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泓燕 ]——(2012-8-17) / 已閱12641次
【論文提要】盜竊罪從古至今都是司法實踐中常見、多發的犯罪之一，許多國家都將盜竊罪規定在財產犯罪之首。我國刑法在規定搶劫罪之后就對盜竊罪作了明確規定，司法解釋對審理案件具體應用法律中的疑難問題作了具體解釋。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盜竊罪犯罪對象本身的性質和形態所存在的巨大差異，使犯罪認定非常困難，筆者希望通過對盜竊罪犯罪客體的研究，可以在界定處于模糊邊界的幾種特殊的盜竊罪犯罪對象范圍時梳理出一個清晰的思路，以利于具體案件的處理，適應社會和刑法財產犯罪體系發展需要。
盜竊罪作為最古老的犯罪之一，即使在今天的任何國家，都是發案率很高的犯罪，許多國家都將盜竊罪規定在財產犯罪之首。我國刑法在規定搶劫罪之后就規定了盜竊罪。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財產的存在形態從單純有體物逐漸擴展到無體物甚至虛擬財產；隨著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革，財產的利用形態由主要供個人使用發展到商品交易的對象，財產之上的權利關系變得很復雜，這些都使得盜竊罪的內涵和外延在不斷豐富和完善，尤其是其犯罪對象的界定，更是實務界和理論界都非常關注的問題。
犯罪對象是犯罪主體的犯罪行為直接施加影響的具體的人或物，是犯罪客體的表現形式。因此盜竊罪犯罪對象本質特征即是體現財產所有權的物質形態，只有從財產所有權這一盜竊罪的客體特征入手，才能科學揭示盜竊罪對象的性質和范圍。本文希望通過對不同國家、地區尤其是大陸法系國家關于盜竊罪犯罪客體不同學說的比較研究，結合我國刑法條文相關規定，對幾個爭議的犯罪對象進行研究，以期為盜竊罪犯罪對象找到更加合理明確的界限劃分。
一、關于盜竊罪犯罪客體的演變
（一）大陸法系國家不同學說的爭論與融合
在大陸法系的一些主要國家如德國、日本等國的刑法理論中關于保護法益的含義類似于我國對犯罪客體的規定，因此我們在此使用法益的概念來闡述他們的主要觀點。
1、日本刑法學說與判例的變化
日本刑法235條規定，竊取他人財物的，為盜竊罪。由此可見盜竊罪保護的是指他人的財產，但這里的財產究竟是指他人對財物的所有權及其他本權還是指單純的對財物占有本身，在此問題上形成了本權說、占有說和中間說。
本權說認為，其保護法益是所有權及其他本權，他人的占有限于基于質權、租賃權、留置權等私法上的合法權限（即為本權）。在二戰前，大審院的判例明確采取本權說。
占有說認為，財物的占有或持有本身是盜竊罪保護的法益，至于占有是合法還是非法,則在所不問。戰后最高裁判所判例站在維持財產秩序立場上，采取占有說，且只是例外認定存在違法阻卻事由。
后來又出現了很有影響力的中間說，認為即使沒有民法上的權限根據的占有也仍然可以通過盜竊罪來加以保護。如“似乎有理由的占有”“平穩的占有”“呈現出似乎有本權根據的外觀的占有”，而其中最有影響力的莫過于平穩占有說，該說將從犯罪人處奪回自己財物的情況不認為是犯罪，之外與純粹占有說并無不同2、德國的有關學說與爭論
德國則主要存在法律的財產說、經濟的財產說和法律的經濟的財產說。法律的財產說認為，刑法中的財產罪是為了保護民法上的權利，即使在經濟上沒有損害，也成立盜竊罪。經濟的財產說認為，作為整體的具有經濟價值的利益就是財產，因而是財產犯的保護法益。而法律經濟的財產說認為所謂財產，是指法秩序所保護的作為整體的具有經濟價值的利益。
3、臺灣地區相關問題的討論
臺灣地區刑法典對盜竊罪采取了專章規定的立法。包括普通竊盜罪、竊占罪、加重竊盜罪、竊盜電氣罪和親屬相盜罪。（2003年刑法修訂時刪除了常業竊盜罪）其中，普通竊盜罪的犯罪對象類似于我國的盜竊罪，而竊占罪則是以不動產為犯罪對象，竊盜電氣罪則相當于擴大了盜竊罪犯罪對象的范圍。
臺灣刑法理論認為，盜竊罪破壞的法益是財產法益，但該財產法益不以所有權為限，財產持有權也是盜竊罪侵犯的法益。所有與持有兩者在外表上同為對于物的支配關系，但在實質內容上有所不同，所有人的支配關系為一種法律方式的支配關系，若所有人同時又為持有人，在法律支配關系外還有事實的支配關系。因此，所有物被竊，對所有人而言，雖意味著對所有物的全部喪失，但所有人對其所有物在法律上的支配力并不因此而改變。持有權則是一種純事實的支配關系，持有人對其持有物，只是事實上能夠管領支配而已，而無所有人對于所有物之法律上是支配關系。
（二）英美法系學說與判例的規定
英美法系既沒有犯罪客體，也沒有法益概念，但從其判例中我們還是可以探知其保護法益的不斷變革。
