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

（1981年6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


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幾個法律以來，各地、各部門不斷提出一些法律問題要求解釋。同時，在實際工作中，由于對某些法律條文的理解不一致，也影響了法律的正確實施。為了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必須加強立法和法律解釋工作。現對法律解釋問題決定如下：
一、凡關于法律、法令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作補充規定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進行解釋或用法令加以規定。
二、凡屬于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凡屬于檢察院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解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解釋如果有原則性的分歧，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或決定。
三、不屬于審判和檢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體應用的問題，由國務院及主管部門進行解釋。
四、凡屬于地方性法規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作補充規定的，由制定法規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進行解釋或作出規定。凡屬于地方性法規如何具體應用的問題，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門進行解釋。
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社會主義法制的嚴重破壞和毒害，有些人的法制觀念比較薄弱。同時，對法制的宣傳教育還做得很不夠，許多人對法律還很不熟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各級國家機關、各人民團體，都應當結合實際情況和問題，并利用典型案例，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宣傳教育工作，使廣大干部、群眾了解有關的法律規定，逐步普及法律的基本知識，進一步肅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流毒，教育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和公安、檢察、法院等司法工作人員，認真遵守和正確執行法律，依法處理人民內部的各種糾紛，同時要善于運用法律武器，同一切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違法犯罪行為進行斗爭。


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等三個決定（草案）的說明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 王漢斌

