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鄧聯繁 ]——(2013-3-26) / 已閱8024次
現行憲法以專章規定國旗等國家標志是繼承1954年憲法的結果。在1954年憲法的制定過程中，1953年全國政協組織的憲草座談會曾提出，把原草案第四章‘國旗、國徽、首都哄入第三章“國家組織體系”部分內。[17]該意見未被采納。新中國四部憲法包括現行憲法都是用第四章單獨規定國旗等國家標志，這與前蘇聯憲法極其相似，而與民國時期中國憲法、當今世界主要大國的憲法有顯著區別。
第一，新中國憲法設專章規定國旗等國家標志并不是沿襲民國時期立憲的結果。我國立憲之初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華民國約法》與1923年《中華民國憲法》，都未曾規定國家標志。之后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與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都是在第一章“總綱”中規定國旗等國家標志，其中《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4條與第5條分別規定的是中華民國國旗和國都，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第6條規定了中華民國國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沒有國旗等國家標志的規定。
第二，新中國憲法不是設專章規定國旗等國家標志的首創者，它設專章規定國旗等國家標志淵源于前蘇聯憲法。1918年蘇俄憲法共六篇、十七章，第六篇也就是第十七章即“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徽及國旗”。1924年蘇聯憲法分第一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的宣言”和第二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的盟約”，其中第二篇設十一章，第十一章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國徽、國旗及首都”。1936年蘇聯憲法不再設篇，共十三章，其中第十二章為“國徽、國旗、首都”。1977年蘇聯憲法分為九個部分，其中第八部分為“蘇聯國徽、國旗、國歌和首都”。前蘇聯的這種做法顯然影響了包括我國在內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如1972年的朝鮮憲法共十一章，第十一章就是“國旗、國徽和首都”；1992年的越南憲法共十二章，第十一章為“國旗、國徽、首都、國歌、國慶日”。新中國憲法在規定國旗等國家標志方面，至少在以下方面類似于前蘇聯憲法。第一，設立專章。第二，專章的位置相當靠后。前蘇聯憲法要么將國旗等國家標志作為倒數第一章，要么作為倒數第二章，新中國憲法將之作為倒數第一章。第三，國歌后于國徽、國旗、首都進入憲法。前蘇聯開始只規定國徽、國旗、首都，直到1977年才補充規定國歌。新中國前三部憲法都只規定國徽、國旗、首都，直到2004年才規定國歌。當然，并非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都以專章規定國旗等國家標志，如1976年的古巴憲法只是在第一章“國家政治、社會和經濟基礎”中以第二條規定國旗、國歌和國徽，以第三條規定首都。
第三，從當代各國憲法文本來看，有的憲法不規定國旗等國家標志，如美國憲法和1946年日本憲法；在規定國家標志的憲法中，以專章形式來規定的憲法很少，意大利、法國、德國等國都是以條的形式來規定國旗等國家標志。可見，國旗等國家標志在當今世界主要大國的憲法中并不具有顯赫的地位。
受前蘇聯憲法的影響，新中國憲法包括現行憲法專設第四章規定國旗等國家標志，構成了新中國憲法在章的設置上的最大缺陷。因為第四章字數極少，與前三章的篇幅相比，十分地不協調--2004年修憲后，第一至第四章的字數分別是3529字、1960字、8728字、100字。加之序言一直篇幅較長，如2004年修憲后的憲法序言有1792字，使憲法在外觀上頭重腳輕。這種體例還有損憲法價值。因為國旗、國歌、國徽、首都著眼的都是“國家”，而非“國民”。在憲法正文的開頭，總綱規定國體、政體、國家政策，立足的是“國家”；在正文末尾單獨把國旗等國家標志作為一章，再強調一下“國家”，削弱了“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在憲法典中的地位。
總之，以專章規定國旗等國家標志的體例應當改變，宜在總綱中規定國旗等國家標志。由于現行憲法第四章僅三條，將之合并為一條、分幾款規定在總綱中，并不需要對憲法進行大規模的修改。一個可以考慮的設想是合并現行憲法第三十二條與三十三條，將第三十二條的兩款作為第三十三條的第五款和第六款，以第三十二條規定國旗等國家標志。雖然第三十二條位于第一章“總綱”中、第三十三條位于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但兩者都是關于權利的規定，其中，第三十二條規定的是外國人的權利，第三十三條是我國公民基本權利的一般性規定。能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中規定外國人的權利嗎？當然可以。1954年憲法、1975年憲法、1978年憲法都是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中規定外國人的權利。在“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后，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中以款的形式而不是用條的形式來規定外國人的權利，更沒有什么理論上的障礙，相反，還會增強權利規定的完整性。
注釋:
[1]汪進元：《良憲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頁。
[2]韓大元主編：《比較憲法學》（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頁。
[3]周葉中主編：《憲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
[4]、[8]亨利·范·馬爾賽文、格爾·范·德·唐：《成文憲法——通過計算機進行的比較研究》，陳云生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頁，第160頁。
[5]王磊：《憲法如何面對未來？—修憲與憲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中外法學》2005年第1期。
[6][美]麥迪遜：《辯論：美國制憲會議記錄》（下），尹宣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頁。
[7]本文所取憲法文本，全部來自姜士林等主編：《世界憲法全書》，青島出版社1997年版。為節省篇幅，不再一一注明。
[9]韓大元：《憲法學基礎理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頁。
[10]韓大元編著：《1954年憲法與中國憲政》（第二版），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頁。
[11]、[17]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頁，第108頁。
[12]姚登魁、鄭全咸：《我國憲法結構修改芻議》，《現代法學》1981年3期。
[13]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頁、第382頁。
[14]王廣輝：《論我國憲法典結構的完善》。《法商研究》2000年第5期。
[15]鄧世豹：《憲政邏輯與憲法文本的完善》，《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
[16]張斌：《略論憲法之結構及其比較》，《法學評論》1998年第1期。
作者簡介：鄧聯繁，法學博士，中南大學法學院教授。
文章來源：《政治與法律》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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