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揚 ]——(2013-11-21) / 已閱19337次
更為重要的是，知識產權權利人長期不行使請求權，將使義務人產生一種權利人不再行使請求權的信賴，并因此而增加投資，擴大生產規模，與他人建立新的交易關系，從而促進知識的有效利用，加快知識的傳播。如果知識產權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知識產權人隨時有可能揮舞知識產權的大棒跳出來行使請求權，這無疑會打破既定的財產關系和交易秩序，導致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無益于知識的利用和傳播，導致法律創設知識產權促進社會公共利益的目的實現受阻。在此情況下，知識產權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制度的第二個主要功能，即敦促知識產權人行使權利、懲罰躺在知識產權身上睡覺的權利人存在適用的必要性。
其三，即使專利權、商標權、植物新品種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等經過申請、審核、登記、公告等程序的知識產權，請求權也應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雖然對于經過登記的不動產物權而言，只要權利登記薄上仍然顯示不動產權屬狀況，第三人不會產生登記權利沒有返還原物請求權不存在的信賴。但對于專利權等知識產權而言，申請、審核、登記、公告等程序發揮的不僅僅是公示作用，更重要的是授權作用，因此即使不考慮冒認申請[37]的情況，考慮到還存在無效宣告、撤銷、審判等確權程序，特別是由于權利證書控制的知識和行為人實際使用的知識是否完全相同無法判斷，不特定第三人即使看到權利證書，也不會當然產生存在真正有效知識產權和知識產權人會針對利用人行使停止侵害請求權或者停止侵害危險請求權的信賴，并進而作出相應的民事行為。可見，即使對于專利權等經過申請、審核、登記、公告等程序的知識產權，對其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制度保護不特定第三人信賴利益、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核心功能依舊存在適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此外，如果專利權等經過申請、審核、登記、公告等程序的知識產權，不管經過多長時間，不特定第三人都不會產生權利不存在狀態信賴，因而停止侵害等請求權無需適用訴訟時效的話，著作權是基于創作事實而產生的權利，無需申請、審核、登記、公告程序，不存在具有公示效果的登記簿，第三人應該會產生權利不存在的信賴，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同樣作出著作權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的司法解釋呢？可見，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三個解釋并沒有堅持理論和邏輯上的一致性。
其四，知識產權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制度不會發生變態的知識產權。在物權法領域，反對物權請求權中的返還原物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制度的論者認為，返還原物請求權如適用訴訟時效，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后，由于我國物權法沒有規定取得時效制度，因此物權人無權請求返還原物，盡管名義上擁有物權，但無法對物進行占有和支配。而占有人雖然名義上占有和支配物，卻不擁有物權，從而會出現所謂的變態物權，或者是權利真空。[38]或許在物權法未規定取得時效制度的情況下，對返還原物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會出現變態物權或者權利真空現象，但這種現象在知識產權領域中是不存在的。如前所述，一方面，知識產權作為一種排他權，不會發生對知識的占有和支配，因而不存在類似返還原物或者恢復原狀之類的請求權。另一方面，知識產權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僅僅導致侵害行為人、侵害危險行為人獲得一種針對知識產權請求權的抗辯權，并不導致知識產權人喪失知識產權，或者知識產權失效，因而也不會出現與物權領域中所謂的變態物權或者權利真空類似的變態知識產權或者權利真空現象。
綜上所述，有充分理由得出結論認為，相比知識產權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的觀點，知識產權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的結論更加令人信服。
結語
薩維尼認為，產生時效制度的最普遍和最決定性的原因在于如下需求，即“在一定的時間期限內將產生不確定的因素，從而形成權利狀態本身模糊，內涵爭議和疑惑。”溫得夏德用一句經典的話概括了此種情況：“時間流轉不僅是明亮的，而且也是灰暗的。”[39]朱巖教授也指出，“法律的一個重要功能即在于給生活和交易提供安全，減少紛爭。因此，法律無法回避因時間流轉對該功能所造成的影響。時效制度即是法律就時間因素對法的規范效力的影響所提煉的制度。”[40]總之，對于時效這樣一個既關乎不同當事人行為自由，也關乎社會公共利益的重要制度，在適用到知識產權請求權身上時，不管采用肯定說，否定說，還是折中說，都應該十分慎重，提供足夠充分的正當理由。最高人民法院三個司法解釋中采用知識產權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的立場，但至今也沒有公開過采用如此立場的理由，不免令人感到十分困惑。
