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敏峰 ]——(2009-10-30) / 已閱22000次
關于探討在農村加強法治建設重要性的實踐論文
蔡敏峰
摘要：
農村地區一直以來都是各類案件的高發區，而且大部分的刑事案件私了現象發生在農村。在某些農村地區國家的法律法規甚至還不如當地村干部的“指示”有力度。更有甚者，在農村地區出現了“打自己兒子不犯法”，“撿來的東西不是偷的，不用歸還”等等荒唐的言論。那么，是什么導致我國廣大農村地區成為法律很難觸及的“盲區”？我利用暑期時間通過調查問卷及走訪農民的方式，結合實際闡述農村法治情況，指出在農村加強法治建設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提出了解決的方法和值得我們思考的觀點。
關鍵詞：農村地區 ；發案率高 ; 法律意識淡薄 ；加強法治建設 ；重要性
最近，在農村普及法律知識，加強法治建設的呼聲越來越高。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農村的法律狀況，我利用暑假期間，在家鄉附近的農村地區展開了實踐調研。
首先，我制作了20份“法律知識調查表”（見附表1），發放給農民及農村基層干部。我通過村民對問卷的填寫，發現了很多問題。例如，第一題中，有些受訪者認為兒子要比女兒分得多一些；第三題中，大部分人認為，男方無權要求女方歸還戒指；第六題中，絕大多數農民選擇找村干部進行調節；而關于第九題，九成的受訪者表示“不太了解”。
通過調查問卷及詢問受訪者，我發現現階段農民的法律知識非常匱乏。有些在我們看來是常識性的法律知識農民卻不理解，在他們看來，在農村地區，道德規范往往起決定性作用。他們很少接觸法律，有些農民甚至從沒有與法律打過交道，這是農民的生活環境及地域環境有很大關系的。下面我想通過對調查問卷的結果加以分析，結合理論知識，談一談農村地區的法治現狀及加強農村法治建設的重要性。
在我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全局和根本性問題。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民富則國家盛，農村穩則社會安。要使農村成為我國經濟的一個新增長點，就必須重視法律的作用。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憲法確認的基本治國方略和奮斗目標。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民、農 業及農村的地位極為突出，13億人口中，9億多是農民，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加強農村法治，在依法治國方略中處于特殊地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法治建設有了很大進展，已制定和頒布了10多部農業方面的法律、40多部農業行政法規、340多部行政規章，地方人大和政府還制定了一大批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初步形成了以農業法為核心的農業法律體系框架。經過四個“五年普法”教育，農村的執法工作和執法機構、執法隊伍建設也有了一定的加強。但是農村法治建設尚不適應新時期形勢發展的需要，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不能推動和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偉大工程。
現今，擺在我們面前的是：農村地區法治狀況非常糟糕，法治現狀亟須改善。在廣大農村地區出現了許多令人很難想象的情況。湖北某村的村干部鄭某，把賭場設在了村委會辦公室，而他竟理直氣壯地對記者解釋道：“夏天家里熱，辦公室里有空調。”；安徽一位農民，在屢次要債未果后，竟帶人沖進債務人家中，將其家中洗劫一空；重慶某村一名男青年，因為觸犯“家法”，竟被其父親活活打死；陜西省洛川縣某村居委會竟然為一男子開了一份“休妻證明”。這類事件在農村地區絕非鮮見，這不禁令我們擔憂，農村的法治狀況為何如此落后，又有什么有效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
(一) 我國農村地區現階段的法律狀況：
首先，農村各類案件的發案率一直居高不下，拿石家莊舉例，2008年，全市各類案件中有80%出自農村地區。農村地區成為各類案件頻發的“重災區”，我國農村的發案率之高可見一斑。
其次，農民所掌握的法律知識十分匱乏，農民“不學法”、“不懂法”、“不用法”，甚至“不信法”，他們對“族規”，“村法”的依賴度明顯高于法律法規。這一點可以從我所做的調查問卷中清晰地反映出來。
由于農村一般地域狹小，人口流動性不強，基本上屬于“熟人社會”，農民處理已發案件的方法往往是“方便快捷”的“私了”。這無疑助長了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后果和隱患。
(二) 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
第一，從觀念看，對農村法治建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沒有把法治建設放到重要的位置。在日常生活中約束農民的往往不是法律法規，而是在村民中形成的習慣或是道德。許多人認為在農村地區不用過分強調法治，依靠習慣或道德足以形成良好的社會關系，而這正是與農村地區的高發案率互相矛盾。
第二，從立法上看，因為農村的生活相對單一，遠遠沒有城市復雜。立法者非常容易忽視關于調整農村及農民關系的法律法規，所以我國還沒有制建立非常完善的農村法律體系。