這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草案）”、“關于死刑案件核準問題的決定（草案）”和“關于處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勞改犯和勞教人員的決定（草案）”，是根據各地在打擊刑事犯罪、整頓社會治安工作中提出的問題和意見起草的，并在最近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主持召開的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武漢五市治安座談會上進行了討論修改。現對這三個決定（草案）說明如下：
一、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草案）
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幾個法律以來，各地、各部門不斷提出一些法律問題要求解釋。同時，在整頓社會治安工作中，由于對某些法律條文理解不一致或者不準確，也影響了法律的正確實施，發生一些該捕不捕，該判不判或者重罪輕判的現象，不利于加強同現行刑事犯罪活動進行斗爭。例如有的把刑法第132條規定的“故意殺人罪”解釋為僅指有預謀的殺人，而把沒有預謀的故意殺人，以“事先沒有殺人意圖”作為“理由”，不按故意殺人而按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判處；有的把刑法第139條規定的“強奸”罪，解釋為必須女方有反抗行動，而對于那些在罪犯威脅下被害婦女不敢反抗而被強奸的，不按強奸罪判刑；有的把刑法第153條盜竊犯“抗拒逮捕”應按搶劫罪判處，解釋為僅指抗拒司法人員依法逮捕的，而對行兇抗拒群眾捉拿的犯罪分子，不按搶劫罪判處。還有的對寫信同敵特機關掛勾，表示要“推翻共產黨的統治”，向敵特機關密報我導彈基地、新建空軍機場的情報，并向敵特機關索取武器、彈藥、發報機等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的，說是為了要錢要物，沒有反革命目的，后果不嚴重，而不按反革命罪判處，免予追究刑事責任。這些情況說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對于正確執行法律，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具有重要的作用。對這個問題，1955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曾通過關于解釋法律問題的決議，同年7月彭真同志在向第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所作的關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報告中，又對這個問題作了說明。現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決議（草案），除了重申1955年決議的規定外，并根據新的情況，做了一些補充。規定對法律、法規的解釋，要根據不同情況，分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務院和各主管部門，以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和人民政府主管部門負責。決議（草案）沒有規定的一些有關法律的學術性和常識性的解釋問題，可以由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宣傳機構進行解釋，一些專家、學者和法律工作者也可以對法律進行宣傳解釋，但這些宣傳解釋在法律上沒有約束力，不能作為執行法律的依據。
目前，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社會主義法制的嚴重破壞，流毒很深，有些人的法制觀念比較薄弱。同時，擾亂社會治安的分子，絕大多數是青少年，他們為什么會犯罪，原因很多，也很復雜，但最主要是受了林彪、“四人幫”的毒害，走了邪路。“文化大革命”中，動不動就抄家，武斗，打砸搶，捅刀子，無法無天。現在20歲左右的人正是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雖然絕大多數是好的或者比較好的，但也有些人不知不覺地中了毒，動不動還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搞打砸搶，甚至把捅刀子不當回事。我國的法制雖然還不完備，但是建國以來，特別是黨的三中全會以來，已經制定了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法令和行政法規。例如，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制定的“刑法”、“刑事訴訟法”以及“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關于勞動教養的決定”和“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等，為打擊刑事犯罪、維護社會治安、鞏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提供了比較系統的法律武器。這些法律、法令，對殺人、強奸、搶劫、爆炸、放火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規定可以判處死刑，對其他各種違法犯罪行為，包括對打砸搶、沖擊、圍困、占領機關，非法綁架、扣押國家工作人員、人民群眾和軍警人員，破壞、搶奪公私財物，阻攔車輛，堵塞交通，破壞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人民生活秩序，對于隨意張貼大、小字報，公然造謠、誣陷、侮辱他人，等等，都有具體處罰的規定。但是，許多干部、群眾，甚至司法工作人員，對法律不大熟悉，或者很不熟悉，不會或不善于運用法律武器同違法犯罪行為進行斗爭。因此，當前迫切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和問題，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宣傳教育，進一步肅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流毒，使干部、群眾逐步了解有關法律規定，明確哪些行為是違法犯罪的，從而增強法制觀念，自覺遵守法律，并對各種違法犯罪行為進行斗爭。公安、檢察、法院等司法人員更要認真學習法律，熟悉法律，嚴格依法辦事，善于運用法律武器同違法犯罪行為進行斗爭，即要防止發生新的冤假錯案，又不能使那些現行的刑事犯罪分子，特別是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逃脫法律應有的制裁，更不能徇私枉法或徇情枉法。
二、關于死刑案件核準問題的決定（草案）
1979年制定“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時，為了貫徹少殺的方針和避免發生“文革”中曾經發生的那些不可挽回的冤案、假案、錯案，規定死刑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但是，1979年秋以來，全國大中城市不斷發生殺人、強奸、搶劫、爆炸、放火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惡性案件，社會治安問題很嚴重，人民群眾很不滿意。1979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討論了社會治安問題，并決定在1980年內，對殺人、強奸、搶劫、放火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現行刑事犯罪分子判處死刑案件的核準權，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權給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實踐證明，這樣做對于及時打擊現行刑事犯罪分子，震懾罪犯，教育人民，維護社會治安，起了積極的作用。在當前社會治安的嚴重情況還沒有根本好轉的情況下，不少省、自治區、直轄市建議，在最近幾年內，對上述幾種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現行刑事案件判處死刑的，仍然由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核準。我們考慮，這些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現行刑事案件，一般案情清楚，證據確鑿，不容易搞錯。同時在目前情況下，如果都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很難及時批復，不利于迅速、及時打擊嚴重的、現行的刑事犯罪活動，人民群眾很有意見。因此，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在1981年至1983年內，對犯有殺人、搶劫、強奸、爆炸、放火、投毒、決水和破壞交通、電力等設備的罪行需要判處死刑的，仍由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或者核準。至于反革命犯、貪污犯等判處死刑的案件，仍須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的案件，被告提出上訴的，也仍按法定程序由最高人民法院終審判決。
三、關于處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勞改犯和勞教人員的決定（草案）
勞改犯和勞教人員逃跑或者期滿釋放后，又進行犯罪活動，是當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一個突出問題。北京市今年第一季度處理的案犯中，從勞改、勞教場所逃跑或期滿釋放又重新犯罪的，占42％。特別是那些重大惡性案件，很多是這些人干的。如北京北海公園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的將劃船的三名女學生強行帶走，并將其中二人強奸的惡性案件，11名犯罪分子中，就有9人是從勞教場所逃跑出來的或者是解除勞教、強勞的人員，有的還是“六進宮”、“七進宮”的。這些人作案手段殘酷，對社會危害極大。其中不少人還毒害、教唆青少年犯罪，組織或操縱所謂“團伙”為非作歹。廣大人民群眾強烈要求從嚴懲辦這些屢教不改的違法犯罪分子。因此決定（草案）規定，對于勞改犯刑滿釋放后又犯罪的、勞教人員解除教養后三年內或者逃跑后五年內又犯罪的，應予從重判處；勞改犯逃跑后又犯罪的，從重或加重判處（以上所講的重新犯罪，都不包括過失犯罪）。對其中家在城市的，還應當注銷本人城市戶口，送他們到不易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地方進行勞教或勞改，期滿后留場就業，不得回原大中城市。這樣做，不僅對維護城市治安是必要的，同時也可以使這些人較難于重新犯罪，有利于對這些人的教育改造。
目前有些違法犯罪分子，猖狂地對檢舉人、被害人以及辦案的公、檢、法人員和制止他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干部、群眾行兇報復，使一些人民群眾不敢同犯罪活動進行斗爭，甚至有“好人怕壞人”的極不正常的現象。為了打擊邪氣，扶植正氣，支持人民群眾和公檢法人員同犯罪分子進行斗爭，決定（草案）規定，對行兇報復的勞教人員和犯罪分子，應當依法從重或加重判處。
這里需要說明：加重判刑是“刑法”沒有規定的，是對“刑法”的補充規定。這個規定只適用于決定（草案）所列舉的兩種特定的犯罪分子：一種是勞改犯逃跑后又犯罪的；另一種是勞改犯和勞教人員對檢舉人、被害人和有關的司法工作人員以及制止他們進行違法犯罪行為的干部、群眾行兇報復的。對其他犯罪分子，則不能加重判刑。對上述兩種罪犯也不是都要加重判刑，而是要根據不同的犯罪情節，有的加重判刑，有的從重判刑。至于如何加重判刑，不是可以無限制地加重，而是罪加一等，即在法定最高刑以上一格判處。如法定最高刑為10年有期徒刑的，可以判處10年以上至15年的有期徒刑；法定最高刑為15年有期徒刑的，可以判處無期徒刑；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的，可以判處死刑（包括死刑緩期2年執行）。
這三個決定（草案）和說明，是否妥當，請審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