其實，即使在對知識產權實行嚴格保護的美國，在知識產權司法實踐中，也存在延誤訴訟的做法。按照該做法，如果原告長期對被告的侵權行為視而不見，致使被告已經在有爭議的知識產權上投入了大量資金，法院可以延誤訴訟為由拒絕再給予原告知識產權任何保護。在查特諾加公司訴耐克公司和邁克·喬丹商標侵權案中（Chattanoga Manufacturing, Inc. v. Nike, Inc.＆ Michael Jordan），原告1979年成立了查特諾加制造公司，公司包括一個“喬丹制衣部”，專門制造女用服裝，但直到公司成立20年后的1997年，才向美國專利商標局提出注冊“喬丹（JORDAN）”商標的申請，用于生產各類女用服裝，1998年正式獲得注冊。此時，邁克·喬丹已經成為聞名世界的球星。耐克公司成立于1971年，1984年與喬丹簽訂合作協議，雙方同意在耐克公司制造的系列運動產品中使用喬丹的名字和形象。此后多年，耐克公司便利用喬丹的名字和形象大作廣告，消費者漸漸把耐克運動產品與喬丹聯系起來。1990年，耐克公司推出直接以喬丹名字命名的系列產品；1997年，耐克公司成立“喬丹品牌部門”，專門生產和處理與喬丹名字和形象有關的產品。1999年10月，查特諾加公司向法院提出訴訟，指控耐克公司商標侵權和不公平競爭。耐克公司辯稱，耐克已經使用喬丹商標十余年，在美國和世界各地投入巨資打造喬丹品牌，消費者已經把喬丹的名字和形象與耐克公司聯系起來，而原告對此一直無所作為，原告已經構成延誤訴訟。法院完全支持了耐克公司的抗辯，并且解釋了構成延誤訴訟的三個要件：原告早已知道被告實施了其所指控的商標侵權行為；原告沒有正當理由延誤訴訟時限（美國商標法沒有規定訴訟時效時間，但美國一些州的法律規定為3年，因此美國知識產權司法實踐一般采3年的做法）；如果原告勝訴將給被告造成不公平的結果。本案中這三個要件都滿足，從而判決原告敗訴。[41]
大陸法系亦存在禁止權利濫用的權利失效理論。按照這一理論，如果權利人的行為給行為人造成不再行使權利的表象，并且行為人因為信賴這種表象而進行了投資，則經過相當期間后，權利人將喪失停止侵害請求權和損害賠償請求權。[42]權利失效理論是民法帝王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的具體適用，與英美法系的延誤訴訟制度一樣，可以較好地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平衡當事人的利益。
我國是一個知識產權理論研究尚不發達的國家，在采納任何一種新制度之前，最好先通過正反兩方面的具體案例檢驗該制度對社會各方利益的影響，然后總結經驗教訓，再考慮是否上升到司法解釋直至法律的高度。否則，社會將為此付出沉重代價。最高人民法院三個司法解釋采取的知識產權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制度的解釋，在實踐中已經導致知識產權人嚴重濫用知識產權、阻礙競爭，致使創新激勵不足、社會資源嚴重浪費，危害了社會公共利益。現在已到了認真反思三個司法解釋所采立場的時候了。
注釋:
[1]三個司法解釋顯然超越了司法解釋權的范圍，存在違憲嫌疑，但本文對此不予討論。從源頭看，三個司法解釋關于知識產權侵權訴訟時效的觀點，應該來自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全國部分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法（1998）65號]。該紀要第三部分（四）“侵權糾紛的訴訟時效”規定，“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訴訟時效應當依據民法通則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和有關法律的規定辦理。審判實踐表明，某些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往往是連續進行的，有的持續時間較長。有些權利人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之日起2年內未予追究，當權利人提起侵權之訴時，權利人的知識產權仍在法律規定的保護期內，侵權人仍然在實施侵權行為。對此類案件的訴訟時效如何認定？與會同志認為，對于連續實施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從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侵權行為發生之日起至權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之日止已超過2年的，人民法院不能簡單地以超過訴訟時效為由判決駁回權利人的訴訟請求。在該項知識產權受法律保護期間，人民法院應當判決被告停止侵權行為，侵權損害賠償額應自權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之日起向前推算2年計算，超過2年的侵權損害不予保護。”關于持續性侵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與訴訟時效的關系問題，本文不予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崔建遠：《繼續性債權與訴訟時效》，載《人民法院報》2003年第8期；李益松：《論知識產權侵權訴訟時效—以持續侵權行為為中心》，http://wenku.baidu.com/view/e2933918964bcf84b9d57bda.html，最后訪問日期：2012年9月5日；李群星：《論持續性侵權之債債權請求權訴訟時效的起算》，載《法律適用》2011年第11期。
[2]參見張廣良：《知識產權侵權民事救濟》，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246頁。
[3]參見湯宗舜：《專利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頁。
[4]比如，張玉敏教授明確認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與荷蘭《實用新型法》的規定一致，該法第37條規定，在專利權人要求損害賠償的訴訟中，可以要求支付自提起訴訟前5年的賠償金，在此之前的損失無權要求賠償，并認為此種立法例可有力保護知識產權人。參見張玉敏：《知識產權法》，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8頁。孫德生認為，對于持續性侵權行為，專利權人的停止侵害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起訴前2年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若侵權行為于起訴時仍存在，則應受保護。參見孫德生：《對專利侵權訴訟時效方面相關問題的探討》，載鄭成思主編：《知識產權文叢》第二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188頁。楊明認為，知識產權請求權與物權請求權一樣，同為絕對權請求權，不受訴訟時效限制。參見楊明：《知識產權請求權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頁。
[5]王軼：《物權請求權與訴訟時效制度的適用》，載《當代法學》2006年第1期。
