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振國 ]——(2009-12-1) / 已閱19327次
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金融監管立法的啟示
尹振國
美國次貸危機又稱次級房貸危機，它是一場發生在美國，因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急劇動蕩引發的風暴。這一風暴迅速席卷全球，演變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分析美國次貸危機發生的原因，我們可以發現，美國次貸市場法律制度上存在著許多缺陷，如金融監管機構的不統一性、信用評級機構的傾向性、結構性信貸工具的不透明性、資本市場信息披露的不完整性等問題。此此金融危機必將引起全球金融監管機構的重現審視：以前的法律制度的缺陷在哪里？怎樣處理金融安全和效率兩者的關系？
一、美國次貸危機發生的背景
所謂的次貸，即次級抵押貸款（Sub-prime Mortgage）,指貸款機構（主要是銀行）向信用記錄較差的客戶發放的貸款。在本次危機中，特指次級房屋抵押貸款。在美國的信用體系下，無信用記錄的或者信用記錄較差的客戶一般很難從正常的渠道貸款，他們只能從次級貸款市場尋求貸款。前幾年，美國樓市火熱的時候，很多銀行或按揭公司為擴張業務，獲得更高的報酬，紛紛介入房貸業務[1] 由于該種貸款的信用級別的要求低于普通優惠貸款，其利息比較高，因此其內在的風險也就相應高于普通貸款。
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不僅使美國的經濟遭受重創，而且也是許多低收入人群無家可歸，于是“讓每一個家庭都能在適宜的環境中擁有一個家”，稱為美國住房政策的基本目標，并寫進了1949年通過的《住房法案》的序言中[2] 在此后的半個多世紀里，美國聯邦和州政府不僅通過公共住房信貸、稅收減免等政策鼓勵人們購房，通過公共住房、住房券等政策讓中低收入人群能夠租得起房子，甚至還通過合作建房和公有住房等途徑來解決國民的住房問題。[3] 在進入21世紀以后，美國政府調整了住房政策，由以往的售、租、合作和共有住房等多種措施并舉轉向以售為主。這一時期，美國的住宅商品化的程度很高，私人擁有住宅約占98.5%。
自美國的網絡經濟的泡沫破滅和“9.11”事件后，為刺激經濟增長，防止經濟衰退，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不斷地降息，使聯邦的基金利率降到了1%，同時鼓勵中低收入者買房。這一措施極大地刺激了美國的國內消費特別是房地產消費。中低收入者買房的主要方式是通過銀行貸款。但是一般的信貸機構不愿意為中低收入者提供貸款保險，因為他們的償付能力有限，貸款風險大。這時，政府出面為中低收入者提供貸款保險，一方面降低了銀行的風險，同時也讓更多的中低收入者買得起房。購房的中低收入者在享受貸款保險的同時，還可以獲得稅收抵扣、利息優惠等優惠政策。
從2001年起到2004年，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一直在降息，從6.5%下降到1%，而利率降到了40年來的最低點，加上優惠的住房政策，美國人的購房熱情不斷升溫，這也迎合了美國的住房政策。這一時期，美國的房價不斷上漲，由此催生了次級貸款市場的繁榮，金融機構盡量降低貸款標準，降低借貸者初期償債負擔，甚至出現零首付的現象。金融監管機構也放松了監管。截止2006年，美國次級抵押貸款余額為6000億美元，占房貸的21%。一般來說，如果房價上漲貸款人可以用不斷升值的房屋作抵押，進行再融資或者賣掉房屋償還次級貸款。但是，如果利率不斷上漲、房價下跌，則中低收入者不能償還房貸，由此引發次貸危機。
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由于經濟復蘇，通貨膨脹的跡象顯現，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連續17次加息。同時，美國的房地產市場開始衰退，房價下降。在利息上升和房價下跌的雙重打擊下，人們期望用貸款買來的房子再融資以支付原來的貸款也變得不可能了，于是貸款違約率不斷上升，最終引發經濟危機。由于美國的房屋按揭貸款大多通過證券化后向市場發行，次貸違約風險迅速向外釋放并向外傳導，終于引發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二、美國金融監管方面的缺陷
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過程顯示，“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的來源已經發生了變化，規模巨大但缺乏監管的金融衍生產品和結構性產品，以及與這些產品相關卻基本上不受監管的特殊目的實體、投資銀行、對沖基金等金融機構，都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而為金融市場有效運行而設計的監管、機構風險管理模式、會計準則、產品評級等金融制度，存在嚴重缺陷。”[4] 具體而言，美國金融監管方面的漏洞和缺陷有：
（一）監管體系分散、政出多門
美國作為一個聯邦制國家，有著分權制衡的歷史傳統，金融監管機構也是如此：商業銀行的監管權分散在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手中，聯邦儲備銀行監管成員銀行、聯邦存款保險局監管非聯儲成員，各州的銀行局負責監管州立銀行；在美國住房融資體系中舉足輕重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由聯邦融資局監督，專司房貸的儲貸機構由儲貸監管局監管。[4]這容易導致監管盲點、協調困難與監管套利，一些新型放貸機構和評級機構基本上沒有法律監管。
