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星 ]——(2000-9-28) / 已閱19926次
這類看法，猶如前面提到的一準兒認定城里人是個“智”、鄉下人是個“愚”，將精英話語式的法律解釋，奉為了“解釋的知識貴族”，而且斷定，那類解釋具有“正當性”。
現在，瞧瞧這看法的毛病。
法律解釋的意見，如果想要成為真“智”，或者具有“正當性”，在法律的語境中必須符合一個條件：和法律文字捏攢者的原來意思相契相合。這里有層關系需要道來。
法律解釋符合原意，這可說是“政治道德” (politicalmorality) 的基本要求。現代人們已經咬定，立法權和司法權的分開是天經地義的。立法者只管“書寫”文字，司法者只管“執行”文字。這樣，才會避免政治學時常嘮叨的“專橫跋扈”——專制。同時，司法者還要尊重立法者，凡事要唯“立法原意”是舉，不能自作主張。當法律文字不太“清楚”時，更要如此。眼下，出現了解釋麻煩，司法者不去追覓法律文字“書寫者”的原意，而是“另辟蹊徑”，我行我素，這便等于司法者自己“既扮欽差又當皇上”，將立法權和司法權偷偷地共同按在了自己帳下。此等作為，和“書寫者”自己書寫后再去自己執行，殊途同歸，或說同為專制。落在咱們第 49 條上，可以認為，解釋者在這條意思上“自作主張”，便等于是斷案過程中新立了“另一第 49 條”，這是既司法又立法，叫人不堪忍受。
顯然，這層關系預示，要想標榜自己的解釋具有“正當性”，則必須證明自己找到了立法原意。而其他任何解釋方法，只要不能銜接“立法原意”，自然都是沒有“正當性”。
三
然而，能否找到這個原意 ?
回答如果是肯定的，我們的討論就此應該打住。相反，回答如果是否定的，我們便會摸向費先生的“鄉下人和城里人”的解構路標。
可以認為，至少能夠搜尋兩個理由，表明這個“原意”極為可能無法找到。先說頭一個。“原意”，大體是指“原有的意思”、“原有的意圖”。此處的“意思”或“意圖”，是個心理學的詞語，它們在示意個人心里想啥琢磨啥。打這點出發，在和某人對話時，咱們自然可以反復盤問這人說話的“本意”，從而挖出他 ( 她 ) 的心理觀念。但是，現代社會的立法機構不是一人，而是一伙人組成的一個實體。講一伙人想啥可不同于說一個人想啥。此外，人們顯然不易像盤問個人一樣，追問立法機構的意圖。當然，如果一伙人會像一人一樣思想行動，倒也未嘗不可去討個“立法機構意圖”。問題是，一伙人時常不會像一個人那樣眾口一辭、“說一不二”。在“書寫”法律文字的時候，情形更會如此。立法機構里有起草者、投票者、簽署者和公布者，實在難以想象，他們會在法律文字上面像一人一樣，“心往一處用，勁往一處使”。更為吃緊的是，對“知假買假”這類事情，立法成員“書寫”法律文字 ( 比如第 49 條 ) 時興許連想都未想過。
再說第二個。法律文字是個“文本”。而對“文本”，有個“主觀”的解釋。“主觀”是說解釋者頭腦里有自己的“前結構”，“前結構”包括了“知識狀態”、“價值偏見”、“敘事立場”……等等。這類前結構，在不同人那里，自然具有不同的品性，從而操縱左右了解釋者的解釋。對法律文字是這樣，對找到的所謂“意圖”那玩意兒，同樣如此。就第 49 條文字來說，有人可講，那里邊的“意圖”就是“保護消費者的利益”，但啥叫“保護” ? 怎樣才算“保護” ? 人們找到的“意圖”，也需用文字來表述，而凡是用“文字”來表述的東西，難免遭遇解釋者“前結構”的翻弄把玩。于是，假如宣稱找到了一個“立法意圖”，誰能確保這“意圖”是立法者的，而不是解釋者自己的 ?
