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照明 ]——(2012-9-11) / 已閱12447次
論文提要：雖然刑訊逼供已為我國法律所禁止，但實踐中這種審訊方式依然存在。如何在立法及司法中進一步遏制刑訊逼供屢禁不止的現象，已是當務之急。應當分析我國刑訊逼供產生的原因及危害，參照國外相關立法，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等一系列遏制刑訊逼供的對策。希望能完善我國刑事訴訟法體制及證據規則，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權。
刑訊逼供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變相肉刑或者精神折磨的方法，以逼迫并獲取口供的行為。隨著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監督力度的增大，一系列刑訊逼供事件被曝光，這些案例教訓深刻，促人警醒，發人深思。雖然刑訊逼供已為我國法律所禁止，但實踐中仍無法禁絕，這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又有思想方面的原因，既有歷史方面的原因，又有現實方面的原因。應當在參照、借鑒國外相關立法和司法經驗的基礎上，揭示刑訊逼供的根源、危害，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提出遏制刑訊逼供的對策。
一、刑訊逼供的危害
刑訊逼供的危害是潛在的、嚴重的。一般說來，刑訊逼供的危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刑訊逼供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利。刑訊逼供最直接的危害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任何公民的人身權利都受憲法和法律的保護，非經法定程序不得限制或者剝奪。刑事訴訟法明確禁止刑訊逼供，刑法也將刑訊逼供規定為犯罪。所以，刑訊逼供是對人身權利的嚴重侵犯。
（二）刑訊逼供可能造成冤案、錯案。刑訊逼供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心遭受種種痛苦，最后不得不承認一些虛有的罪行，以換取片刻的自我保全。“要求一個人既是控告者，同時又是被告人，這就是想混淆一些關系；想讓痛苦成為真相的熔煉爐，似乎不幸者的筋骨和皮肉蘊藏著檢驗真相的尺度——這種方法能保證使強壯的犯罪獲得釋放，并使軟弱的無辜者被定罪處罰。”[1]刑訊逼供，屈打成招，是導致錯案冤案的主要原因。
（三）刑訊逼供容易造成積案、疑案。司法工作人員刑訊逼供時，往往把精力用于對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圍繞口供花費過多的時間，耽誤了收集其他證據的有利時機。使有些證據因為時間久而滅失，難以收集到確實、充分的證據。即使勉強得到一些口供，也會因為案件其他證據不足而口供時而不一，使得案件撲朔迷離，造成解不了的積案，或者難以認定和處理的疑案。
二、刑訊逼供產生的原因
刑訊逼供雖然被法律明確禁止，但仍然時有發生，并不是執法人員不懂法，而是有其深厚的思想根源。具體有以下幾點：
（一）我國刑訊逼供存在的歷史原因
1.封建社會流毒的影響。封建社會法律規定，司法官員可以用法定的刑具和手段逼取口供，刑訊是封建司法官吏獲取證據的重要手段，甚至是主要手段，也是被舊的司法官吏視為破案的最有效手段。但是現在還有些辦案人員認為：只要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點“苦頭吃”，就會開口招供，就會有證據，就能破案。這不能不說是封建時代刑訊逼供的流毒所致。
2.資產階級國家警察搞刑訊逼供的影響。有些辦案人員認為，哪個警察不打人？那些高度法制化的資本主義國家警察也搞刑訊逼供。如有報紙報道，美國的大多數警察都搞過刑訊逼供。因此，有些偵查人員認為，刑訊逼供只要沒打死人，就不必大驚小怪。
3.刑訊逼供是糾問式審判方式的必然結果，是國家強制權利的產物。[2]在糾問式訴訟中，審問者的角色由消極的裁判者轉化成為積極的追訴者，訴訟的目的就是給被追訴者定罪量刑，審訊的目的就是要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所犯罪行的供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最完整最可靠的證據，法律對口供的重視，促進了糾問式訴訟的發展，也助長了刑訊逼供。[3]
（二）刑事訴訟制度缺陷是我國刑訊逼供存在的根本原因
1.我國并沒有確立實質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原則，反而在相當程度上還受有罪推定殘余思想的支配。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 此規定可簡稱為“人民法院判決定罪原則”或“罪從判定原則”。該原則吸收了無罪推定原則的某些合理因素，但絕不是國際普遍適用的無罪推定原則。因為真正無罪推定原則的核心內容在于強調嚴格的證明責任，它首先設置了一個“對被告人在判決確定前應視為無罪”的假定。而“罪從判定”原則主要的目的在于統一定罪權，強調只有人民法院才有審判權，因此它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審判之前的訴訟地位問題。[4]這就導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訊問過程中很多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
