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川儀 ]——(2013-7-4) / 已閱12661次
美國公司法公司機會原則探析
——以美國緬因州東北海岸高爾夫俱樂部訴哈里斯案為例
楊川儀 昆明理工大學法學院
關鍵詞: 美國判例法/公司機會原則/信義義務/公司機會判定標準
內容提要: 公司機會原則是普通法國家公司法的重要學說之一，關于公司機會原則的概念問題，學術研究紛繁眾多，版本各異。盡管“禁止公司董事或其他高級管理者掠奪公司機會”的禁令在美國公司法律中規定明晰，但是在爭議中就如何適用該原則的標準卻依然模糊不清。通過回顧美國法院和學界針對公司機會原則產生的相關判例和研究，聚焦美國公司法判定公司機會的若干標準，探析美國公司法公司機會原則的內涵。
美國公司法的基礎之一是董事和高級管理者對公司負有信義義務從而保證股東利益和公司合理經營。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者被賦予經營公司的權利和做出重要商業判斷，信義義務則通過法律來約束董事和高級管理者。勤勉義務關注的是做出商業決定的過程，而忠誠義務則是為了避免公司因為與董事或高級管理者產生利益沖突而影響公司經營。忠誠義務主要處理兩種類型的利益沖突：掠奪公司機會和自我交易。當董事或高級管理者將本屬于公司的商業機會據為己有并且從中獲利時，掠奪公司機會的訴訟就產生了。美國法院發展出了一系列的判定標準[1]，通過審查范圍廣闊的事實來決定特定的商業機會是否屬于公司機會。特拉華州法院審查公司是否對于這個商業機會享有利益或者是有利益期望，并且該商業機會是否屬于公司的商業經營范圍。公司的財政狀況也很重要因為若要認定一個商業機會是公司機會，公司必須有能力進行交易。另外一些法院除了考慮公司的經營能力和財政能力是否允許它使用這個交易機會外，還運用更為廣闊的合理性標準來分析董事或者高級管理者是如何得到機會并且考量他們是否運用了公司資源。美國法學會采用的判斷標準則主要集中于信義義務人是否像公司披露了該商業機會并且交由公司的董事會決定公司是否采用這個商業機會。如果公司決定不采用這個商業機會，那么董事或者高級管理者應該可以被允許使用它，因為此時已經不存在董事或者高級管理者違反對公司的信義義務了。
關于公司機會原則與董事和高級管理者對公司負有的忠誠義務的研究已經不勝枚舉，對于美國法院和學界關于公司機會原則的介紹也大同小異，本文希望通過對1995年美國緬因州最高法院做出的東北海岸高爾夫俱樂部訴哈里斯案件的介紹，盡可能全面地總結和概括美國法院和學界關于公司機會的判斷標準，以探究美國公司法中公司機會原則的豐富內涵。
一、案情簡介
南希·哈里斯1971－1990年擔任緬因州東北海岸高爾夫俱樂部總裁，該俱樂部實際上是一個主要由高爾夫球場作為資產的公司，俱樂部的重要政策和決策由董事會負責制定和通過。在哈里斯擔任總裁時，董事會不時地曾討論過將通過開發一些俱樂部的不動產來籌集資金的可能性，盡管哈里斯一直都支持這一具有嘗試性的發展，但是董事會一直將這種類型的活動排除在外。1979年，羅伯特·森明斯比，吉爾平地產的經紀人（吉爾平地產由三塊不連貫分布的位于俱樂部高爾夫球道附近的地塊組成）接觸哈里斯向其提供吉爾平的一塊未使用且臨近俱樂部停車場和俱樂部大廳的地塊，該地塊由俱樂部享有地役權以便從一個球洞到下一個球座，哈里斯立即同意買下這塊吉爾平地產，以她自己的名義交付了4.5萬美元。哈里斯在交易前并沒有向俱樂部披露她買地的計劃，她在8月份的年會上告知董事會她已經買下了這塊地，并且她以自己的名義持有該地塊以“保護”俱樂部的地役權。董事會對哈里斯的購買行為沒有采取法律行動。羅伯特·森明斯比作證稱，他接觸哈里斯是因為哈里斯時任俱樂部總裁并且他相信俱樂部應該有興趣購買該地塊以免該地塊開發給高爾夫俱樂部帶來損失。哈里斯作證稱，她在購買時并沒有想要開發該地塊，而且直到1988年她才初步形成開發該地塊的構想。
