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中清 ]——(2003-10-7) / 已閱36838次
⑵精神損害撫慰金上，包括致殘的和致死的撫慰金。各地法院主要通過具體判例解決這方面的困惑。各地關于精神損害撫慰金的判例，假以媒體的報道，出現了救濟數額和適用范圍競相攀升的司法現象。在總結各地高級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制度的基礎上，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出臺《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使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救濟幾乎涵蓋所有較為嚴重的人身損害案件；規定精神損害的救濟數額根據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六方面因素確定。同時，最高人民法院把精神損害撫慰金在某些領域定義為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難免產生新的困惑：《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規定了殘疾者生活補助費與殘疾賠償金并用；其他法律法規如《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只規定殘疾者生活補助費（死亡補償費），是否還要另有精神損害撫慰金？對此，各地基層法院的理解至今不同。
關于救濟數額。
救濟數額的困惑亦主要體現在傷殘補助費（死亡補償費）與精神損害撫慰金上。⑴就傷殘補助費（死亡補償費）而言，按照什么標準，是居民平均生活費、職工工資、生活困難補助標準，抑或最低生活補助標準，各地司法制度并不一致。不惟如此，救濟年限也大有差異。主流司法制度在救濟年限上有參照國家賠償法的20年固定年限式（幼兒和老年人適當減少）和可能生存年限式兩種。目前，在賠償參照標準和年限上主要限于各高級人民法院轄區內的統一，不再細分到按照具體地市縣的標準。⑵在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救濟方面，各高級人民法院司法制度的變化近兩年主要體現在限定最高額上。各地在10萬元限額的較多。
以上計算標準的各不相同，體現了司法變化從各個角度對人身權利這一最基本的私權利的關懷。與此同時，各地法院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和倡導，紛紛組織相關業務法官集中學習理論知識，從理論根源上尋求解決法律適用問題的途徑，提高法官的專業水平。
2、史無前例地出臺地方司法制度。
在國內人身損害救濟方面，經過幾年的徘徊⑧之后，一些高級人民法院紛紛制定統一的司法制度。其中，1995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制定了《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1996年初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制定了《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1999年江蘇高院《全省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對輸血感染等人身損害司法救濟問題作了規定。2000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制定《關于審理人身傷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處理意見》，規定了按照可能生存的年限（人均期望壽命減去受害人當前年齡）救濟的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在武漢召開全國民事案件審判質量工作座談會，會議紀要對人身損害司法救濟問題予以了原則性的指導⑨。重點仍然放在各地司法制度的制定和完善上。最高人民法院的業務指導書刊把這類地方司法變化的成果刊登在“審判工作前沿”專題下進行全國推廣。
從法律規范的種類上講，地方法院并沒有制定司法解釋的權限。然而，我國法律制度的特點又決定了地方司法在法律制度存在空白、社會問題又急需司法作出權威性評判的時候，應當有所探索。盡管這種探索在中國史無前例。
3、舉證責任的傾斜。
地方司法在制定實體救濟制度的同時，還在訴訟證據的規則方面制定統一的司法制度，注重從程序上救濟人身損害糾紛中的弱勢方。其中，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1年10月1日起實施《關于辦理各類案件有關證據問題的規定（試行）》。該規定涵蓋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三大訴訟領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這方面的司法變化在最高人民法院已經得到統一，形成了有普遍約束力的司法解釋：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2002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證據規則的發展變化在醫療侵權等人身損害的救濟上創新地向受害方傾斜。帶有行政色彩的鑒定結論在人身損害的司法救濟中不僅不再是程序啟動（案件受理）的前提，而且不再是訴訟的唯一證據和關鍵證據。
