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麗君 ]——(2009-8-25) / 已閱31208次
昭彰現代刑罰理念：嚴酷背后的溫情——重刑主義觀念對我國社區矯正制度的影響
周麗君 吳思博
摘要
隨著人類社會文明、理性的進步，行刑社會化及刑罰輕緩化的發展，社區矯正為代表的非監禁刑必將取代監禁刑占據刑罰執行體系的主導地位。目前，社區矯正在我國處于本土化的探索階段，傳統的重刑主義觀念成為制約社區矯正工作推進的關鍵因素，體現為司法機關不積極適用，社區群眾不主動參與，服刑人員自身難以認同等方面。本文試圖通過對社區矯正的優勢闡述說明重刑主義觀念是制約社區矯正工作開展推進的關鍵因素，同時對變革重刑主義觀念的實踐途徑問題進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關鍵詞：社區矯正；重刑主義；再社會化
社區矯正是指將符合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中，由國家機關領導，在社會專業工作者及志愿者的協助下，在法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罪犯心理及其惡習并促使其順利再社會化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社區矯正作為一種新的刑罰執行方式，已被世界各國廣泛使用。在我國，社區矯正作為一項刑罰執行制度改革的成果,目前正處于試點階段,在工作理念、制度和措施還處于借鑒學習和探索實踐階段，“法律是一種文化的表現形式，如果不經過某種本土化的過程，它便不可能輕易地從一種文化移植到另一種文化。”【1】 我國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的狀況與西方國家存在很大的差異，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積極開展探索研究和實踐創新活動，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完善新機制，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區矯正制度。
一、社區矯正的優勢
社區矯正符合刑罰輕緩化、非監禁化趨勢及刑罰執行社會化、開放化和刑罰效益原則的要求，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及旺盛的生命力。
（一）社區矯正符合刑罰輕刑化、非監禁化趨勢，為中國刑罰制度的改革提供思路。
自清末確立以徒刑為主的刑罰制度以來，近百年我國的刑罰僅增加了死刑緩期執行的方式和創制了管制刑，自由刑執行方式相當單一，監禁刑始終處于刑罰中心地位。【2】 而社區矯正是與監禁刑相對的行刑方式，是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符合刑罰文明化、人道化、輕緩化的發展趨勢，符合刑罰經濟原則，是構建和諧社會、和諧社區的必然途徑，有利于犯罪人重回社會，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監獄擁擠問題。這種不剝奪自由的非監禁刑將開始改變幾千年來在中國刑罰體系中的陪襯地位，成為與監禁刑并列的主要刑種。這種改變為探索中國刑罰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思路，開辟了刑事司法的新領域。
（二）社區矯正實現行刑目的與手段的統一，有利于罪犯再社會化和回歸社會。
社區服刑人員在服刑，不離開家庭，不離開工作、生活、學習的環境，將其置于社區內服刑，使其像普通人一樣與社會保持聯系，為其再社會化提供環境和條件，同時又可以有效的避免監禁刑因集中關押而造成的交叉感染。此外，社區服刑人員為社區提供的無薪服務，一方面可以體會到勞動的艱辛，有利于犯罪人反思自己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培養其對社會的責任感，從而使其自覺悔過，自我矯正；另一方面社區服刑人員所創造的勞動成果不僅可以補償被害人，也可以使社區居民直接受益，有利于社區群眾對服刑人員的接納、認同，有利于重新回歸社會這一根本目標的實現。
（三）社區矯正有利于緩解監獄行刑的壓力，且節約國家行刑成本。
在“嚴打”的刑事政策下，我國長期運行以監禁刑為主導的刑罰適用模式，導致監獄押犯飽滿、監獄擁擠問題，刑罰的社會成本不斷增加。如果按照這樣的刑事政策繼續發展，我國監獄內的在押犯將會翻番，在國家拿不出更多的資金來投資新的監獄或對原有監獄擴充的情況下，通過對管制、緩刑、假釋等非監禁刑的適用，社區矯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緩解監獄擁擠問題。
此外，監禁刑的運行成本是十分昂貴的。據統計，我國每一名罪犯一年投入改造所需費用不低于5000元。如果以全國百萬罪犯數字計，我國每年在罪犯矯正方面的投入就需500多億。【3】 國家對監獄改造的投入越來越多，但由于監獄內在押犯驟增，許多監獄的財政不足，作為改造手段的監獄服刑人員的勞動現已經作為監獄生存和發展的途徑，這就大大影響了罪犯的矯治質量。社區矯正的推行，可以極大的降低行刑成本，因為社區矯正本身的經濟成本比較低，一般不超過監獄運行成本的20%。【4】
由此可見，社區矯正作為一種新型的刑罰執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監禁矯正的不足，克服監禁矯正導致的行刑目的與手段相矛盾的弊端，讓罪犯在不脫離社區環境的條件下進行教育矯治，從根本上有利于罪犯的再社會化，同時，社區矯正作為刑罰文明化、輕緩化的表現形式，可以與監禁刑共同構成我國刑罰執行體系，此外，從刑罰經濟學角度來講，社區矯正可以分流一部分罪犯，緩解監禁矯正的壓力，減少國家司法資源及行刑成本。
