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佳莉 ]——(2014-2-8) / 已閱13215次
日本國會于2011年5月25日公布了《家事事件程序法》。新法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該法遵循“制定更能為國民理解，并適應時代需求的程序法”的立法方針，通過淡化非訟程序的職權主義色彩與加強當事人權利及程序保障，對舊《家事審判法》進行了全面修正。該法的實施被認為是日本推進非訟程序現代化的重要一步。
一、新法的主要修改內容
(一）充實程序保障規定
根據爭訟性強弱和能否進行家事調解，舊《家事審判法》將適用案件劃分為甲類審判事件和乙類審判事件。甲類審判事件包括失蹤宣告、成年監護人報酬賦予、遺囑確認等不能進行家事調解的事件；乙類審判事件包括婚姻費用分擔、共有財產分割、推定繼承人廢除等可以進行家事調解的事件。甲、乙兩類事件均屬于非訟事件，按照以非公開和職權探知主義為基本法則的非訟程序進行處理。即，在家事程序中，當事人僅僅被視為消息提供手段，不享有見解表明權、證據提出權、記錄閱覽權等程序性權利，無法參與案件進程，提出建設性意見并對實際判決結果形成積極影響。
家事法院的裁判過程，不僅是法官依職權探知事實的進程，也是當事人根據成為判決基礎的材料，與對方當事人進行辯論和質證的過程。因此有必要加強對當事人的程序保障。《家事事件程序法》修正了舊法在此點上的不足，增加了具有當事人主義色彩的程序保障規定。如第47條規定，當事人或與案件結果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經家庭法院許可，可向家庭法院書記官請求閱覽或復寫家事審判案卷，請求其交付案卷正本、副本、抄本或其他與家事審判相關聯事件的證明書（當案卷中包含錄音錄像資料時不適用交付，只能請求復制）。且當事人提出閱覽或復寫申請時，法院原則上應當許可。第56條規定，家庭法院可依職權進行事實調查。在當事人提出申請時，應當依職權對認為有必要的證據進行調查。第63條規定，家庭法院在進行事實調查時，如果發現調查結果對當事人繼續行使家事審判程序權利可能產生重大影響，應當通知當事人及有利害關系的參加人。同時，新法還針對爭訟性更強的乙類審判事件，作了特殊規定，如合意管轄，代理權消滅，程序退出，是否要通知對方當事人事件已受理并向其送達申請人的申請書等。
（二）改革準用性規則
舊《家事審判法》中存在許多準用性規則，如第7條規定的“除有特別規定的情況，關于審判和調解的程序，在不違反其性質的范圍內，適用《非訟事件程序法》第一編的規定”。這么籠統和大范圍的準用，難免會引起爭議。以進行抗告時是否應向對方當事人寄送抗告書副本為例，在舊法中就必須經過《家事審判規則》第18條-《家事審判法》第7條-《非訟事件程序法》第25條-《民事訴訟法》第331條-《民事訴訟法》第289條第1款才能找到答案。并且，由于《家事審判規則》第18條、《家事審判法》第7條、《非訟事件程序法》第25條都規定了“在不違反其性質的范圍內”這一限定條件，最終能否適用《民事訴訟法》關于控告狀的送達這一規定仍不明確。這造成了實際操作上的困難和混亂。即使是相對沒有爭議的準用，如第4條規定的“法院職員(家事法官，法院書記官，參與員)的回避適用《民事訴訟法》規定”，也容易造成普通民眾的理解困惑和適用不便。新法彌補了這個漏洞，豐富了總則內容。
原有的總則條文十分簡略，僅有8條，分別確定了立法目的、家事裁判官的定義、合議制、對于《非訟事件程序法》和《民事訴訟法》的準用等內容。新法的總則修正了有關準用的簡單規定，而以管轄、法院職員的回避、當事人能力及程序行為能力、程序代理人及輔佐人、程序費用等具體內容代替。以管轄為例，就包括住所地的確定、優先管轄、管轄法院的指定、移送等詳細條款。雖然仍有“家事事件的移送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2條的規定”之類的準用性規定，但也明確了準用范圍，不會造成適用上的困惑。當事人不必再去逐字逐句翻找其他法條，而可以簡明迅速地確定管轄法院，提出申請，這極大地便利了當事人。