1984年，在與東北海岸郵政局長打高爾夫的時候，哈里斯了解到一塊由斯姆林吉家族的繼承人所有的地塊代售。這塊斯姆林吉地塊三面被高爾夫球場環繞，另一面緊挨一棟房產，無法通向大路。為了買下這一地塊，哈里斯指導她的律師接近斯姆林吉家族的繼承人，哈里斯稱她告訴了許多董事會成員她想要以自己的名義買下斯姆林吉地塊，并且在1985年8月的董事會上，哈里斯正式向董事會披露她已經買下了該地塊[2]，并表示不打算開發該地塊。同樣的，董事會對哈里斯買地沒有采取任何正式行動。哈里斯向10名斯姆林吉家族繼承人買下了地塊，共支付6萬美元。到1990年，哈里斯又以27.5萬美元買下了阻隔斯姆林吉地塊進出大路的房產和建筑。1987年到1988年間，哈里斯將地產分為41個部分，14個在斯姆林吉地塊，27個在吉爾平地塊。顯然，哈里斯計劃將41個地產中不連續的部分轉給孩子，然后留下其他的給自己。1991年，哈里斯和孩子們交換契約以將小地塊重新整合成大地塊。這時，俱樂部向哈里斯和她的孩子發起訴訟，其時大地塊被分為11部分分別由哈里斯和孩子們占有，價值155萬美元。1988年，哈里斯仍然是東北海岸高爾夫俱樂部的主席，她和孩子們開始尋求董事會的同意將吉爾平地產下方的布什伍德劃分為五個部分，盡管俱樂部董事會得知了這一提議，但是大多數人都沒有采取法律行動，然而，一個由一些董事組成的獨立組織以哈里斯違反了當地地域規劃條例為由來對抗這次地產分割。在哈里斯辭職后，俱樂部仍然未能成功地抗衡布什伍德的劃分。哈里斯及其孩子們對于其他地產的發展計劃雖然還不明晰，但是當地地域規劃條例允許在現有劃分的地產上建設最多11戶房產。
在哈里斯開發布什伍德的計劃變得明顯時，俱樂部董事會針對高爾夫球場附近地產的發展分成了截然不同的兩派：至少有兩名董事表示他們相信哈里斯的所作所為是為了維護俱樂部的利益，并且他們對于哈里斯開發布什伍德沒有異議，剩下的股東則反對。
特別地，長期擔任董事會成員之一的華盛頓律師約翰作證稱，哈里斯在購買上述地產時表示不會開發它們，直到1990年一些董事會成員認為哈里斯的地產發展計劃將帶來不可調和的利益沖突。因此，約翰和其他兩位董事會成員勸哈里斯辭去總裁職位，1991年4月，在董事會成員發生實質性的改變后，董事會授權，對哈里斯提起違反信義義務和為公司爭取最佳利益義務的訴訟，新的董事會認為布什伍德的開發違背了公司的最佳利益。俱樂部聲稱，哈里斯在擔任總裁期間購買地產的行為違反了其對公司的信義義務，具體表現為未向公司披露地產購買的機會和分割地產以滿足自身未來開發地產的計劃。
審判法院在受理此案時判定，因為購買不動產并不屬于高爾夫俱樂部的經營范圍，所以哈里斯并沒有掠奪公司機會，另外，公司當時也缺乏財政實力購買上述地產。法院肯定并強調了哈里斯的好意：哈里斯常年盡心盡力地為俱樂部服務，對俱樂部的發展做出了個人貢獻，并且經常給俱樂部財務上的支持。法院認定，哈里斯的地產開發行為和公司的商業經營是協調一致的。
高爾夫俱樂部認為審判法院認定哈里斯在擔任總裁期間購買并開發毗鄰高爾夫球場地產的行為沒有違反信義義務存在錯誤，提起上訴。由于上訴法院與審判法院在判定哈里斯的行為是否違反公司機會原則時運用的原則不同，上訴法院撤銷了審判法院判決。
二、美國主流的公司機會判定標準
由此可見，美國法院對于公司機會的判定有著不同的標準，如何區分并適用這些標準將會影響法院對于同一案例的審判。對于什么樣的商業機會屬于公司機會，美國各州法院通過判例形成了各自的一套判定標準。
（一）“利益與期待”標準（interestandexpectancytest）
最早贏得司法廣泛認可的界定標準是由阿拉斯加法院在1990年對Lagardev. Anniston Lime＆Stone Co.案件審理時確定下來的“利益與期待”標準。該標準的理論推導過程是：公司董事獲取的財產具有推定信托的性質，公司機會也是一種具有信托性質的財產，如果公司在獲取此種機會時對該種性質的機會享有利害或享有實體期待的話。也就是說，公司機會規則不應當被用來阻止公司董事購買任何可能對公司有用的財產，而僅僅用來阻止他們獲得公司需要的或正在努力取得的或者他負有為公司取得義務的財產[3]。法院認為，管理層可以不將從第三方處獲得的財產傳達給公司，除非該財產屬于“公司已存在的利益”或者“公司基于已存在的利益產生合理的期望”[4]。