同時，有罪推定作為一種訴訟觀念尚存留于部分司法人員的思想中。所謂有罪推定原則是指對被告人在未經法院確定有罪之前，就以罪犯對待。依照該原則，一個人一旦被控有罪，便先入為主地被認為是罪犯，若不認罪，偵查人員就會自認為“有權”采用某些“適當”的辦法使其認罪，由此必然導致刑訊逼供。
正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上的“罪從判定”原則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審判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地位問題，加之我國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以來受有罪推定的影響較深，致使司法工作人員常常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成是罪犯，認為壞人就是該打。訴訟地位在法律上的喪失是導致刑訊逼供屢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2.我國沒有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5]沉默權是指犯罪嫌疑人對司法機關的訊問有權拒絕陳述，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并且不因拒絕陳述而被司法機關做出對其不利的法律推定。而在我國，不僅沒有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相反還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這一規定不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對指控時無權保持沉默，而且給了偵查人員以強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其預斷交代的權力。因為判斷回答是否如實的權力是由偵查人員掌握的，一旦他們認為回答不合其預斷，就難免進行刑訊逼供以獲得他們預期的口供。
3.現行的刑事訴訟證據規則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規定得不夠完善。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對采用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雖然也規定了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依據。但又規定人民檢察院起訴部門在審查中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同時應當要求偵查機關另行指派偵查人員重新取證，必要時人民檢察院也可以自行調查取證。
（三）程序、立法缺陷是我國刑訊逼供存在的直接原因
1.偵查權的過分集中。在我國刑事訴訟的偵查階段，拘留犯罪嫌疑人由偵查機關自行決定，對于公安機關偵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公安機關報請檢察機關審查決定，檢察機關自偵的案件自行決定批準逮捕，其他強制措施和專門性調查手段都由偵查機關自行決定和執行。從法律規定來看，除了公安機關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檢察機關批捕外，其余涉及公民人身自由、財產和隱私等強制性調查手段的行使，無一受到其他機關的制約。偵查權的過分集中和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是我國現行偵查結構的重大缺陷，也是導致刑訊逼供的重要原因之一。
2.逮捕和羈押不分。在我國刑事訴訟中，逮捕不僅表現為一種行為，而且也是一種狀態即羈押。它具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逮捕就意味著要進行一段時間的羈押，最長可達7個月。逮捕和羈押之間不必經過任何司法審查。二是只要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就意味著他在偵查階段將完全處于偵查機關的控制之下，幾乎與外界完全隔絕。逮捕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而是為了獲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3.對受害者救濟程序不暢通，對實施者懲罰不力。雖然我國刑法明確規定刑訊逼供行為為犯罪，但由于其產生的特定環境、特定主體，使得此類案件的處理流于形式。
刑訊逼供發生在案件的偵查階段，其主要目的是獲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以收集其他證據，爭取順利結案。同時，刑訊逼供又是偵查人員在合法的訊問程序中“運用”自己的“職權”進行的，所以往往受害者告狀無門，萬一有了紕漏，受害者也難以舉出證據，受害者的權利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刑訊逼供的實施者更是有恃無恐。[6]
三、遏制刑訊逼供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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