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紅興 ]——(2012-2-9) / 已閱13793次
韓紅興 北方工業大學 副教授 , 劉傳高 山東省菏澤市巨野縣人民檢察院公訴科科長
關鍵詞: 死刑案件/律師辯護/有效保障
內容提要: 死刑案件被告人獲得律師有效辯護是法治由形式正義走向實質正義的必然要求，亦是死刑正確適用的重要保障機制。死刑案件律師有效辯護的重要性與缺乏有效辯護的保障機制及無效辯護的現實之巨大反差，使得完善我國死刑案件律師有效辯護制度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實現死刑案件律師有效辯護需要推進死刑案件獨立量刑程序的規范化，明確死刑無效辯護的標準，實行死刑辯護律師資格的認定制，確立死刑無效辯護的懲戒及司法救濟機制。
一、死刑案件律師有效辯護的必要性
正當我國努力通過實體法減少死刑適用之際，如何通過程序控制死刑的適用，以達到減少并準確適用死刑顯得尤為重要。死刑不可逆轉性的特征，使得確保死刑的正確適用成為保留死刑國家的首要義務，律師的有效辯護制度是實現此目的的重要保障機制之一。被追訴人有權獲得律師辯護是現代法治國家憲法人權保障不可或缺的內容，而給予面臨死刑判決的人更多的律師辯護保障是聯合國刑事司法準則的基本要求，[1]亦成為保留死刑國家死刑司法實踐的普遍做法。[2]死刑作為最嚴厲的刑罰，為面臨死刑判決的人提供更多的辯護權保障體現了國家對生命權的尊重，是一個國家法治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為面臨死刑判決的人提供免費法律幫助正是國家基于死刑案件的重要性而對其提供的特殊保護。獲得律師辯護是死刑案件程序正義的必要形式要件，是維護抗辯式審理模式的基本要素。在法治尚處于形式正義理念支配的時期，只要面臨死刑追訴的人得到了律師的幫助就認為已經符合了程序正義的要求，至于幫助是否有效法在所不問。[3]
美國律師協會死刑項目主任羅賓·馬赫律師認為美國許多死刑案件的錯誤是由于律師沒有全身心投入的原因。[4]律師的無效幫助是死刑錯誤或任意適用的一個重要原因。窮人因擁有“最差的律師”，而不是因為實施了“最惡劣的罪行”而受到審判，并被處以極刑。[5]而我國近年來連續上演的死刑錯案，諸如“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趙作海案”等，每一個案件中法院都為被告人指定了辯護人，而事實上被指定的律師在這些案件中真正發揮了多大作用？不得不令人深思。可見，僅僅有律師辯護尚不足以確保死刑的正確適用。伴隨著現代法治從形式正義走向實質正義，死刑案件被告人有權獲得律師辯護制度從關注形式上“有律師辯護”，進一步發展到是否獲得了“有效的律師辯護”。有效律師辯護是死刑案件被追訴人辯護權實現的實質內容，是現代死刑辯護的核心。法治國家在解決了死刑案件被告人“有律師辯護”形式正義的前提下，應致力于追求“有效律師辯護”的完善，以實現法治的實質正義，確保國家死刑刑罰權的謙抑性和準確性。
二、域外法死刑案件律師有效辯護制度的比較分析
（一）獨立的死刑量刑程序是律師有效辯護的程序保障
與普通刑事案件相比，死刑案件量刑程序的充分展開顯得尤其重要。正如美國學者所說，定罪審判是證明死刑犯罪的要素，量刑審判是對生命的審判。就被告人的生命危在旦夕的緊迫性，及解決的中心問題是被告人生命的意義和價值而言，量刑是對生命的審判。[6]為了制約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需要通過獨立的量刑程序，對量刑證據、信息進行全面調查、充分論辯，使法官的死刑裁量權建立在法庭調查和論辯的基礎上，而不是單靠法官“拍腦袋”決定。為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解釋，死刑案件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作為兩個獨立的階段是死刑案件憲法正當程序的要求。
