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鴻翔 ]——(2009-9-1) / 已閱22869次
一、完善現有司法制度，提高法院地位，樹立法院權威，賦與法院應有的權能，進一步擴大案件受理范圍，擴大與保障當事人的訴權，使司法救濟更徹底。暫不說我國法律已明文確定了許多種法院不予受理的糾紛，單說能受理的案件當中，法院一旦發現案件與政府行為有關，或一方當事人人數眾多，裁判不妥易引起群體矛盾，或新型的未曾有過的糾紛，大多不予立案，把矛盾的解決推回給當事人自身。這樣一來，大量當事人不得不掉頭走向信訪之路。這種情況背后的實質原因是：法律賦與了法院較高的權能，但實際當中法院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權能，結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力不足”的后果是當事人并不認為法院“力不足”，而認為法院不作為或偏袒對主，由是矛盾四起。正如：于建嶸認為，克服司法腐敗比克服信訪造成的危害要容易的多，最終我們需要的是法治，不是清官和領導批條，與其投入人力物力加強信訪，不如拿這些精力加強司法。[16]因此，國家應加強法院建設，賦與法院應有的權能，使法院不但有權受理各種糾紛，且有能夠處理各種糾紛。各國家機關，尤其是政府機關應當帶頭尊重并執行法院判決，樹立司法權威，將糾紛重新引導回訴訟機制加以解決。
二、消除司法不公。上文所述，引起司法不公原因很多，解決司法不公既要從根本上入手。1、改革法官任命機制。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法官由全國人大任命，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法官由省級人大任命，法官待遇和辦案經費相應由中央和省級財政保障，以解決法官司法獨立的問題，使法官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地方干擾和外來壓力，這在一定程度上要修改憲法。2、改革法官選拔機制。中級以上法院法官一般來源于較低一級法院中優秀的法官，也不排除從社會公認的優秀律師、檢察官和學者中選取，實現法官層層選拔制。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法官最低年齡，比如需年滿45周歲，并提高從事法律工作年限，比如20年，適當延長退休年齡，并且只要身體健康任期還可再加延長。提高法官待遇，吸引優秀人才進入法官隊伍。以此解決法官法律工作經驗不足，素質較低的問題，同時一并解決“書本型法官” 辦案不切實際的問題。還建議組織人事部門解決因法官層層選任所產生的其他附帶問題：如家庭住房、兒女上學等。3、改革法官隊伍工作機制。現在我國基層法院實際情況是，法官除審判案件外，還需將更多精力忙于送達、打印、裝卷等具體性事務，且大多在法院擔任領導職務的法官很少從事具體案件的審判。建議改革法院法官辦案方式，法官專司審判，將具體的事務性工作，如送達、打印、裝卷、執行查封凍結等，交由其他輔助人員完成。擔任法院領導職務的法官同其他法官一樣也應每月辦理一定量的案件。這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發揮法官的精于審判業務的特長；另一方面在編制上還可精簡法官數額，相應提高法官待遇。
三、改革信訪功能。“法治優于人治”已被無數偉大的法學家、政治家、哲學家所論證。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們始終不變的目標，在這個目標的指導下，完善司法救濟和其他各種以法治為要義的權利救濟模式，是我們的中心任務。信訪的救濟功能是對訴訟救濟的挑戰。信訪功能應回歸原位，即最初的參政議政功能 ，取消它的權利救濟功能；有關上級部門也不應將涉訴信訪案件數量的多少作為考核法院（法官）工作成績的依據。具體到涉訴信訪，只要是有關裁判對與錯的問題，一律由當事人按法律程序辦理；反映有關法官裁判中的腐敗徇私行為，信訪部門則應及時向有關部門轉送；信訪部門不對具體案件當事人予以救濟，但對大量的共性問題應當及時做出反應，比如：在涉訴信訪中百分之五十時都是反映執行問題，信訪部門不應干涉法官對個案的執行，不過對大量反映的執行問題應及時和有關部門溝通，并督促有關部門從大量各個執行個案中找出共性問題予以解決。但是信訪救濟背后民眾的“青天意識”和“包公情結”已經歷了數千年的文化積淀，在較短時間內會一直存在于人們的腦海中，并進而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故，從我國具體國情出發，要在國家推行法治建設必須經過一個新生兒出生時的“陣痛”，“陣痛”后才會產出脫胎換骨后的“新生”。
四、注重程序價值，嚴守既定程序。現在部分法官把“訴訟法”當皮球一樣捻，簡易程序隨意轉普通程序，普通程序隨意延長審限；調查取證方面，法官以職權調取證據隨意性很大，很少細究法律規定；合議庭形同虛設，案件審理主辦法官說了算，其他法官也“懶”得參與深入研究；等等。因法官自身對訴訟程序的不在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當事人對訴訟程序的藐視：“不管你幾審終審，什么時候我滿意才是終審”。 法官應從自我做起，嚴格遵守訴訟法的規定，從程序公正方面進一步獲得當事人對裁判實體公正的認可。另一方面，國家在注重宣傳實體公正的同時，也注重宣傳程序公正，引導當事人理性對待裁判結果以減少信訪數量。
結語
筆者通過對現在各國家機關信訪案件，尤其是涉訴信訪案件，數量居高不下這一現狀的分析，理出了目前信訪制度背后的種種弊端，以及這些問題的產生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幾點解決問題的思考。
筆者殷切地期望，司法救濟能夠早日成為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
[注釋]：
[1] 邵華，“信訪制度變革與弱勢群體權利救濟”，載《河北法學》2007年第2期。
[2] 張敏、戴娟，“困惑與出路：轉型期法院涉訴信訪制度的理性探究”，載《法律適用》2009年第6期。
[3] 涉訴信訪是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4月在長沙召開全國法院涉訴信訪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的概念，目的是將法院涉訴信訪和和其他信訪區別開來。涉訴信訪是指與某一具體訴訟案件相聯系，針對人民法院審判和執行案件的行為或結果，要求人民法院啟動司法程序，實施一定訴訟行為的有關當事人的來信或來訪。
[4] 同注[2]。
[5]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和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工作報告。
[6] 同注[1]。
[7] 馬小紅：《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309頁。
[8] 同注[7]，第317頁。
[9] 同注[1]。
[10] 李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構建與完善”，載《法律適用》2009年第1期。
[11]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２００５年３月９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的工作報告。
[12] 同注[1]。
[13] 張海鴻：“新中國信訪制度的由來與現狀”，載于http://www.minge.gov.cn/txt/2008-10/08/content_2507340.htm，2009年7月4日訪問。
[14] 同注[1]。
[15] 田雷：“認真對待本土資源：論‘變法’中的人民信訪制度”，載《法律適用》2009年第1期。
[16] 同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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