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磊 ]——(2011-7-20) / 已閱19826次
從古代民間調解制度看《人民調解法》
石磊
引言：2010年8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下稱人民調解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這部法律的頒布實施，是人民調解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對于及時、高效、妥善地解決民事糾紛和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這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它充分繼承古代民間調解制度的精髓，展示了司法為民，服務大局的法律文化。本文將試著從古代民間調解制度歷史演進、產生社會思想基礎等角度入手，進行梳理和考察, 力圖從中探尋同《人民調解法》之間的淵源。
關鍵詞：民間調解制度歷史演進、存續原因、和為貴、一脈相承
一、古代民間調解制度的歷史演進
古代民間調解最早可追溯至西周, 西周時期的銅器銘文中已有對“調處”的記載。“調處”處理的案件范圍相當廣泛，諸如戶婚、田土、錢債、斗毆等民事糾紛或輕微的刑事案件都在可“調處”之列。在周的官制中,已設有“司萬民之難而和諧之”的專門負責調解事務的調人之職。
春秋時的孔子也憧憬建立一個“必也，使無訴乎”[1]的理想社會，在處理具體糾紛特別是家庭內部爭議時，力主調訴息訟�！盾髯�•宥坐》記載，孔子在任魯國司寇時，有一件父告子的案子，孔子把兒子拘押起來，放之三月而不決，當父親請求撤銷訴訟時，孔子馬上就把兒子釋放了�？鬃拥娜寮宜枷胱远偈妗傲T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一直為主流思想，“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的思想，影響著歷代統治者的治國策略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價值理念、生活態度和處世方式。在這種思想的影響和支配下，調解便成為民間解決矛盾糾紛的基本方法之一。
漢代以后，在縣以下的鄉、亭、里設有嗇夫，負有調私之責，出現糾紛首先由家族或鄉一級調處，鄉設有長老、里胥一類小官專門負責教化，負責調解民事糾紛和輕微的刑事糾紛，調解不成再到縣衙起訴。
至兩宋時, 民間調解呈現制度化的趨勢, 調解制度得到法律確認，調解被引入司法程序，民間調解逐漸成為民事訴訟中的一項重要制度。
元代時調解制度有了進一步發展，廣泛運用調解方式解決民事糾紛成為元代訴訟的一大特色。調解的方式有民間調解和司法機關調解，民間調解由基層社長負責對鄰里間民事糾紛“以理喻解”，調解結果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一般不能再依同樣的事實和理由提起訴訟。
至明清時期，調解制度已經趨于完善，統治者對民間調解更加重視，并將民間調解上升為法律規范。明清的鄉約里正都負有解訟之責，《大明律》規定，凡里，各有鄉約之規定，……，每當會日，里長甲首與里老集合里民，講諭法令約規，莫敢無故不到者，或者置有申明亭，里民不孝不悌，或犯奸盜者，榜示姓名于上，發其羞惡之心，而改過自新者則去之；里老于婚戶田土細故，許其于申明亭勸導而解決之。明中后期，各地又推行“鄉約”制度，每里為一約，設“圣諭”、“天地神明紀綱法度”牌位，每半月一次集合本里人，宣講圣諭，調處半月來的糾紛，約吏記錄，如當事人同意和解，記入“和薄”，不同意者可起訴至官府。清朝《戶部則例》則規定族長有查舉該族良莠之權, 即包括對宗族內部糾紛的調處權, 族內糾紛調解，不得輕易告官。而其他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中涉及民間調解的內容就更多。[2] 據清代《順天府檔案》中記載，寶坻縣嘉慶15年至25年中自理的案件244件，其中有90％的案件以調解方式解決。
二、古代民間調解形式多種多樣
（一）宗族調解, 是指宗族成員之間發生糾紛時, 族長依照家法、族規、村約所進行的調解和決斷。關于宗族調解最早的記述可見于周, 當時的鐘鼎銘文中已有“宗子”調解糾紛的記載。宗族調解實質上是族長和家長行使族內審判權的法官。官府既承認家法族規對于調整家族內部關系的法律效力,也認可族長對于族內民事糾紛的裁決。