（二）確立死刑案件律師無效辯護的審查標準
在美國，每一個被指控犯有重罪或因輕罪面臨實際監禁的被告人享有憲法第六修正案規定的獲得律師辯護的權利，包括在被告人請不起律師的情況下為其指定一名律師以及獲得有效辯護的權利。1984年在斯特里克蘭案（Strickland Washington）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為無效律師辯護設立了具體的標準。這個標準包括兩個要件：首先，被告人必須證明辯護律師的表現“不足”。“不足”是指律師沒有充分發揮辯護人的功能，律師的表現必須低于人們對“合理勝任律師的預期”，即律師的表現已經到了不能被認為是在履行一個律師職責的程度。其次，被告人必須證明自己受到“損害”。被告人必須證明律師的失誤是如此嚴重以至于死刑判決不可信。
（三）制定死刑案件律師有效辯護的職業規范
為了確保死刑案件律師有效辯護的實現，美國律師協會1989年制定并通過了《美國律師協會死刑案件辯護律師的指派與職責綱要》。《綱要》1．1之A規定：“《綱要》的目標旨在提出一個死刑案件辯護的全國標準，以保證給所有面臨可能被任何司法機構判處或執行死刑的人進行高質量的法律代理。”《綱要》全面的規定了律師接受委托或指定后，應該提供的有效辯護。《綱要》要求除特殊情況外，律師在接受委托后應當在24小時內與當事人進行會面。在案件進行的任何階段對于所有在合理預期中可能對案件有實質影響的事務，律師應與委托人進行持續的溝通對話；律師在每一個階段有義務對有關罪行與刑罰的問題進行深入的、獨立的調查。有關罪行的調查應當進行，不管委托人對指控犯罪事實作任何承認或供述，或壓倒性的有罪證據，或任何委托人所陳述的不會被收集或出示的有關罪證。有關刑罰的調查應當進行，不管委托人所陳述的任何不會被收集或出示的有關刑罰的證據。[7]
（四）建立無效辯護的司法救濟機制
被告人主張律師無效辯護的申請，可以通過幾種途徑提出，即被告人可以申請重審、直接上訴、申請州和聯邦人身保護令程序。初審法院作出判決后，被告人可以以“律師辯護無效”為理由，申請原審法院對案件進行重審。原審法院經審查，認為符合“無效辯護的標準”，決定對案件重審。重審由該法院全體刑事法官參加審理。無效辯護也可以作為上訴的理由直接向上訴法院提起上訴。最常見的無效辯護司法救濟是申請人身保護令程序。在人身保護令申請中，被告人會要求進行證據聽證。在聽證程序中被告人通常提出一些具體的信息和證據來證明辯護律師的作為或不作為構成了無效辯護，而辯護律師通常將作為控方證人作證，證明自己在審前調查和準備中所作的努力。如果律師辯護被法院裁決屬無效辯護，案件判決將被撤銷或發回重審。2000年以來，聯邦最高法院因律師辯護無效曾推翻了幾個死刑判決。[8]
（五）創設死刑案件辯護律師的特殊管理制度
為實現死刑案件有效律師辯護，美國律師協會對死刑辯護律師的資格認定、指派、代理費用、培訓、監督及懲戒進行了全面的規定。這些特殊的管理制度主要包括：1．死刑辯護律師資格認定制。由專門機構負責制定死刑辯護律師的資格標準，并組織對死刑辯護律師的資格認定，對具有死刑辯護資格的律師名冊予以公布和管理。2．負責對死刑辯護律師進行定期培訓。專門機構為死刑律師培訓提供資金支持，并要求死刑辯護律師必須圓滿完成一個綜合死刑培訓計劃。3．為死刑案件被告人指派辯護律師。專門機構負責死刑案件辯護律師的指派，并有責任保證指派的律師為委托人提供符合《綱要》要求的高質量法律代理。4．為指派的律師提供代理費補償。指派的律師可以獲得一定比例的代理費補償，該比例還要能反映死刑代理所固有的特殊責任。5．對指派的律師進行監管和懲戒。由專門機構負責對死刑辯護律師的表現進行監管，并負責調查投訴，對沒有認真履行職責的律師從死刑辯護律師資格名冊中刪除，且永遠不得恢復。
三、我國死刑案件律師辯護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重定罪、輕量刑的審理模式阻礙了死刑量刑辯護有效性的實現