根據19世紀到20世紀中期英國對larceny罪的定義,行為人竊取的必須是“他人的財物”。但這里的所謂“他人的財物”并不要求對該財物具有所有權,而只要他人具有“特定的財產權”就夠了,行為人取回自己的所有物的行為、為了實現自己的權利而取得他人財物的行為或雖然沒有權利但誤認為自己有權利而取得他人財物的行為,均因為行為人誠實地相信自己是主張權利的行為,而不成立財產罪。這類似于本權說。美國在1962年公布的模范刑法典中強調“他人的財物”必須是被害人具有一定權源的財物,因而立法上主張“本權說”。英國1968年的盜竊罪法(TheftAct 1968)是英國財產罪法上劃時代的法律,它標志著英國從以往的“本權說”轉向“占有說”。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以永久性剝奪他人財物的意思,不誠實地取得屬于他人財物的,構成盜竊罪。”這里“他人財物”只要求是他人占有、支配、使用的財物,而不要求是他人所有的財物。行為人取回自己所有而由他人占有的財物的,可能成立盜竊罪。這反映出立法支持占有說傾向。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相繼出現了否定本權說的判例,代表著這種變化的是賓夕法尼亞最高法院的兩個判決。在這兩個判決中指出, 盜竊行為侵犯的是他人對財產的“占有權”,因為偷盜涉及非法的剝奪行為,所以重要的問題不是誰有“所有權”或者誰有“保管權”,而是誰有法律承認的占有權。這標志美國司法上向“占有說”轉變。
二、我國關于盜竊罪犯罪客體的理論不足與修正
我國理論上通常認為盜竊罪的犯罪客體是公私財產的所有權。這里有三點問題值得研究：
第一，對“公私財產”的理解過于狹隘。一般情況下，我國把盜竊罪中的財物僅理解為有體物與動產。但是隨著社會發展，許多無體物的經濟價值日益加重，顯然這種理解已經不能包含許多新的盜竊形態。最高法院出臺的司法解釋中關于電力、電信資源、網絡資源的規定實際也已經突破了有體物的限定。由于一些無體物既可成為所有權的對象，又具有物理管理可能性，因此我國盜竊罪保護的公私財產應該包括一些無體物。當然，財物的概念也不是無限擴大，如對一些財產性利益就不能一概而論，如日本刑法原則上否認財產利益盜竊罪，對侵害財產上利益的行為根據強盜罪、詐騙罪、恐嚇罪、背信罪和電子計算機使用詐騙等定罪處罰。但是，鑒于具有物理管理可能性的財產可以成為盜竊的對象。我國對此應該進一步作出細化規定。
第二，對“所有權”的范圍規定太小。民法中財產權的概念非常廣泛，包括物權和債權。物權中不僅包括所有權，還包括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尤其是債權和擔保物權在現代社會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地位，這實際是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所有權的部分權能與作為整體的所有權在一定時空條件下發生分離的結果。這一分離以暫時移轉部分權能為代價，使得所有權人能最大限度發揮物的作用，但此時不能忽視其他非所有權人利益的保護，因為他們因支付相應對價而獲得了法律上對財產的部分支配權。例如買方對保留所有權的分期付款商品，擔保物權人對抵押物、質物和留置物，租賃人對出租物的權利都應該得到法律保護。所以應該適當擴展所有權說范圍，至少有類似于日本“本權說”的范圍。
第三，對占有狀態的保護不足。對于占有利益，馬克思指出過：“私有財產的真正基礎即占有是一個事實，是不可解釋的事實，而不是權利，只是由于社會賦予實際占有以法律的規定，實際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質,才具有私有財產的性質”。（7）美國刑法中認為盜竊罪侵犯的是他人財產的“占有權”，因為偷盜涉及非法剝奪的行為，故重要問題不是誰有所有權或保管權，而是誰有法律承認的占有權。因此從保護社會穩定的財產秩序和財產安全出發，我們也應把占有這一事實納入盜竊罪保護客體內。
民法中的占有可分為有權占有和無權占有，而其中對有權占有保護基本可以被“本權說”覆蓋，但是關于無權占有的保護到何種程度，目前還沒有很清楚的劃分。無權占有分為善意占有和惡意占有，對于善意第三人的占有保護，無論民法還是刑法領域都是沒有爭議的，但是對于民法上的惡意占有雖然不受民法保護，但刑法是否也將其排除在外值得商榷。張明楷教授認為對需要通過法定程序恢復應有狀態的占有都應受保護，它即包括根據法律和事實，通過法定程序恢復原狀，也包括通過法定程序形成合法狀態；即包括事實上的支配也包括法律上的支配。（8）這一觀點在幫助我們區分何種占有應予保護方面很有借鑒意義。
三、幾種特殊盜竊對象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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