；通過對蘇聯軍隊進行滲透、削弱蘇軍作為人民政權柱石的作用和力量的辦法，達到其和平演變的戰略目的。
（七）“8·19”事變后，美國等西方國家繼續促使蘇聯加速向資本主義演變
蘇聯改革幾年的進程表明，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是西方敵對勢力在蘇聯推行和平演變的代理人。只有依靠他們，西方才能夠達到促使蘇聯演變的目的。因此，蘇聯“8·19”事變一發生，美國馬上與其他西方國家聯合起來，用各種手段尤其是新聞輿論反對緊急狀態委員會，支持葉利欽的行動，以政治、經濟制裁要脅讓戈爾巴喬夫重新上臺、在整個事變過程中，美國為幫助戈爾巴喬夫得出了大力。但戈爾巴喬夫得出后，美國并沒有因此罷手。“幫助致力于改革的領導使蘇聯來一個決定性地脫胎換骨，而不僅僅是改革”《這才是他們扶持戈爾巴喬夫上臺的目的。因此，他們抓住時機，窮追不舍地發動攻勢，以進一步搞垮蘇聯，加速其演變蘇聯的戰略目的。
首先，加速蘇聯盟“權力分散”、最終解體。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提出，一個強有力的蘇聯中央政府始終是帶有擴張性的，如果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權力得到加強，蘇聯對鄰國的威脅就會減少，這對美國是有好處的，因此，美國應把注意力集中在蘇聯的“權力分散”一點上。8月22日，布什宣稱，蘇聯過去由于某些原因沒有得到西方的援助，其中之一就是沒有一項聯盟條約以此為誘餌，他敦促戈爾巴喬夫盡快同各加盟共和國簽訂分散權力的“新聯盟條約”，以圖把蘇聯肢解成最符合美國利益的介于英聯邦與歐共體之間這樣的模式的松散結構。
其次，把和平演變的重點移至加盟共和國。蘇聯局勢發生劇變后，美國認為戈爾巴喬夫時代已經結束，美國人不應再把戈爾巴喬夫當作蘇聯改革與和平的唯一中心，蘇聯演變的未來與和平的希望在于加盟共和國。布什表示在新聯盟條約簽訂后，“該以加盟共和國為中心了”。為此，美國政府正逐步增加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直接援助，通過從加盟共和國的演變開始，促進整個蘇聯發生變化。
再次，公開支持波羅地海三個加盟共和國獨立。以波羅地海三國為突破口肢解蘇聯，美國圖謀已久。“8·19”事變給美國加快實現這個圖謀帶來了時機。事變后幾天，美國政府就著手籌劃“盡快把美國的原則立場變為現實”，加速使三國獲得獨立。果然，時隔不久，美國的目的就達到了。
最后，繼續“以經援促改革”，使之加速演變。8月22日，布什在同戈爾巴喬夫通電話，得知“局勢已得到控制”后，馬上宣布恢復對蘇聯的援助，繼續考慮給蘇聯貿易最惠國待遇地位和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準成員國資格，但表示美國仍不會向蘇聯提供大規模的直接財政援助。他告誡戈爾巴喬夫，蘇聯要得到“最好辦法就是實行真正的、徹底的經濟改革計劃”。要戈爾巴喬夫在明顯清除了一些強硬派后，“放手同葉利欽總統密切合作”，加速政治、經濟方面的“改革”。這就是說，美國對蘇聯仍堅持“以援壓變”、“以援促變”的立場。一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更露骨地說：戈爾巴喬夫必須對美國和西方支持他復出給予“回報”。回報的內容是：大幅度削減軍費，減少對古巴的經濟、軍事援助，迅速批準不久前簽訂的削減戰略核武器條約，在召開中東和會方面繼續給予合作。也就是說要同美國更密切合作，共建“世界新秩序”，回到“國際社會”中來。
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插手下和干預下，事變后的戈爾巴喬夫急劇右轉，與葉利欽一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蘇聯局勢急轉直下，發生了根本變化。毫無疑問，在蘇聯“8·19”事變后加速向資本主義演變的過程中，美國等西方國家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閃爍著耀眼光彩的克里姆林宮紅旗隕落了。人們在扼腕痛惜的同時，思考著應該從中汲取什么教訓。尤其是正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我國人民，總結蘇聯演變的教訓，更為重要，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沿著正確的方向健康地發展。“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經過科學的總結，蘇聯演變這一世紀性悲劇也可以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寶貴財富。
蘇聯演變是由多種因素綜合起作用造成的。因此，應該從蘇聯的歷史性事件中吸取教訓也是多方面的。如果大體劃分一下，導致蘇聯演變的因素有三類，相應地，應該吸取的教訓也是三個方面的。第一類是帝國主義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這是蘇聯發生外部條件。自從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以來，帝國主義始終把顛覆和消滅社會主義制度作為根本任務，當武力達不到這一目的的時候，他們就改用“和平演變”手段。蘇聯的演變正是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戰略的得手。只要地球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并存的局面沒有改變，國際范圍內的階級斗爭就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斗爭從根本上講是“你死我活”的，不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所謂“兩趨同”的第三條道路是不存在的，蘇聯的演變證明了這一點。吸取這一教訓，我們必須重視反對“和平演變”的斗爭，切不要因為他們的“加強友好往來”、“擴大經濟合作”等美麗的詞藻就模糊了對帝國主義本質的認識。
