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利明 ]——(2012-5-17) / 已閱16376次
《侵權責任法》雖然列舉了８項人格權，但沒有也不可能進一步規范各種權利的具體權能。所謂“權能”，也稱為權利的作用或功能。每一種權利，都具有其自身的作用或功能。這些權能不是單一的，各種權能的結合構成了其內容。例如，肖像權具有形象再現、肖像使用、轉讓等權能。其中的轉讓權能與通常的人格權仍然有所區別。又如，個人信息資料權包括了個人信息資料的確認、利用、更正、更新等權能。個人信息資料權的這些權能確實具有獨特的、不同于傳統權能的特點。因為傳統的權能通常都是權利受到侵害之后謀求救濟，具有“防御性”。而更新、更正個人信息資料的行為具有“主動性”，即只要權利人發現其信息資料不完整或有錯誤，都可以主動要求進行更改。由此可見，法律不僅僅要列舉、表彰各種權能，也要具體規定各種權能的行使和表現效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只有制定內容全面的人格權法，才能更充分地體現私權行使和保護的需求。顯然，這些對人格權權能規定的目的，是侵權責任法所無法實現的。
３．從權利的沖突及其解決來看，侵權責任法無法替代人格權法的功能
人格權在行使過程中常常與其他權利發生沖突。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格權作為一種新型的權利，在對其進行確認、保護、行使的過程中可能會與既有的權利發生沖突，如實踐中常見的人格權與財產權、隱私與新聞自由、名譽權與輿論監督等的沖突。人格權自身也可能相互之間發生沖突，從而需要在人格權法中確立解決沖突的規則。例如，當生命權與隱私權發生沖突時，應當優先保護生命權；當肖像權與肖像作品著作權發生沖突時，應當優先保護肖像權。而侵權責任法不能解決權利行使和權利沖突的問題。此外，對人格權進行限制的法律規則應當由人格權法加以規定，如對公眾人物人格權的限制、人格權權利不得濫用等。因此，對于人格權與其他權利以及人格權相互之間的沖突，必須由法律在對優先保護哪一種利益加以權衡的基礎上進行明示。其實，在人格權法中確立沖突解決的規則，將進一步細化責任構成要件、免責事由等問題，從而形成對侵權責任法的補充。例如，在名譽權與輿論監督發生沖突的情況下，人格權法中可規定公眾人物的概念，對公眾人物的名譽權作必要的限制，其在內容上就相當于是對免責條款的內容作了更為細化的規定。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格權獨立成編還可以起到和侵權責任法相互配合的作用。
人格權在行使過程中，有可能與公權力的行使發生沖突。美國學者托克因頓（Ｔｕｒｋｉｎｇｔｏｎ）等人認為：“人格權法之所以不能夠為侵權法所代替的原因，不僅僅在于需要通過人格權法宣示權利，而且需要通過人格權法來界定政府公權力的邊界，因為現實社會中有很多對人格權的侵犯，都來自于公權力。”[23]例如，政府為維護公共場所的秩序和安全而安裝攝像頭等進行監視，這一公權力行使的行為就可能與個人的隱私權產生沖突。人格權法可以為解決這一沖突設定規則和界限，而這一功能顯然非侵權責任法所能實現的。
４．從權利的行使所涉及的范圍來看，人格權法也不宜為侵權責任法所替代
人格權在行使過程中通常會涉及多種法律規定。例如，肖像權、名稱權的轉讓涉及合同關系，應具體適用合同法的相關規定。又如，在合同中約定侵害他人人格權或者損害他人人格尊嚴、人身自由的條款都違反了公序良俗，應當依據合同法被宣告無效。美國學者布蘭代斯和普羅瑟都認為，隱私侵權是一種侵權的類型，隱私具有非常寬泛的內涵，其包括憲法、侵權法、合同法、財產法、代理法等等的相關內容。[24]因而，人格權并不是僅受侵權責任法的保護，還受到合同法等法律的保護。換言之，人格權的保護不能完全由侵權責任法所包含。
五、人格權獨立成編符合我國民法典制定的整體思路
１９８６年《民法通則》作為我國重要的基本民事法律，已經為未來民法典的制定構建了框架和體系，特別是其關于人格權規定的體系、條文數量、排列方式所形成的立法經驗值得我們重視。[25]
２００２年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提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在第四編中專門規定了人格權，其中共設７章，包括一般規定、生命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信用權和隱私權。雖然該編僅有２９個條文，但基本構建了人格權法的框架和體系，也表明立法者已經采納了人格權獨立成編的立法建議。立法者是將侵權責任法和人格權法分別獨立成編來考慮的，而并沒有以侵權責任法代替人格權法的意圖。在該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之后，立法機關考慮到民法典制定的工程浩大，對其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而只能分階段、分步驟地完成，因此將分則各編中未制定法律的部分盡快立法。按照這一立法規劃，我們已經先后制定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侵權責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為盡早完成民法典制定這一浩大工程，我們應當加快制定人格權法的步伐。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國雖然于２００９年頒布了《侵權責任法》，但并不意味著該法就已經包含了人格權法。相反，《侵權責任法》在制定過程中，實際上已經考慮到了人格權與侵權責任法的關系，在條文規范中有意回避了涉及人格權的問題。例如，《侵權責任法》只是簡略提及了實踐中最為典型的幾種具體人格權，而沒有對一般人格權的問題加以規定；在人格權保護上，其僅在死亡賠償金、精神損害賠償等方面進行了簡略規定，而未進行比較詳細的規范。這種做法并非立法上的疏漏，而是立法者的精心設計。通過這種規定，立法者就為未來人格權法預留了調整空間。