（二）鄰里親友調解，是民間調解中較為普遍的一種方式, 是指糾紛發生以后, 由糾紛當事人的左鄰右舍、親戚朋友或長輩等人出面進行說合、勸導、調停的方式。在古代社會中, 糾紛大量發生在相鄰、親友之間, 故“熟人”之間的調解往往更易近情而息訟。鄰里調解，通常采用疏導、說服、教育等方法，調解主體沒有處罰決定權。如明初，在各地各鄉設“申明亭”，推舉公直老人主持調解民間糾紛，“凡民間應有詞訟，許耆老里長準受于本亭剖理”，“凡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此之謂越訴也�！薄Ｕ{解不能息訴的，方可訴至官府。
（三）鄉里調解, 又稱為鄉治調解, 一般是指由鄉老、里正等最基層的小吏調解一鄉、一里的民事糾紛和輕微刑事案件的方式。明代就在鄉里設立“申明亭”, 在宣講禮義道德及圣諭的同時, 由里長、里正調處有關民間糾紛。而在清朝, 保甲組織具有調解糾紛的職責。在清代寶坻縣刑房的檔案中常見知縣有這樣的批語:“傷微事細, 著遵堂諭自邀鄉保查明理處復奪, 毋輕涉訟”;“起釁甚微, 故著飭差協同鄉保查明理處復奪, 毋輕涉訟” ，這些都是對鄉里調解的生動再現。
三、古代民間調解何以長盛不衰
(一) 經濟因素。傳統中國社會封閉的小農經濟是調解制度存續的經濟基礎。自秦漢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1500余年,支撐傳統中國社會存續和發展的主要經濟形式一直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這種經濟體制下,社會成員日常所需基本上通過“男耕女織”的自足方式得以滿足,而非通過建立在社會分工基礎上的商品交換。小農經濟極大地制約了社會成員的活動空間,將他們的民事行為壓縮到鄉村鄰里的較小范圍內,這就使民事活動往往以既存的人際關系為基礎。如果因民事活動發生糾紛,其內在的人際關系基礎就為調解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糾紛的解決常常意味著原有人際關系的恢復、維持或至少是當事者的和平共處,而為了達成這樣的解決,與其把具有外在強制性的判決作為處理的目標,還不如盡量說服當事者自覺地結束爭議更為合理。
(二)宗法制度。古代中國以族而分，尤其是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之上形成的宗法家族制度更是強化了這一基石。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產生了宗法家族制度。在古代中國社會，個人不能超越宗法家族而獨立，“宗法家族在對外復仇、對內撫育贍養等方面，發揮著重要職能。在這種環境中，個人的權利、利益是靠家族首長來維護的，個人既不能因為據有獨立的私有財產而自由,也不能通過交換走上社會。”[3]從整體來看，國家關系、君臣關系只是家族關系、父子關系的延伸，調解解決家族成員間的糾紛是家族族長的應有職責，也是家族族長尊嚴與“面子”的體現。對于統治者維護統治秩序而言，家族首長在王權鞭長莫及的領域充當皇帝的半官僚、半立法、司法者，幫助皇帝管理臣民。通過族長的宗族調解（包括其他形式的調解）對于維護家族的穩定，從而維護社會的穩定具有特殊的意義。
(三) 思想文化影響。儒家意識形態和無訟社會氛圍也成為了調解機制形成和持續的土壤。儒家的“中庸之道”、“以和為貴”、“反省內求”的思想成為“無訟”傳統形成的思想主因。無訟是傳統和諧理念在司法領域的一個折射,” [4]一方面, 調處息訟是官方實現“無訟”的手段與方法, 是官方刻意追求的結果: 歷代官府往往把“訟”的多發與否作為評價官吏政的標準, 息訟則晉升, 大加褒揚, 從而形成了官吏在處理訴訟案件時慣用的四大息訟之術, 即“拖延”、“拒絕”、“感化”和“設置教唆詞訟罪”。[5] 另一方面, “恥訟”、“賤訟”的觀念在民間和民眾意識中根深蒂固, 民間普遍認同“訟不可妄興”、“訟不可長”, 以涉訟為恥辱。