第三，從執法上看，現階段在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面臨著執法“人員少”、“素質低”，“不規范”等諸多弊病。導致在有些地方法律形同虛設，人們不犯重罪就可以逃脫法律的制裁。這更使一些人肆無忌憚，目中無法，三番五次的觸犯法律。
第四，從司法上看，在農村發生的案件（除刑事案件外）一般標的小、告狀難、打官司難。尤其是農村經濟糾紛，其起因很多時候就是因為一棵樹，一只羊等等。人們往往覺得這種小事不值得打官司，不如“私了”來得快，而法院等司法機關也覺得連這種小事也要“對簿公堂”，顯然是對司法資源的浪費。
第五，從法治宣傳教育看，基層普法治理領導和辦事機構大都是非常設機構，職能不協調。比如說在我所進行調研的村，普法領導小組就是村干部的原班人馬，而且沒有獨立的辦公室。規章制度不完善，責任不落實；普法經費不到位，在我所調研的村，普法經費為零；工作發展不平衡，存在大量的盲區和死角。
第六，從農村法治研究來看，在農村從事法律研究的人員寥寥無幾，農村法治機構更是難得一見，農村法治研究課題基本為零，這導致法律在農村根本沒有良好的生存土壤。
第七，從農村基層干部和廣大農民的法律素質來看，存在著法律意識淡薄，人情大于法理的情況。有些農村基層干部不依法辦事，甚至出現“以勸代法”，“以言代法”和“以權謀私”的現象，任意侵犯農民的合法權益。而廣大農民則因為不懂法，不用法，無法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導致了這種情況愈演愈烈。
第八，從農村的意識形態來看，因為農村地域一般都比較小，而且人口流動少，大部分人都是相處了很久了的“老街坊”。在這樣一個“熟人社會”中，大家養成了“息訟”的傳統，發生了案件一般會選擇“私了”的方式。
總之，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還在初期階段，大部分的農村地區經濟上和思想上還比較落后。農民還比較貧窮，農村法治甚至社會主義法治任重道遠。
(三) 這種現象的危害
第一，法律知識在農村地區的匱乏使廣大農民缺乏對法律的了解和掌握，農村地區成為了法律的“盲區”，在農村，法律甚至沒有村干部的“指示”有力度，法律成了某些人為非作歹的“保護傘”。
第二，農民在發生糾紛后，往往通過調節，妥協的方式來解決。當調節與妥協無法解決問題的時候，人們便會選擇放棄或降低自己的合法權益來達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目的，這樣，非但不會對自己的合法權益進行保護，反而會被一些別用用心的人所利用，欺騙，從而導致自身合法權益的進一步喪失。
第三，農村普遍受約束于習慣和道德，由此便產生了“村規”，“族法”等封建制度，而這些封建制度又常常與法律相違背。當農民們所遵循的“村規”與莊嚴地法律相抵觸時，人們往往會不知所措，從而導致更嚴重的后果發生。
(四) 我所想到的解決辦法
第一，轉變觀念。要使法律在農村地區正真普及并深入人心，最根本的就是徹底轉變。這里的轉變包涵兩層意思，首先是立法者的觀念，讓立法者充分認識到農村法治的重要性。加強農村立法與城市立法的協調性與差別性，從成熟的城市立法中批判地吸收有益經驗用于改善農村立法；其次是改變農民的觀念，讓農民充分地理解法律的重要性及權威性，樹立法律的絕對權威地位，讓他們自主地服從于法律的約束。
第二，加強法治教育，增強自我發展智力支撐能力。農村法治落后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法律方面的人才，農村地區本來就缺乏本土法律人才，而且一旦有了法律人才又往往留不住。所以，我認為農村地區一定要加大教育扶貧、科技扶貧、人才扶貧，文化扶貧，大力培養本土法律人才并努力使他們留下為家鄉做貢獻，增強農村地區的后續發展力量提高現有的法律人才水平。
第三，加強農村法治建設，還要解決有法可依的問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農村法律體系框架初步形成，但正如我前面提及的那樣，我國農村立法存在著缺陷，還需繼續完善。一是農村立法內容不夠全面，有些地方還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二是立法質量不高，一些法律法規帶有較為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三是立法層次低，調整農村社會關系的規范性文件主要停留在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的層次上，等等。所以，建立健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法律體系，立法、改革、廢除的任務還很重。
第四，保障法律實施，規范農村行政執法。要提高農村行政執法水平，加強農村行政執法力度。首先要實現執法主體、執法內容、執法責任法定化，明確農村執法部門的職責，不讓農村的“普法領導小組”成為一個擺設。其次要通過多種方式，培育執法人員執法為民的理念，提高自身的業務素質和道德水平。再次，要加強公安派出所和鄉鎮司法所等基層政法機構建設，充實力量，完善制度，使之成為解決農民實事的基層機構。司法是公平正義的一道最重要的防線，要保障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必須解決農民告狀難、打官司的問題。同時，提升基層法院法官的素質，強化監督制約機制，保證高效公正司法。最后。一定要克服地方保護主義，保證司法終局裁判的威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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