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13-5-21) / 已閱15661次
根據數學模型可以得出結論是：因為高利貸高利率，借款期限短，陳某最初借雞生蛋非法吸收存款的1000萬元，到了2004年5月即模型中第三十六個月，變成了欠高利貸者債務3209.58萬元，債務數額翻了一番多。高利貸者在36個月共實際獲得利息收入10*36=360萬元。可見，高利貸不僅全數吞沒集資人三年辛苦得來的全部勞動成果，而且即使加上不計折舊實際投資的1000萬元建立的工廠都還給高利貸者，也無法還清全部高利貸本息。高利貸的危害性可見一斑。
這種借高利貸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在司法處理過程中存在三大陷阱，一旦陷入其中出現誤判，集資人的命運輕則至少判十年以上，重則判無期或死緩，甚至丟掉性命。一是集資人投入生產經營的資金占集資款總數的比例；二是集資人使用詐騙的方法騙取資金。三是《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規定：“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下面分別闡述這三大陷阱為何容易出現誤判，進而影響案件定性的。
第一大陷阱：集資款投入生產經營的比例。根據上述模型數據，似乎只有第一個月的集資款1000萬元是用于生產經營的，從第二個月起，每個月的集資款都是用于還本付息，如果將36個月集資數全部累計，總的集資數額為：67199.30萬元，那么按投入生產經營的1000萬除以集資總數計算商值為：1000÷67199.3=1.48%，得出一個微不足道的比例。這個數字讓司法人員得出結論，即集資人只將極少比例的集資款用于生產經營目的。
這是一個陷阱，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因為高利貸還本付息的周期短，每個月必須還本付息，第一個月集資1000萬元投入生產經營后，資金就轉換為生產資料，變成機器設備物化固定下來。一個月到期后，不可能將機器設備退還給第一期高利貸1000萬元的出資人，這樣必須再借高利貸退還第一期的出資人，所以第二期所集資的金額就為1030萬元，就是退還第一期集資款的出資人的本金和利息。同樣第三期所集資的金額1061.2萬元，就是退還第二期出資人的本金和利息，……由此可見，每一期集資都只能管一個月，集資人的總共36次集資行為中的每一期集資，都是為了讓第一期所投入的1000萬元資本（已經物化固定）能夠繼續生產經營一個月。換言之，每期集資款實際上都是為了維持生產經營繼續進行下去的需要而集資的，全部集資款100%被用于生產經營中。前述計算出只有1.48%微小比例的集資款用于生產經營，其實是誤入陷阱后產生的錯覺。
第二大陷阱：集資人使用詐騙方法騙取資金。高利貸者清楚，高利貸高風險。只要集資人出現不能按時還本付息的情形，最先知情的高利貸者就會千方百計轉嫁風險，他們只管自己賺個盆滿缽滿，不管他人傾家蕩產，往往會采取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逼迫集資人退還自己放出的高利貸本息，并且自己不再借高利貸給集資人。集資人不堪重壓不得不去向他人借更高的高利貸，當然借款時，不會告訴對方自己生產經營的一些真實情況，否則的話，再高的利息也沒有人肯借出一分錢，就根本無法向逼債的高利貸者交差。正如前述案例中，陳某的隱瞞或欺騙行為，愿意預先支付8%的高額利息瘋狂集資的行為，都是陳某受到脅迫身不由己的行為。
集資案爆發后，最后一批借出高利貸的人，高利貸無法收回。一方面為了追回損失和發泄自己的不滿，另一方面為掩蓋自己瘋狂逐利投放高利貸的責任，即自身存在重大過錯，這批最后借出高利貸的人，往往會眾口一詞地對辦案人員強調，自己是上了集資人的當，是集資人騙了自己，一本案卷中有幾十，成百上千人甚至上萬人都這樣強調，足以讓司法人員誤入第二個陷阱中，從而認定集資人使用了詐騙方法進行了集資。
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最后借的這批高利貸，除去預先支付高利貸部分利息外，全部被用于歸還前面一批高利貸，集資人本人一分錢也沒有使用，并且是前一批高利貸者強力逼迫下實施的。集資人顯然想欠前一批沒有被隱瞞真相的高利貸者的錢，但是得不到允許，集資人走投無路之下，只好借更高的高利貸歸還先前的高利貸，集資人若有隱瞞真相欺騙后面的高利貸者也并非集資人的本意。因此，集資人如果最初借高利貸用于生產經營時沒有騙取，那么在高利貸者逼迫下再借高利貸還本付息，就不應認為集資人以欺騙的方法騙取資金。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第二款之規定，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一）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這項規定，正好是由前述兩大陷阱的內容組成的，具有出錯的高度危險性。一旦誤入陷阱后，定性就變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就變成了集資詐騙案。