（四）現實考慮。古代官府對有訟訴到公堂的人，第一反應便是把涉訟各方統統羈押待質。在審訊之時，不論原告、被告、證人都要跪聽發落，稍有言辭不慎，便會招致棍棒之災。刑訊之累外，訴訟費用的負擔也是人們選擇民間調解息訟的直接而又現實的原因。所謂“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反映了人們為訟費所累不得已放棄訴權的無奈。清代訴訟，打官司有掛號費、遞狀子有傳呈費、領傳票有出票費、想排期開庭有開堂費、開庭時交坐堂費、結案時有衙門費，名目繁多的收費使當事人官司終結之日，也是家資耗盡之時，所以多選擇調解息訴。[6] 且在古代中國，由于法制的不健全，法律不可能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民間調解以其無所不涉及的靈活性、高效的便捷性及解決矛盾的滿意度等方面得到了人們普遍的的認可或首選。
四、《人民調解法》繼承和發展了古代民間調解的有益成分
中國傳統的古代民間調解制度源遠流長、長盛不衰，這種現象足以說明它符合了特定背景歷史條件下的需求，即適應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和長幼有序的宗族制度根基。憑借禮法結合的多種法律傳統思想淵源，維護著三綱五常的倫理秩序，因此而產生的社會負面影響也一直持續至今。[7]由于在古代中國，“恥訴”、“賤訴”、“厭訴”的觀念深入人心，民間以涉訴為恥，以互訴為宿仇。當糾紛發生時，人們首先想到的不是心平氣和的訴諸于法律，而往往要么采用極端方式去處理，要么違背自己的意愿的忍氣吞聲，以至于矛盾未得以解決，矛盾更加激化。當然，傳統的古代民間調解制度作為我國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非是完全是糟粕，其中也不乏相當多的有益成分，比如傳統的古代民間調解制度對社會矛盾的緩和，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當事人訴累的減輕以及鄰里關系的和睦等方面的作用還是顯而易見的，在這一方面，《人民調解法》很好的繼承和發展了古代民間調解制度的有益成分，棄其糟粕，取其精華，將禮法做了較為精準的結合，具體表現如下幾點：
(一)人民調解制度實現了“法律”化的重要轉變。古代中國的民間調解制度在法律中較少體現。（如在清朝《戶部則例》則只是用一小段做了對民間調解的規定）一般只是在民間通過約定俗成形成的純民間性質的調解機制。而《人民調解法》將民間調解上升到專門的法律。因此，這次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全面規范人民調解工作的法律，它意味著我國的人民調解制度實現了“法律”化的重要轉變，從而使人民調解工作進一步實現了有法可依，步入規范化、法制化的發展軌道。
(二)明確規定了當事人自愿平等、不違法、尊重當事人權利的原則。古代發生糾紛后的調解，主要依據倫理道德、民間習俗及族長意志，主要依靠族長、長者的威望，更多的是一種教化型的調解，但是由于時代的變遷，人際關系的改變，于是有增加合法性原則等現代法治原則的必要性。《人民調解法》在這方面就規定了四項原則，1、自愿平等原則。這是尊重人權的體現，這一原則的確立，有利于保障定紛止爭的效率，有利于矛盾糾紛的調解和社會的安定團結；2、不違法原則。人民調解必須堅持依法調解和依社會公德調解，這是公正解決矛盾糾紛的基礎；3、尊重當事人權利原則。人民調解組織不得因調解而阻止當事人通過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徑維護自己的權利；4、調解優先的原則，積極運用人民調解促成案結事了，這是充分肯定人民調解在化解社會矛盾中的良好效果。所以，法律對人民調解的嚴格規定體現了法律的人民性，也使得人民調解制度有堅實可靠的法律地位，保證了人民調解制度的群眾基礎和法律基礎。也是對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有益補充。
（三）科學的規范和完善了人民調解的組織形式、調解主體、調解程序等方面的制度。人民調解法對于人民調解的組織形式、人民調解員的選任、調解程序等諸多方面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比之古代調解制度更加科學、嚴密，調解組織更加規范、穩定，如元代法律只是規定村社的社長具有調解的職能�！吨猎獥l格》規定，“諸論訴婚姻、家財、田宅、債負，若不系違法重事，并聽社長以理諭解，免使妨廢農務，煩擾官司�！笨梢钥闯觥度嗣裾{解法》如此詳細科學的規定是在對古代民間調解制度在嚴密性、科學性上的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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