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艷玲 ]——(2013-7-15) / 已閱8417次
在我國，私了自古就是處理糾紛的首選方式。在古代中國，在大多數告到衙門來的案件中，縣令都會反復敦促原告和被告私了。⑾我國行政訴訟不適用調解原則，在當事人不愿意提起民事訴訟的情況下，人民法院顯得很無奈，這種無奈的結果通常是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調解在民事訴訟中被廣泛運用，而我國行政審判實踐中調解的潛在運用比民事訴訟更甚，大量的撤訴實質上是沒有調解書的調解。調解在行政訴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使原、被告與法院三方都受益，能極大地緩解社會矛盾，并與現代社會所極力倡導的協商、協調與和諧的理念相吻合。
第一，從理論上說，公權力隱有一定彈性，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亦并非不可調和。首先立法就是比較原則的，社會復雜多變而法律具有相對穩定性。所以，立法中存在大量的不確定法律概念，如“公共利益”、“必要”、“重要”、“適當”等，這就使行政主體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大有可為。合法的決定往往并不是唯一的。行政職權的個案適用離不開行政主體的掂量、比較、評估、權衡和決定。⑿這本身就隱含了對行政職權的處分。
第二，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指法律法規通過概括性的授權，使行政機關可就職權范圍的事項自由判斷作出適當處理的權力。⒀自由裁量行政行為為行政主體行使一定的處分權留下了很大空間。被告行政機關在意識到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確有錯誤時，主動改變具體行政行為，也是一種處理問題的方法。只要法律、法規賦予行政主體一定幅度或范圍的裁量權，也即說明行政相對人應履行的義務具有在合理的范圍內考慮合適的社會成本的條件下做出讓步和妥協，這就存在調解的余地。
第三，某些行政行為并不具有公共性，“民與官”良好溝通日漸普及。行政主體與相對人的關系已從一種利益沖突、對立或對抗、互不信任的關系發展到一種利益一致、服務合作、相互信任的關系。行政調解現已成為及時化解矛盾不可或缺的行政手段之一，事實證明，行政機關運用說服教育的調解方式，配合必要的行政命令，效果更好。引發了行政訴訟，再由法院調解更為有利。誠如有學者所說：“事實上，允許調解未必損害原告利益或者公共利益，不允許調解也不見得能夠保護原告利益和公共利益。”⒁
第四，調解能迅速解決糾紛，減輕法院的壓力。法院的任務不是糾察違法行為，而在于裁判糾紛。作為一種訴訟類型，行政訴訟的直接目的之一也是為了解決爭端。調解能迅速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糾紛，使原告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起訴目的，有效地緩解當事人之間的對抗，實現雙贏或多贏。⒂再說，行政訴訟中的原告即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權利是屬于個人的權利，可以自由處分，因而能基于其意思自治予以放棄。
第五，調解可以降低訴訟成本，有效緩解對抗，并使糾紛得以徹底解決等已為民事訴訟所證明，行政訴訟亦當如此。當事人自行協商解決糾紛，比法院依法強制解決當事人糾紛的判決更為有效。審判及判決的成本比較高，大量的時間、精力、財力耗費在法定程序中，并可能增加上訴、申訴、信訪的比例，浪費國家司法資源。相對的，達成調解協議的訴訟成本比較低，利于實現訴訟經濟原則。再說，調解形式簡便，具有很大的靈活性，法官主持下，雙方當事人互諒互讓，使爭議不僅在法律上得以徹底解決，也能在心理上得以真正消除。
鑒于我國缺乏行政法適用的統一規則，一些單一的適用規則僅出現于程序性的行政法規范中，且側重處罰、強制等小部分具體行政行為中，因此，筆者認為，我國行政訴訟適用調解的類型及范圍還有等各方積極探索。
（四）創新工作思路，加大行政機關、行政首長出庭應訴機制
法院要加強與行政機關的溝通和聯系，求得各行政機關對行政審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積極主動爭取黨委的領導、人大的法律監督、政協的民主監督，幫助解決工作中的實際問題。使行政審判工作有堅強的組織保障，以限制行政權力的滋生⒃。
大力倡導行政首長出庭應訴制度，增強依法應訴的意識，促使行政機關增強依法行政的觀念。
四、結語
行政審判是一項法律性、政策性很強的工作，它的發展進程直接反映了一個國家法治狀態的形成進度、政治文明的建設速度以及公民權利的保障制度。⒄我們必須嚴格依法辦案，實現行政法保護“弱者”的司法理念，有力維護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同時保障行政機關依法高效行政，增加行政機關執法的透明度、可信度，增強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信任感，使各項政策、任務能夠得以順利實施，使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受到法律的監督，促進依法治國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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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家偉譯《行政法學總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1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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