4、審判公開與判決書論證判決理由。
人身損害救濟司法變化與審判公開制度變化相結合，出現了在判決書中全面論證判決理由的趨勢。這種判決理由的論證，包括具體的事實認定、證據認定、各方當事人觀點引述與概括、法律適用、價值取舍的根據等方面，把法官對事實的認識和對法律精神含義的理解等思維活動全面而清晰地展示在裁判文書里，既充滿理性的光彩又包含人性的關懷。這也是前所未有的。法律文書的規范化制作和推廣活動給人身損害救濟的司法實踐帶來了救濟文書上明顯的變化。
5、上級法院與下級法院相互拉動與推動。
這方面的司法變化主要體現在判例的價值上。下級法院的判例在許多新的領域，如醫療損害、消費損害等領域，尤其是精神損害的救濟上，推動了最高司法的發展變化，形成了司法解釋；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拉動，主要體現在中級以上法院對基層法院的拉動上：基層法院的法官學術結構上相對薄弱，在人身損害救濟的變化上表現相對遲緩。上級法院適用新標準的判例對下級法院有著決定性的拉動作用。
關于判例的指導作用，2002年10月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頒布《關于在民商事審判中實行判例指導的若干意見》，具有典型意義。
6、初步形成人身損害救濟法律制度的新模式。
雖然全國范圍內統一的人身損害救濟法律制度尚未出臺，但各地的司法變化在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之后趨向基本統一。救濟的數額方面各地同以前相比有所接近；適用的救濟標準也接近于以居民平均生活費為依據。這給受害者在實體法律關系上、在救濟程序上提供了更多、更靈活的選擇，不必拘泥于行政救濟或其他救濟。其中，醫療損害救濟表現得尤為突出。盡管《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實施還不滿一年，醫療損害的受害人在選擇救濟模式時還是較多地選擇司法救濟確定的模式。
三、司法變化的特點
近幾年人身損害救濟的司法變化，主要有以下八個方面的特點：
1、廣泛性與普遍性。
由于人身損害的司法救濟關系到人的最基本權利的損害救濟，受到社會關注的程度很高。各地的司法制度，包括具體判例的制度和統一規定的制度都發生了變化。
救濟項目更趨于全面。各地除了死亡補償費（死亡賠償金）等有了本地域范圍內的統一制度外，精神損害救濟有較大發展，基本涵蓋了犯罪損害以外的所有人身損害救濟領域。
2、突破性與試探性。
這方面的特點主要體現在地區差異性與允許各自為戰上。在救濟的年限上，北京地區的人身損害司法已經建立可能生存年限的救濟制度，其他地區的人身損害司法主要為固定年限的救濟制度；在計算標準上，各地分別適用人均生活費、基本生活費、職工年平均工資等，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尚未形成全國的統一。
3、人本主義特點。
近年來人身損害救濟司法變化整體上更趨于人性化，注意對以生命權和健康權為核心的私權利的保護。相對于已往的國家本位、制度本位而言，人身損害救濟的司法變化最能體現法律的理性與人本主義內涵。
4、與道德領域的融合性。
社會價值取向引入判決書，是公眾道德觀念融合進司法的一個體現。對現行法律制度的適用取舍，如《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參照與否，既體現了法律的理性又包含著道德的選擇。最高人民法院在其組織的學習活動中明確強調道德的引進⑩。
5、以我為主的觀念性與強大的趨勢性。
這次人身損害救濟的司法變化，充分體現了法律自身運動的要求。法律自身的完整性和公正性、公平性，要求具體法律制度條文前后一致、不同淵源的法律規定基本一致，要求在基本的人身權益上有充分的體現和實現。人身損害救濟制度在立法和行政存在空白時，司法責無旁貸地承擔起完善法律制度的任務，對法律法規予以補充與沖擊，展現了司法對自身的尊重與信任。一方面，證據規則自成體系且十分充實的內容體現了司法活動程序公正的特點；另一方面，對不一致于法律的法規規章，完全采取不予理睬的態度。形成了強大的、不可逆轉的司法變化趨勢。
6、與體制改革的互動性。
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大量事業單位制度亟需改革，以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現實中，包括醫療、教育在內的事業單位體制改革進展緩慢。人身損害救濟的司法變化體現了主動性與靈活性，必然對體制改革提出適應的要求并產生拉動作用。體制改革的進步也將會推動司法乃至立法的進一步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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