有效辯護是實現死刑案件正確定罪量刑的前提條件。在我國一體化的審理模式下，定罪量刑程序不分，使得整個法庭審理圍繞定罪展開，量刑證據、量刑信息幾乎成為整個定罪程序的附帶程序，量刑成為法官“庭后決定”的事項。在我國“定罪附帶量刑”審理模式的長期影響下，辯護律師往往缺乏量刑證據、信息收集的經驗和動機，忽視量刑證據、信息的收集和調查的重要性，而量刑證據、信息的收集和調查卻恰恰是死刑案件的決定性因素，是被告人應否被判處死刑的重要依據，是生命攸關的大事。在美國，死刑案件初審辯護律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收集被告人的個人成長背景、生活經歷、一貫表現等信息，作為減輕證據在量刑程序中向法庭出示。[9]正是基于一體化審判模式的缺陷，國際刑事法學界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就呼吁大陸法系各國改革刑事審判制度。1959年在羅馬舉行的第十屆國際刑法學大會，曾就此問題作出過專門的決議，認為至少在重大犯罪案件中，審判程序應分為定罪與量刑兩個獨立的階段。
（二）欠缺死刑案件律師辯護的特別保護機制
依據作為法治基礎的比例性原則的要求，案件所涉及的法益愈重大，給予的保護亦愈完備。死刑案件涉及人權保障的最高價值，對程序公正的要求亦最高，司法投入也應相對增加。我國對死刑案件律師辯護的保障并不充分，主要體現為：1．審前階段缺乏有效的律師幫助。審前階段對犯罪嫌疑人來說是最危險的階段，也是收集證據、準備辯護最關鍵的時刻，為了確保死刑案件獲得有效辯護，應賦予可能被判處死刑的被告人在審前階段獲得國家出資的律師辯護。但我國法律只規定在審判階段面臨死刑判決的人才可獲得指定律師辯護。2．缺乏律師有效辯護的費用保障。我國指定的律師為死刑被告人辯護承擔的是法律援助義務，不僅沒有代理費，而且辦案費亦由律師個人承擔。死刑有效辯護需要收集、調取和核實大量的證據，尤其是大量量刑信息的收集，甚至需要聘請專家進行鑒定、論證和評估，這些活動需要相應的經費保障。在美國，被指派承擔死刑辯護的律師的一切調查費用，以及代理費都由美國律師協會承擔。我國由于指定辯護的律師費用自行承擔，這就無法從法律上要求指定律師實現有效辯護，律師自身也缺乏有效辯護的費用保障和利益驅動。
（三）缺乏死刑案件有效辯護的質量規范和無效辯護的審查標準
我國目前缺乏對死刑有效辯護的專門規范，欠缺無效辯護的審查標準，致使如何辯護全由律師自我道德約束，無效辯護的投訴亦無從實現。在我國法治環境不健全、法律職業共同體理念缺失的背景下，律師往往把刑事辯護視為畏途，許多律師不愿意代理刑事案件，更不愿意代理死刑案件。在高額的代理費激勵下，有的律師還敢于“冒險”辯護，而更多的律師則是在接受刑事案件代理后，只是常規性的會見、閱卷、出庭，根本不做任何證據的收集、調查與核實工作，甚至明知控方證據有疑，或知道存在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出于“明哲保身”的思想，也不會主動去收集、調查與核實。接受委托的律師起碼還有來自當事人及其近親屬的監督與制約，而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則全然沒有任何外來約束機制。在司法實踐中，承擔為死刑案件法律援助的律師往往只進行“形式”上的辯護，所謂的“辯護”只不過是會見被告人，有的甚至會見都“省了”，開庭前草草閱卷，法庭上象征性地發表幾點辯護意見。即使這樣做也不會給律師帶來任何不利或懲戒，反而為其帶來了免受錯誤追求的“利益”。如此的死刑“辯護”對面臨被剝奪生命的被告人究竟有多大幫助，對保障死刑的正確實施究竟會帶來多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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