第二類是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失誤的弊端，這是蘇聯發生演變的重要內部因素，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確存在許多值得我們吸取教訓的問題。概括起來，大體上是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政治體制、經濟體制上的弊端；二是具體的政策、工作方法上的失誤，例如經濟發展的畸形化，肅反擴大化，外交政策上的霸權主義等等，這些問題的積累（有的問題甚至惡化），引起了人民群眾的不滿，必須努力把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工作做好，尤其是要集中力量把經濟搞上去，消除敵對勢力可以利用的各種隱患，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對于這一類因素，我們需要從實際出發分門別類進行具體分析，總結經驗教訓，這對改進我國各個領域的具體工作都是具有借鑒意義的。在總結教訓時必須牢牢把握實事求是的原則，在方法上要注意：第一，全面地分析，既看到問題，又看到成就，而且分清主流、支流，切忌用已經變化了的條件去評價不同條件下的歷史現象；第三，科學地分析，如實找出所出現的問題的根源，進而明確改革的對象，切忌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第三類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這是蘇聯發生演變的主要的、根本的、決定性的因素。帝國主義一直處心積慮地要摧垮蘇聯，實施“和平演變”戰略也已有40多年歷史了，國內敵對勢力也從未放棄過奪取政權、恢復資本主義這一目標。至于說到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失誤和弊端，實事求是的說，最嚴重的階段已經過去，盡管還存在許多問題，但遠不足以導致蘇聯的垮臺。那么，為什么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會發生政局劇變、制度演變的悲劇呢？原因只能從執政的共產黨內部去找。蘇聯的演變，歸根到底是由于共產黨執行了一條新的修正主義路線，這就是以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路線是決定一切的，路線錯了，是會亡國的。
在蘇聯推行人道的社會主義路線的后果是十分明顯的。第一，它使得蘇聯共產黨的性質發生根本性變化，從共產主義式的、思想統一的、擁有強大戰斗力的無產階級政黨，蛻變為社會民主主義式的、思想混亂、組織渙散的資產階級政黨，在政治動亂中被敵對勢力一攻就垮，甚至不攻自垮，以致戈爾巴喬夫之流借“8·19事件”宣布解散共產黨時，沒有一個黨組織起來反抗。第二，它使得社會制度發生質變，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實行資產階級的多黨制；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作用，實質意識形態多元化；如此等等。這就顛覆了社會主義制度，從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全面地復辟了資本主義制度。第三，它使得共產黨在敵對勢力制造的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政治斗爭中，看不清斗爭的實質，因而在敵對勢力咄咄逼人的攻勢面前，不是針鋒相對進行反擊，而是步步退讓，企圖以妥協求得事態的平息，最終丟失了政權，釀成了蘇共被肢解的悲慘結局。
所以，蘇聯的演變為我們提供的最根本教訓是：必須警惕和防止黨內出現修正主義，保證各級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義手里，蘇聯的解體是一面歷史的鏡子，它從反而告誡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發展和完善馬列主義理論體系，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對外開放，我國對外開放的基本路線是馬列主義理論的具體運用，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改革開放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要解決這樣的問題，離不開馬列主義正確的理論指導，只有這樣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充滿生機和活力，我們偉大的黨才會朝氣蓬勃勇往直前。
現在我們偉大的黨正領導全國人民從事一項偉大的事業，要完成這偉大事業，需要有偉大精神，偉大實踐需要偉大理論。鄧小平理論、江澤民新時期黨的建設方面的講話及“三個代表”的思想，是引導我黨和全國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斷前進的一面旗幟，是指引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支柱，是我們戰勝一切困難的力量源泉。
蘇聯演變的確是世界社會主義事業遭受到的最大挫折，在全球范圍內，社會主義跌入低潮，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使社會主義朝著健康的方面發展，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將在總結蘇聯教訓的基礎上更成熟起來，一定會把社會主義建設搞得更好。
參考文獻：
俄羅斯研究，1999年第一期。周新城，《蘇聯演變的歷史教訓》。
作者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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