（二）法律監管的放松孕育了次貸危機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影響下，美國興起了一場以“放松監管”為標志的金融監管法治改革。
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存款機構放松監管和貨幣控制法》，該法取消了抵押貸款的利率上限，容許房貸機構以高利息、高費率向低收入者放貸，以補償放貸機構的貸款風險。1982年美國國會通過《可選擇抵押交易平價法》，規定放貸機構可采用浮動利率放貸和氣球式支付。1986年美國國會通過《稅改法》，該法案為資產支持證券提供了合理的稅收結構體系。1999年，美國國會頒布《金融服務現代化法》，徹底打破了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格局。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商品期貨現代化法》，徹底廢除了對包括信用違約掉期在內的金融衍生產品的規制與監管。
（三）次貸評級機構難以保持中立性
長期以來，信用評級機構以其中立的立場對金融產品做出客觀的評級結果，其結果被廣大的投資者所接受并作為投資決策的主要依據。但是，這次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信用評級機構的公信力受到了廣泛的質疑。因為信用評級服務是有償服務，而評級的費用不是有投資者支付，而是有被評級機構即債券的發行者支付。一方面，為吸引更多的客戶，評級機構很可能會給其評較高等級的信用評級，從而誤導投資者，造成投資者的損失；另一方面，評級機構對于債券發行者所提供的資料并沒有進行嚴格的審核并發現其中的問題。事實上，在這次危機之前，信用評級機構涉嫌將與傳統AAA級債券不同的新式及復雜性投資產品評價為AAA級，以此賺取投資銀行的費用。著名投資銀行美林的分析員在五天之內將全美最大房屋按揭公司美國國家金融服務公司的評級，由“買入”降至“沽出”，在市場對美國次貸危機的真實風險難以估計的情況下，美林分析員突然改口，導致沒有股市隨之出現暴跌。
（四）貸款機構放松信貸標準
美國的房屋貸款機構對此次次貸危機的產生應當承擔重大的責任，正是他們在發放貸款的過程中以及在向投資者發行債券過程中實施了一些違規甚至違法的操作行為，直接導致危機的形成。在房貸過程中，房貸機構放松了信貸條件，甚至推出“零首付”、“零文件”等貸款擴張，不查收入、不查資產、貸款人可以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購房，僅需聲明其收入情況，無需提供收入證明。一些貸款公司甚至編造虛假信息使不合格的貸款人的借款申請獲得通過。這使得大量低信用的人獲得了大量的貸款，形成了巨大的信貸風險。
（五）信息披露不充分，甚至是虛假披露
在激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為了盡可能地多發貸款賺取利息，貸款機構往往有意不向借貸人真實、充分地披露有關次級抵押貸款的風險，有的甚至使用欺詐手段誘導貸款申請人借款。為了吸引客戶，許多銀行甚至推出“零文件”貸款方式，即申請人僅需申報其收入情況無需證明也能獲得貸款，這導致許多信用十分低的人獲得了貸款。
三、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金融監管立法的啟示
雖然由于我國相對封閉的金融體制，我國國的金融市場并未受到太大的沖擊 但是我國目前相似的樓市背景、利率環境，同樣醞釀著極大的房貸風險，如果不引起足夠的重視，中國金融體系難保不發生類似的危機。在現代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經濟金融化是必然的趨勢，但是金融領域之中所蘊含的巨大風險性、脆弱性、相關性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經濟越發達，就越需要嚴格的監管。現代經濟是法治經濟，除了利用經濟手段對金融進行調節外，借助法律手段也是十分重要的。鑒于美國的次貸危機的教訓，我們在設計金融法律監管制度時，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綜合經營，統一監管
我們目前金融監管權的主體是“一行三會”，即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根據金融監管機構的組織機構，金融監管模式可分為分業監管、統一監管、傘式監管等多種類型。我國目前總體上處于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狀態。分業經營總體上有利于金融的穩健運行，針對不同的經營領域實行相應監管，有利于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但分業經營也可能限制業務范圍，削弱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分業監管有利于分工監管，適應現行的金融機構模式，但會出現政出多門、難以協調統一的問題。從長遠的角度考慮，我國可以借鑒英國2000年通過的《金融服務與市場法》FSA的模式，成立獨立的國家監管委員會，負責統籌所有的金融監管，取消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等專業監管機構的獨立地位；此外，另設協調部負責協調工作。統一監管模式把原來的各監管機構整合在一起，達到協同效力，提高監管效率，避免監管重復和監管真空。[5]
（二）完善金融創新的相關法律，彌補市場監管的不足
總共2頁 1 [2]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