定性錯誤，問題就很嚴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法定最高刑為十年有期徒刑，而集資詐騙罪的法定最高刑為死刑。兩罪刑罰的差距十分懸殊，定性出現問題，判決結果會有天壤之別。特別是死刑案件，大家應謹慎行事，不能因為自己的錯誤而成為高利貸者借刀殺人的工具。然而，與前述實際案例一樣，定性錯誤在司法實踐中時有發生。
（三）第三大陷阱：《紀要》中可以明確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七種情形，其中之一就是“明知沒有歸還能力的而大量騙取資金的”。此項規定，若要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中應用，必須從整體上考慮，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否則，將誤入陷阱發生誤判。
案例中陳某最初集資1000萬元投入生產經營時，是有信心借雞生蛋償還高利貸本息的。可是，陳某或者對生產經營所獲利潤前景作了錯誤估計，或者市場發生變化，工廠贏利能力被削弱，導致每月贏利無法支付高利貸利息，結果高利貸負擔越來越重，是陳某始料未及的。陳某必須按月對高利貸還本付息，否則，高利貸者就窮盡一切手段進行追討，工廠的生產經營無法維持下去，高利貸者逼得陳某不得不拆東墻補西墻，直到實在不能再借到高利貸，資金鏈斷裂，案件才會爆發的。陳某當初的借貸行為并沒有使用詐騙方法騙取他人的借款，也不是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從整體來看，陳某的行為完全不符合“明知沒有歸還能力的而大量騙取資金的”法定的情形。
然而，該案在處理過程中，案件事實被割裂了。案件承辦人以2004年5月陳某工廠的財務狀況總資產3433萬余元，總負債5395萬余元，凈資產為負1961萬余元作為基礎——得出工廠資不抵債，負債累累——進而認定陳氏兄妹兩人自5月到8月向他人借款3518.67萬元隱瞞了真相——得出集資人是使用詐騙方法騙取資金的結論。再以2004年5月的工廠財務狀況凈資產為負1961萬元作為基礎——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騙取資金——推定陳某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這樣的推理，顯然是割裂案件事實整體，單獨評價2004年5月以后的部分事實，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并且其闡述的理由也經不起推敲。如前所述，案件審查起訴時第二種意見指出了第一種意見的問題，并從整體上把握案件事實，定性準確，可惜該意見未能成為檢察機關的公訴意見。
實際上，陳氏兄妹5月到8月的舉債完全是為了歸還舊債，只是將欠甲的債務轉變成欠乙的債務，發生了債務轉移，但并沒有增加債務基數（新增利息除外）。由于集資人對舊債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集資人被強力脅迫借新債還清舊債之后，應認為集資人對新債同樣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這種情形與“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法定情形的內涵完全不同，不能混為一談。這里極易發生混淆而誤入陷阱，從而改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的定性。
上述數學模型描述的是最理想的情況，經過修正完全可以達到與實際情況十分接近的境界。由于非法集資案具有自身的規律性，一般有起步發展階段，快速發展階段，緩慢下降階段，崩潰階段。當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時，因先前一段時間集資人按時還本付息，先加入的高利貸者獲得可觀利益，有錢的人就會抑制不住快速發財之心，千成百計將錢放到集資人手里生息獲利。快速發展階段時集資人能夠輕易地籌集到比較多的資金，有可能開辟新的投資渠道，所以可以將上述數學模型據實從某個月開始增加集資規模，這樣集資規模就會相應擴大，還有每月贏利數據也是可以修正的，經過修正后數學模型，可以做到比較完美地反映2004年5月時負債總額為5395萬余元，資產總額為3433萬余元的實際情況。因此，用數學模型來分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具有直觀性、可行性和實用性。
綜上所述，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處理過程中，存在三大陷阱，極易引起誤判，演變成為集資詐騙案。謹以此文拋磚引玉，以期對大家能夠有所助益。
附注：本文前三部分即【案例簡介】、【分歧意見】、【原文觀點】摘自王曉林：《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構成及異同》，載 陳輻寬主編《金融證券犯罪疑難問題解析》。摘錄時，有刪節和改動。
作者單位：城步苗族自治縣人民檢察院 肖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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