[6]參見三修社編集部編：《知的財產權六法2010》，三修社2010年版。
[7]參見李揚：《知識產權法基本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83～84頁。
[8]蔣志培：《我國立法和司法確認的知識產權請求權》，載《中國律師》2001年第10期。
[9]王太平：《淺論知識產權請求權》，http://www.hicourt.gov.cn/theory/article_list.asp?id=3676，最后訪問日期：2012年8月1日。
[10]參見魏振瀛：《論請求權的性質與體系—未來我國民法典中的請求權》，載《中外法學》2003年第4期。
[11]李宜琛：《民法總則》，臺灣正中書局1952年版，第51頁。
[12]參見王太平：《淺論知識產權請求權》，http://www.hicourt.gov.cn/theory/aitiele_list.asp?id=3676,最后訪問日期：2012年8月1日
[13]參見李龍：《民事訴權論綱》，載《現代法學》2003年第2期。
[14]參見史尚寬：《物權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頁。
[15]參見王利明：《物權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173頁。
[16]關于各種知識產權請求權的行使主體、行使條件、行使限制等問題，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做探討，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李揚：《知識產權法基本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91～96頁。
[17]肯定說最主要的理由是物權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會導致權利濫用，主要以李宜琛、胡長清、王伯琦等為代表。參見李宜琛：《民法總則》，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頁；胡長清：《中國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356頁；王伯琦：《民法總則》，臺北1979年自版，第217頁。
[18]否定說最主要的理由有三：一是物權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會導致物權成為一種空虛的權利；二是侵害物權的行為是持續性的，物權請求權難以適用訴訟時效；三是物權適用取得時效，物權請求權無需再適用訴訟時效。主要以史尚寬、鄭玉波、王利明為代表。參見王利明：《物權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130頁。
[19]折衷說主要以梁慧星、王軼、李建華等為代表。其中梁慧星、王軼認為，只有返還原物請求權可以適用訴訟時效，排除妨礙請求權、消除危險請求權以及登記不動產物權人的返還原物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李建華則認為排除妨礙請求權、消除危險請求權應當適用訴訟時效，返還原物請求權不應當適用訴訟時效。參見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273頁；王軼：《物權請求權與訴訟時效制度的適用》，載《當代法學》2006年第1期；李建華、楊代雄、趙軍：《論我國物權請求權訴訟時效制的立法選擇》，載《法學評論》2003年第5期。
[20]相關文獻參見楊明：《知識產權請求權功能的解析與展開》，載《煙臺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梁志文：《反思知識產權請求權理論》，載《清華法學》2008年第4期；杜潔：《論知識產權請求權》，載《法制與社會》2007年第1期；郭佳寧：《論知識產權請求權在知識產權法體系中的作用》，載《行政與法》2006年第11期；劉秀麗：《論知識產權請求權》，黑龍江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馬輝：《論知識產權請求權》，西南政法大學2006年碩士論文。
[21]本文如此揣測的理由在于，知識產權請求權和債權請求權不同，債權可以按照時間分割成一個個獨立的債權，并分別適用訴訟時效，因而可以產生一個時間段債務人可以援引訴訟時效抗辯拒絕履行而另一個時間段必須履行的結果，而停止侵害無法按照時間進行分割，否則會產生一個時間段行為人援引訴訟時效抗辯而繼續實施行為，另一個時間段則無法援引時效抗辯而停止侵權行為的奇怪現象。比如，某A2008年2月1日得知自己的專利權被某B侵害，但直到2011年10月1日才提出訴訟。按照持續性侵權行為理論，對于2008年2月1日至2010年2月1日期間的實施行為，某B可以援引訴訟時效進行抗辯從而繼續實施某A的專利，而自2010年2月1日至2011年10月1日期間的實施行為，某B因無法援引訴訟時效進行抗辯，因而必須停止實施行為。
[22]參見梁慧星：《中國物權法研究》（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頁。
[23]參見劉毅強：《論訴訟時效的適用范圍》http://www.e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4606,最后訪問日期；2012年8月9日。
[24]王軼：《物權請求權與訴訟時效制度的適用》，載《當代法學》2006年第1期。
[25]參見Wendy J.Gordon: Intellectual Property,[日]田邊英幸譯，載《知識產權法政策學研究》第11期，第1、 3～4、 7～8頁。[日]田村善之：《知識產權法政策學初探》，載《日本現代知識產權法理論》，李揚等譯，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7頁。Peter Drahos,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6,p. 17-21,32-33.
[26]參見[日]田村善之：《知識產權法政策學初探》，載《日本現代知識產權法理論》，李揚等譯，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頁。Peter K.Yu:《國際性圈地運動的動向》，立花柿子譯，載《知識產權法政策學研究》第16～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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