二、重刑主義觀念是制約社區矯正推進的關鍵因素
社區矯正在我國正處于本土化的探索階段，是一個新生事物，深入推行有利于發展此種行刑社會化的刑罰執行方式，不僅要有完善的制度做保障，更重要的是社會成員思想觀念上的接受和認可。長期以來，我國受重刑主義、同態復仇觀念的影響，面對刑罰輕緩化、文明化、理性化、人性化的社區矯正，讓人們在短時期內接受并積極參與是有一定困難。目前，從試點地區情況來看，重刑主義觀念成為制約社區矯正工作開展和全面深化的觀念性制約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司法機關受重刑主義的影響，不積極適用社區矯正。
由于我國長期受重刑主義觀念的影響，導致立法和司法行政領域都不積極適用社區矯正，如在立法層面，我國現行刑法規定死刑的罪名多達68個，與西方有些國家法律已經明確廢除死刑，或者雖然法律規定有死刑刑罰，但在過去10年甚至更長時間未執行過死刑的國家相比較，便充分說明了我國立法機關深受重刑主義影響；在司法層面上，具體的執法情形更足以體現嚴厲性、報復性、懲罰性，假釋、緩刑等非監禁刑的適用率極低。
“人們把死刑以及懲罰性、嚴厲性僅次于死刑的監禁刑當做對付犯罪問題的首選對策，認為只有這樣隔離排害才能保衛社會公眾安全，而認為非監禁刑的懲罰性、嚴厲性都太年輕，都不足以達到威懾犯罪人和降低犯罪的目的。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無論是決策者、立法者還是具體的辦案人員，都會把重刑、監禁刑當做對付犯罪的最主要手段，而忽略或者根本不愿意考慮和使用非監禁刑處理刑事案件。”【5】 雖然有些地方監獄擁擠問題已經十分嚴重，但被判管制、緩刑和被裁定假釋者的數量非常少。我國刑法中明確規定了緩刑、假釋、監外執行等刑罰執行制度，但由于一直缺乏相關的配套措施，加上司法機關深受重刑觀念的影響，抱有“刑罰就是關押”、“只有刑罰才能穩定”、“罪犯改造是監獄的事”的思想，在司法實踐中很少適用非監禁性的刑罰。
古往今來，在人們的觀念中，犯罪是一種絕對的惡，犯罪給社會帶來嚴重的災難，給被害人造成難以挽回的物質損失和不可抹去的心靈創痛。犯罪破壞社會秩序，打亂社會和諧，沖擊社會倫常，腐蝕人們心靈。出于本能的義憤，民眾對犯罪深惡痛絕，除盡而后快。司法機關也不遺余力地以致力于嚴厲打擊犯罪甚至要消滅犯罪來爭取社會公眾的支持，本應持中立、獨立和理性立場的司法機關工作人員也難免受感情因素的影響，而從犯罪是有害的、丑惡的和令人憎惡的常識出發，將犯罪詮解為絕對的惡，片面的追求理想中的“除惡務盡”的效果，不惜一切代價遏制犯罪，甚至還有人提出應當不惜一切代價消滅犯罪。因此，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將在監獄外行刑的比例控制的很緊，寧可多減刑，也不愿適用非監禁刑罰措施，導致我國非監禁刑的適用遠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事實上，很多人身危害性不大，或經過一段時間的監禁改造后，再犯可能性已經大大減小的犯罪人，仍然被關在監獄，即浪費國家的刑罰資源，同時又不利于這部分人復歸社會。
（二）社區居民受重刑主義影響，不積極參與社區矯正
社區矯正是刑法輕緩化、刑罰社會化的重要表現形式，是人類將罪犯視為朋友，并以善良寬容之心和理性智慧換求他們，讓他們重新回歸社會群體的刑罰方式，它不僅要求國家立法機關、執法機關給予支持，也要有社會公眾的參與和支持，社會參與性是社區矯正與監禁矯正的根本區別。只有廣大社會群眾奉獻出自己愛與關懷，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才能為社區矯正成長培養肥沃的“文化土壤”。但我國社會成員長期受重刑主義觀念的影響，不積極參與社區矯正工作。
我國自古以來就有“治亂世用重典”的思想，從簡單的同態復仇到夏、商時期奴隸制刑罰，及至演變到封建社會的“五刑”，刑罰的變化，同當權者的統治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系。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統治階級崇尚刑法，重視刑罰。在我國古代不管民事、行政、刑事的制裁，都采用刑罰的手段。 在重刑主義文化的影響下，復仇意識、復仇觀念根植在我國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社會公眾心中，導致社會公眾對犯罪人的痛恨，希望對其嚴懲不貸，希望司法機關將其長期封閉關押甚至判處死刑，而實際上是對自身安全的一種本能保護，正如吳宗憲所說， “從犯罪學和被害人的角度講，社會上的每個一人都是潛在的被害人，他們都有可能遭到犯罪行為的侵害，這種擔心和考慮，使得人們有可能設身處地的思考對實際被害人與犯罪人的態度和反應等問題。既然已經有人遭受到犯罪行為的侵害，那么，自己也有可能遭受同樣的甚至更嚴重的侵害。為了避免自己也遭受犯罪行為的侵害，就必須對已經實施了犯罪行為的犯罪人處以重刑，以便威懾更多的潛在犯罪人不敢實施犯罪行為” 。
人們過于迷信監禁刑的威懾功能，同時復仇心理使得人們認為犯罪就要坐牢，對于我國刑法所規定的管制、緩刑、假釋等非監禁措施，許多百姓不能完全理解，認為犯罪人既然已經犯罪就要貼上不同于普通人的犯罪人標簽，認為只有將罪犯關押起來，才能威懾罪犯和阻止其進一步犯罪。在他們眼里，犯罪人是應該被唾棄和輕視的，給犯罪人出路就是鼓勵犯罪。
（三）社區服刑人員受“犯罪標簽”影響，導致角色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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