（二）“經營范圍”標準（lineinbusinesstest）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利益與期待”標準時常作為公司“經營范圍”標準的補充條件在美國許多州適用，后者是被特拉華州最高法院采用的，在著名的Guthv.Loft，Inc案件中確立下來的最具影響力的判定標準：“如果向董事或高級管理者的提供一個商業機會，而董事或高級管理者所在的公司有資金能夠把握，并且該機會從本質上來說是包含在公司的經營范圍內且公司能夠實際從中獲利，同時，公司對這個商業機會有利益或者是合理期望，那么董事或者高級管理者占有該機會將會造成他與公司的利益沖突，法律將會禁止他為私人利益獲取該商業機會[5]。”該界定標準的實質問題是究竟商業機會是否“與公司目前進行的商業活動有密切聯系…若公司的股東或高級管理者利用機會則會造成他們與公司形成競爭”[6]。
美國特拉華州最高法院認為：“一家公司從事某種機會，并且對提供給它的機會所包含的行為具有基本知識、實際經驗和實施能力，就其財務狀況來看，這種機會在邏輯上當然適合該公司經營，而且該機會與公司達到合理需求和擴展愿望是一致的，在這種情況下，認為該機會屬于公司的經營范圍是適當的。”[7]概括來說，就是董事或高級管理者不得占有這樣的商業機會：第一，公司有資金實力把握該機會；第二，這個商業機會屬于公司的經營范圍并且把握該機會能給公司帶來實際效益；第三，公司對于這個商業機會抱有興趣或者對其有合理期待，而當董事或者高級管理者占有該機會會導致他與公司的利益沖突；第四，從公平性的角度來說，這個機會應當屬于公司[8]。
（三）“公正性”標準（fairnesstest）
1948年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在Durfeev.Dufee＆Canning，Inc.案件中采用了另一種判斷標準，即美國學者白蘭廷的“公平性”觀點：“適用公司機會原則規制的真正前提是在特定情況下，作為公司信義義務人的董事將本該由公司獲利的商業機會據為己有，謀取私利，這種侵犯公司利益的行為對公司來說是極其不公平的。這就要求在適用公司機會原則時應當從倫理道德的標準出發，來判斷董事的行為是否是公平、公正的[9]。”白蘭廷列舉了七項要素作為實施“公平性標準”的具體事實要素[10]：第一，該機會是否具有特殊的或獨特的價值，或者說它是否為公司的業務發展所必需；第二，該機會是否基于公司高級職員這一職位所知悉的；第三，公司是否積極地追求這一機會，如果是，那么公司是否已經放棄了這一努力；第四，該高級管理者是否有明確的職責為公司獲得這一機會；第五，為取得或開發這一機會他是否使用了公司的資金或設施；第六，他利用這一機會是否使得公司處于不利的地位，他是否有將此機會轉售給公司的意圖；第七，公司是否有足夠的能力、財力及其他條件來利用這一機會。
（四）“兩步分析法”標準（two－stepanalysistest）
1974年，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在審理Millerv.Miller案件時，選擇將“經營范圍”標準與“公正性”標準結合起來的“兩步分析法”標準。“兩步分析法”的運作機理是：首先根據業務范圍標準確定某一商業機會是否是公司機會，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再進行第二步，判定被告是否違反了善意、忠誠及公平交易的義務[11]。
三、美國學界對公司機會判定標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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