（三）新設未成年人程序代理人規定
未成年人雖然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但在特定情況下可以不通過法定代理人而直接參與程序，如與未成年人監護相關的審判調解事件，親權人的指定變更事件。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因為該類案件的直接當事人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未成年人通常被排除在家事程序之外。新法第42條規定，由于未成年人受到判決結果的直接影響，可以以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身份參與審判或調解程序。法官可以依據當事人或未成年人的申請，或依據職權選任未成年人的程序代理人。代理人需站在客觀立場上，為未成年人提供程序運行的必要信息，說明審判或調解的發展前景。在綜合考慮未成年人年齡及智力精神水平的基礎上，幫助其行使意見表明權。代理人應防止未成年人意見遭受其父母的不當干預，在紛爭解決過程中安撫其不安情緒，給其帶來精神慰藉。
（四）提高程序運行的便捷度
《家事事件程序法》的立法方針即“制定更能為國民理解，并適應時代需求的程序法”。為了實現這一方針，新法增加了許多提高程序運行便捷度的規定，如引入電話會議制度，擴大承諾調解的適用范圍。根據新法第58條、第258條、第270條規定，在當事人居住地相隔較遠，于審判或調解日期內同時到達難度較大的情況下，家庭法院可以采取電話會議或視頻會議的方式。并且，與《民事訴訟法》必須要求一方到場不同，在家事程序中，雙方當事人可以均不在場。同時，在只有一方當事人無法按時到達的情況下，該方當事人可以預先以書面形式告知調解委員會其接受調解書內容，另一方當事人在規定日期出現并承諾接受調解書即視為雙方達成調解合意。在舊法中，承諾調解僅適用于遺產分割事件，新法則將其擴大為調解(除離婚事件)時所適用的一般規則。
二、新法若干特點評析
(一）引入當事人權利概念
新法的最大亮點在于，部分承認聽審請求權在非訟事件中的適用。
傳統觀點將非訟事件等同于職權探知主義，訴訟事件等同于當事人主義。在職權探知主義體制下，法官依據自由裁量決定是否要對證據進行收集整理，負責確認成為判決基礎的事實材料，并就程序的開始、終止享有完全的主導權。當事人在提出啟動程序的申請后無權對程序施加有效影響。日本憲法第32條規定了以聽審請求權為核心的接受審判權，即當事人事前（有合理理由時亦可事后）對于有可能成為判決基礎的事實和法律事項，有表明主張和陳述意見的權利。但根據最高法院的一貫立場，該條款僅適用于純粹的訴訟事件，而不能延伸到非訟事件中。在2008年的一份判決中，最高法院明確提出“對于本質上是非訟事件的婚姻費用分擔事件，在上訴審中，當事人承受失去與程序相關機會的損失，與本條規定的‘接受審判權’無關”。此立場受到日本國內憲法學者和訴訟法學者廣泛批判。他們認為，首先，聽審請求權建立在保障個人尊嚴原則、民主法治原則等憲法基本原則之上，既是現行憲法制定以前就存在于近代法精神中的重要法律內容，也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款中接受公正審判權的必然要素，其適用不應局限于訴訟事件，還應擴及非訟事件。其次，非訟事件并不意味著爭訟性的全然消失。在《家事審判法》的乙類審判事件以及部分甲類審判事件中，雙方當事人就存在很強的對抗性，應給予他們類似訴訟的程序保障。最后，為了提高程序的透明度，強化以公益性為根基的職權正當性，應當在非訟程序中引入辯論主義的積極方面，即給予當事人提供證據材料、提出見解的機會。新法采納了這些觀點，著重加強了當事人權利以及其程序保障。
(二）加強對未成年人的程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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