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道英 ]——(2012-3-15) / 已閱13454次
[8] Schacht-Brief Decision, 13BGHZ 334 (1954).有關本案的介紹，可參見【德】迪特爾·梅迪庫斯著，邵建東譯：《德國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05－806頁。
[9] 本段引文由該判決書的英文翻譯譯出。英文翻譯見：http://www.utexas.edu/law/academics/centers/transnational/work_new/german/case.php?id=740（2009-7-7）。
[10] 討論作為民事權利的一般人格權并非本文的任務，有關“框架性權利”的論述可參見薛軍：《揭開“一般人格權”的面紗——兼論比較法研究中的“體系意識”》，載《比較法研究》2008年第5期，第25－39頁。
[11] "gentleman rider" decision, 26 BGHZ 349 (1958).
[12] 經過2002年的修改，民法典第847條已被合并到了第253條。鑒于敘述的方便，本文中所述民法典條款均為此次修改前的條款。參見齊曉坤：《“索拉婭案”評注——德國民法中對損害一般人格權的非物質損害的金錢賠償》，載《現代法學》2007年1月，第184－192頁。
[13] 在1908年一項審判中，帝國法院明確表示，“一般人格權”的概念缺乏一種公認的確定含義，對《民法典》來說是不合適的，因而也不包含在第823（1）的“其它權利”之中。參見齊曉坤文，同上注。
[14] 有關本案的判決書的內容均參見：http://www.utexas.edu/law/academics/centers/transnational/work_new/german/case.php?id=739（2009-7-7）。
[15] 齊曉坤文。需要注意的是，德國也曾試圖以立法來解決這一問題，但最終并未成功。See Harry D. Krause. The Right to Privacy in Germany: Pointers for American Legislation? Duke Law Journal, Vol. 1965, No. 3 (Summer, 1965), pp. 481-530.
[16] 關于民法上一般人格權保護的具體論述，請參閱霍爾斯特·埃曼著，邵建東等譯：《德國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權制度——論從非道德行為到侵權行為的轉變》，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23卷），金橋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17頁。
[17] Elfes, 6 BVerfGE 32 (1957).
[18] 德國學者霍爾斯特·埃曼認為領域說將人格利益分為5個領域：隱私領域、性領域、秘密領域、個人領域、社會領域。參見霍爾斯特前引文，第421頁。但是可以看出，這與本文所闡述的領域說并不矛盾，因為前三個領域都是屬于核心領域，是不允許任何侵犯的。
[19] Edward J. Eberle. Human Dignity, Privacy, And Personality in German And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1997 Utah L. Rev. 963；Evadné Grant. Dignity And Equality. 7 Hum. Rts. L. Rev. 299.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長期以來無法就如何界定核心領域達成一致，憲法法院所適用的標準也無法起到一種“法律標準”的作用，因此自1983年的統計法案后憲法法院就放棄了這一理論。但是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并沒有出現新的能夠取代這一理論的理論，因此領域說仍然得到了沿用，即使有時僅僅是作為一種背景知識。See Edward J. Eberle, ibid.
[20] 這里的“行動自由”指的是參與發展、宣示個人人格所必須的進行活動的權利。See 6 BVerfGE 32 (1957).
[21] Edward J. Eberle, ibid.
[22] 有關本案的判決書的內容均參見：http://www.utexas.edu/law/academics/centers/transnational/work_new/german/case.php?id=610（2009-7-7）。另外，這句話還預示了此后憲法法院在一般人格權的保護上所采用的領域理論。
[23] Edward J. Eberle, ibid.
[24] the Microcensus case, 27 BVerfGE 1 (1969).
[25] Edward J. Eberle, ibid.
[26] Soraya, 34BVerfGE269 (1973).
[27] Lebach, 35 BVerfGE 202 (1973).
[28] Eppler, 54 BVerfGE 148 (1980).
[29] the Census Act Case, 65 BVerfGE 1 (1983).
[30] Criminal Diary Case, 80 BVerfGE 367 (1989).
[31] 嚴格說來，德國法中與一般人格基本權相對應的應為“侵權法上的一般人格權”。但由于本文的主題是探討基本權利與民事權利之間的關系，因此文中會交替使用“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權”與“侵權法上的一般人格權”的概念。在本文中，這兩個概念是指向同一對象的。
[32] 有觀點認為，最高法院在某些案件中運用的是直接效力理論，在某些案件中運用的是間接效力理論。See Kenneth M. Lewan.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For Private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In West Germany.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17, No. 3 (Jul., 1968), pp. 571- 601.
[33] 霍爾斯特·埃曼指出，在許多情況下人們往往通過混淆侵權法上的一般人格權概念與憲法上的一般人格基本權概念的方法來達到后者的直接輻射效力。參見霍爾斯特前引文，第471頁。
[34] 尹田：《論人格權的本質》，載《法學研究》2003年第4期，第3-14頁。
[35] 參見本文關于“騎士案”的論述。
[36] 霍爾斯特前引文，第417頁。
[37] 熊谞龍：《權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權本質的再討論》，載《比較法研究》2005年第2期，第51-57頁。
[38] 薛軍前引文。
[39] 霍爾斯特前引文，第469頁。
[40] the Investment Aid Case, 4 BVerfGE 7 (1954).
[41] 霍爾斯特前引文，第469頁。
[42] Edward J. Eberle, ibid; Evadné Grant, ibid.
[43] 霍爾斯特前引文，第420頁。
[44] 霍爾斯特前引文，第470頁。
[45] 梅迪庫斯前引書，第807頁；薛軍前引文。
[46] 霍爾斯特前引文，第470頁。
[47] 霍爾斯特前引文，第471頁。
[48] 【德】康拉德·黑塞著，李輝譯：《聯邦德國憲法綱要》，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96-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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