人格權獨立成編符合我國民法典立法的整體思路。實際上，人格權法是否應被侵權責任法所替代，涉及兩種立法思路的差異。一種思路通過人格權法對人格權作出詳細的規定，另一種思路是將其完全交給侵權責任法解決。采用后一種思路，其實就是法律并不詳細列舉各種人格權的類型及其權能，而在權利受損害的情況下將其交給法官通過自由裁量加以解決。從兩大法系的發展來看，很多國家的確采納了后一種思路。也正是如此，在很多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人格權法實際上成為一種判例法。但是，筆者認為，我國民法典的制定應當采納前一種思路。其理由如下：（１）從我國實際來看，為構建完整的私權體系、強化對私權保護的思路，應秉持人格權法定精神，對人格權進行細化規定。雖然事后救濟也可以起到保護私權的作用，但民眾同樣關注法律究竟賦予了何種類型的權利以及各權利的具體類型和內容。（２）將人格權保護交給判例解決，賦予法官過大的裁量權，在我國法官整體隊伍素質還有待提高的情況下未必能夠有利于強化對人格權的全面保護。（３）人格權保護往往涉及大量的價值判斷和利益衡量，法律上如果不明晰具體的規則而完全交由法官處理，未必妥當。尤其應當看到，我國民事立法長期以來的思路都是盡可能地將權利明晰化，從而使民眾行有所從，使裁判斷有所依，這實際上是我國長期以來立法經驗的總結。在這一背景下，采用人格權法定模式，更有其必要性。當然，人格權法定與物權法定在概念上并不能等同。物權法定原則主要是為適應物權公示、公信制度的需求而對物權類型所施加的必要限制，以保障物權制度運轉的有效性和保護第三人的合理信賴，而人格權法定則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此處所說的“人格權法定”是指通過法律將人格權的權利內容、類型等明晰化，因而并不意味著人格權體系具有封閉性。相反，人格權本身是一個開放的體系，應適應司法實踐的需要不斷地發展和完善。
六、結語
總之，“制定一部立足于中國實際、面向２１世紀的科學的民法典，既要繼承合理的傳統，又要回應現實需要而有所創新、有所發展”。[26]人格權獨立成編就是一項創新，既與民法典體系發展的客觀規律相符，又具有足夠的科學理論的支持，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必將促進民法典體系的發展和完善。
注釋:
[1]參見王利明：《論人格權制度在未來中國民法典中的地位》，《法學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2]參見蘇永欽：《現代民法典的體系定位與建構規則》，載臺灣政治大學法學院中國大陸法制研究中心編：《轉型中的中國大陸法制》，臺灣元照出版公司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５－２９頁。
[3]參見張曉軍：《侵害物質性人格權的精神損害賠償之救濟與目的性擴張》，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１０卷，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１７頁。
[4]王利明：《試論人格權的新發展》，《法商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5]王利明：《民法的人文關懷》，《中國社會科學》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6]參見［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０頁。
[7]參見［美］理查德·Ｃ．托克因頓、阿麗塔·Ｌ．艾倫：《美國隱私法：學說、判例與立法》，馮建妹等編譯，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７—３７頁。
[8]德國學者雷爾姆認為，自主決定的利益其實和隱私權沒有什么關系，不過仍然可以把這兩種利益都放在隱私權下面來保護。Ｓｅｅ Ｇｅ－ｂｈａｒｄ Ｒｅｈｍ，Ｊｕｓｔ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ｉｍ？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Ｓ．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３２Ｕ．Ｗｅｓｔ．Ｌ．Ａ．Ｌ．Ｒｅｖ（２００１）．
[9]Ｓｅｅ Ｓｃｏｔｔ Ｊｏｎ Ｓｈａｇｉｎ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ａｖａｒｅ，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Ｍｅｍｂｅｒ，ＮＹ，ＮＪ ＆ＣＡ Ｂａｒｓ．
[10]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Ｂ．Ｒｕｌ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ｈａｍ Ｇｒｅｅｎｌｅａｆ ｅｄ．，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８，ｐ．８８．
[11]參見張新寶：《信息技術的發展與隱私權保護》，《法制與社會發展》１９９６年第５期；齊愛民：《個人資料保護法原理及其跨國流通法律問題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頁。
[12]參見王利明主編：《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及說明》，中國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２０頁。
[13]參見［法］雅克·蓋斯旦、吉勒·古博：《法國民法總論》，陳鵬等譯，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４１－１４２頁。
[14]參見［日］松尾弘：《民法的體系》第４版，應慶義塾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５頁。
[15]參見梁慧星：《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大綱（草案）總說明》，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１３卷，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０５頁。
[16]參見龍顯銘編著：《私法上人格權之保護》，中華書局１９３７年版，第２頁。
[17]［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闖譯，中國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５－２６頁。
[18]參見曹險峰、田園：《人格權法與中國民法典的制定》，《法制與社會發展》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19][25][26]參見王利明：《人格權制度獨立成編的必要性》，《人民法院報》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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