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劍兵 ]——(2003-6-27) / 已閱16181次
（三)、不要輕信所謂的“民主”，而要體現真正的“民意”。
首先應該設問：什么樣的“民意”才是真正的民意？有人認為，在投票箱里出政權的年代，沒有被投票箱證實的民意是不值一文的，而米洛舍維其的垮臺，說明他和他的政府并不代表真正的民意。我認為，這種說法的荒謬早已被科什圖尼察的施政綱領演說所證實姑且不論，我還要另外質疑一句：難道另外的40%的選票就算不得真正的民意了么？既然民意不容強奸是普遍的正義，那怎么又可以用48%的民意去強奸40%的民意呢？民意不是玩在嘴邊文字游戲，民意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東西，并不是以投票箱為唯一載體的。因為，在許多的時候，真理并不是掌握在大多數人的手 上的，如果有人不相信的話，就請閣下去研究一下德國希特勒的上臺和中國的文革吧。古今中外有無數的政治實踐告訴我們一個這樣的道理：民主政治有非理性化的潛在危險性！就以西方民主的楷模美國為例，他們在憲法理論和憲法實踐上所承認的“真正的民意”其實是兩個民意：一個是美國議會所代表的民意；而另一個則是美國總統所代表的民意。當國會的“民意”不符合總統的“民意”時，總統的“民意”就可以否定國會的“民意”（即總統可以行使對議會法案的“口袋否決權”）。所以，我們起碼應該看到“民主化”的致命內傷：民眾在狂熱和狹隘支配下的非理性化選擇。這一致命內傷對具有東方文化傳統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具有很大的潛在危害！
所以，凡是有理智的中國人，決不應該輕信所謂的“民主”，在中國一百多年的近代史里，有無數的“志士”們為在中國實現西方化的民主前赴后繼乃至拋頭顱灑熱血，但是，他們的努力換來了什么呢？他們的理想不但沒有實現，反到是為內戰和內亂提供了理論上的武器，并且為盲目的民眾提供了一些可以發泄不滿情緒的狂熱口號而已。誠如勒朋所說：“群體只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想法和信念，他們或者全盤接受，或者一概拒絕；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論。”勒朋認為，他這里所描述的其實也不完全是一種現代的現象，從古至今，與宗教或準宗教信仰有關的偏執“對人們的頭腦實行的專制統治，早就為大家所知”，它甚至是一切偉大文明最基本的動力。由于這種簡單化的思維方式，群體并不認為真理，尤其是“社會真理”，是只能“在討論中成長”的，它總是傾向于把十分復雜的問題轉化為口號式的簡單觀念。在群情激奮的氣氛中的個人，又會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勢眾，因此，他們總是傾向于給自己的理想和偏執賦予十分專橫的性質。“個人可以接受矛盾，進行討論，群體是絕對不會這樣做的。在公眾集會上，演說者哪怕做出最輕微的反駁，立刻就會招來怒吼和粗野的叫罵。在一片噓聲和驅逐聲中，演說者很快就會敗下陣來。當然，假如現場缺少當權者的代表這種約束性因素，反駁者往往會被打死。”出現這種情況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勒朋觀察到的另一條群體心理學規律：約束個人的道德和社會機制在狂熱的群體中失去了效力：“孤立的個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時，他不能焚燒宮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這樣做的誘惑，他也很容易抵制這種誘惑。但是在成為群體的一員時，他就會意識到人數賦予他的力量，這足以讓他生出殺人劫掠的念頭，并且會立刻屈從于這種誘惑。出乎預料的障礙會被狂暴地摧毀。”[6] 因此，科學的民主，不是也不應該是盲目的去體現什么“民意”，尤其是不能去體現在狂熱和偏執的“群體情緒”控制下的“民意”，“真正的民意”不但需要正確的引導和教育，更需要合理與合法的制約！作為當代中國有理智的政治家和有頭腦的思想家們，現在應該是坐下來穩穩當當的和認認真真的考慮一下“什么是當前中國人民真正的民意？”的時候了。
（四）、政治問題主要是個程序問題。
如果說，米洛舍維其的下臺是體現了南斯拉夫的“民意”的話，那么充其量只是體現了“米洛舍維其下臺就可以解除制裁并得到美元”的民意，誠如分析家言：其實這個地區一向有“歐洲的火藥桶”之稱，兩次世界大戰都由這里發生的事件引起。到不是那里的國家本身對世界有什麼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只是因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有利害沖突的大國集團必爭的勢力范圍。而那個地區多民族多宗教特點，也形成自身無法“長治久安”的穩定基礎，只能成為國際勢力的“角力場”和得分的“顯示牌”。塞爾維亞民族最多只能象鐵托時代“腳踏兩只船”，一方面借社會主義集權制度作靠山，壓制了各地區民族主義的抬頭，另一方面接受西方的拉攏賄賂，靠其經濟支持給自己創造一點“繁榮”。但是這是“嗟來之食”，一旦靠山（或賄賂者）本身情況變化，自己就毫無應變之力，再次成為一堆被推倒重砌的“麻將牌”，歷史用不了多久就將再次證明，無論那里發生什麼事情，都只取決于那些國際“牌手”而不是“麻將牌”本身。[5]所以，與其說米洛舍維其的失敗是“失去民意”，到不如說他是失敗于錯誤的“民意判斷”和同樣錯誤的政治程序。首先，執政黨競選聯盟對民意調查的結論本來應該認真加以研究和對待，并拿出行之有效的對策，包括在必要時更換總統候選人，但執政黨競選聯盟卻沒有及時地對“真正的民意”進行認識和分析，是導致米洛舍維其得票落后的一個原因。其次，米洛舍維其及其政黨所奉行的“民族主義”所需要的政治體制本來就應該是“民主集中制”體制，但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他們卻偏偏把自己繼續執政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化的“民主”和“大選”體制上，這不能不說是米洛舍維其政權失敗的另一個原因，而且是最主要和最致命的原因。
由米洛舍維其政權的失敗，建議當前的中國共產黨政權應該認真吸取其在政治程序問題上失誤所提供的教訓和啟示，那就是：必須在中國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政治體制，同時也必須在中國盡快建立體察“真正民意”和“按真正民意施政”的機制，盡快對中國未來的政治程序作出科學的與合理的設計，以實現政策的連續和執政地位的穩定，如此，則中國人民幸甚！
[1]、見 《文匯報》2000-09-05有關報道。
[2]、馮克利：《民主直通獨裁的心理機制——重讀勒朋》，摘自《思想的境界》網站。
[3]、本段參考了網友“心靈逼問”的文章《米洛舍維其的崛起和覆亡》，謹以志謝！
[4]、士伯：《南斯拉夫事件給中國人帶來了什么》，摘自《新觀察》網站。
[5]、士伯：《南斯拉夫事件給中國人帶來了什么》，摘自《新觀察》網站。
[6]、馮克利：《民主直通獨裁的心理機制——重讀勒朋》，摘自《思想的境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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