通過這兩點理由，當然可以發覺，第一，也許我們時常設想的法律“書寫者”在法律文字之中留下意圖遺跡這一情形，多半就是“假設”的。因為，殊難證明遺跡的存在。解釋者終究面對的是“文字”，而不是“書寫者”講述的“自己的想法”。第二，作為司法者的解釋者，天天都會遭遇解釋煩惱，這在法律實踐中已是人人皆知。在理論上，他可以日日請示“書寫者”，問問在“知假買假”上，“書寫者”有何心思。可是，真想這般操作，需要無法計量的成本資源，接下來還會耽擱許多需要即時解決的糾紛或困擾。還有，尤為關鍵的是，日日請示又會神差鬼使地慢慢叫“書寫者”既成為“書寫者”，又成為“執行者”，這最終又將撮成兩權 ( 立法權和司法權 ) 合一的“專制”。所以，在解釋法律文字時，自然不能像兩人對話那樣，其中一人可以不斷通過追問去“抓”另一人的說話“原意”。
由此說來，解釋一定是解釋者自己的份內事兒。而且，做份內事兒時如何鞠躬盡瘁，解釋者依然是無法尋覓“立法意圖”。尋覓不到“立法意圖”，解釋的“正當性”永遠懸而未決。
再瞧精英話語式的法律解釋。通常來說，那種話語，喜歡在“法律文字”的嚴格意義、相關法律條文、原則或者精神之類的東西之間轉來轉去。當然，它也喜歡甚至最為樂意在“立法意圖”上，究個一二。但是，上述一番解說已經表明，除了追尋“立法意圖”之外，其他解釋方法都是欠缺一個“正當性”。而“立法意圖”，又是一個顯露“斯芬克斯之謎”的奇怪精靈。
現在，可以大致斷言，在法律解釋“正當性”的問題上，并未顯出精英話語式的解釋是個“智”，而大眾話語式的解釋是個“愚”。在“知假打假”的案子里，兩類法律解釋無所謂高低，人們更是沒有理由認為，法學精英的套路一準就是體現法律正當性的當家權威。
四
在本文開頭，筆者提到了費先生的解構策略。在費先生的筆下，城里人的“懂”與鄉下人比來比去，難說前者是“智”，后者是“愚”。而在法律解釋的活計中，我們也能發現，人們習慣以為的法學精英式的“知識狀態”，也難說是高出大眾平民式的“知識狀態”一截。如此，人們也就沒有理由在“知假打假”那類引起爭議的案子里去說：隨意、常識、開放而且時常帶有情緒化的“百姓的法律解釋”，注定是“愚”的，或者錯誤的。當說百姓家常式的法律解釋遠離法律的立法原意，故而是“愚”的，也就等于在說，精英專業式的法律解釋偏離那原意，因而也是“愚”的。實在來講，不能認定誰更能貼近立法原意。畢竟誰也無法證明自己才是一個“正宗”。
我們將這里的理路引申。
在《文字下鄉》這篇文章中，費先生有點這個意思：如果城里人一準咬定自己是“智”，鄉下人是“愚”，那么，在文化上，城里人可能便會強行販賣自己的知識產品。這個結果，有時是無益的，有時是無理的甚至是霸道的，進一步的結果，還可能破壞了鄉下人原有的利益。
在法律解釋中，類似的情形可能也會出現。就“知假買假打假”的事件來說，如果認準法學精英式的解釋是理所當然的，那么，這就是將精英話語的知識產品，強加于了大多數平民百姓。而當那類知識操縱的解釋無法證明自己代表了“立法原意”，其更是在法律上，樹立了無理的霸權。
還有更為打緊的問題。
我們都在警惕一個東西：不能讓少數人統治多數人，或說叫前者站在后者頭上。因為，這是沒有理由的而且也是危險的，“專制”正是暗藏其中。人們制定法律，初衷之一就是防止專制，就是盡量避免少數人耀武揚威。起碼，在民主社會中，這是一個人們不斷念叨的政治理想。現在，在法律解釋中，讓法學精英式的“知識狀態”獲得了“領導權”，這是否有點不自覺地將少數人抬上了社會權力的上端 ? 不應忘記，在中國，法學精英式的“知識狀態”的擁有者，就像城里人一樣，通常是些“少數人”。在“知假買假打假”的爭議中，這也是蠻清楚的。如此，在法律解釋中，放任法學精英式的“知識狀態”，放逐大眾平民式的“知識狀態”，有時是否等于在前門趕走了專制者，在后門請回了專制者 ?
自然，當試圖推進法治構建的時候，法學精英應該引導平民大眾。誰也不會否認，法學精英可以傳播法治知識，帶領百姓步入法治天堂。但是，制定出來的法律文字總會出現“解釋的困惑”。在“知假買假”那類爭議事件中，人們會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場，來相互張揚、對抗、抑制。此時，法學精英知識的把持者應該反省自己的敘事立場。而位居至關重要的審判席上的“解釋者”，更應注意各類解釋背后的利益意愿，不應像城里人習慣的那樣，手持法學精英的知識，盛氣凌人，甚至拋棄丟掉大眾平民的真正意愿和利益。
如果還引申的話，那么，我們似乎還可認為在法律解釋的活計上，不僅法學精英式的話語釋放和大眾平民式的話語釋放是平等的，有時，我們更應讓后者“領導”前者。因為，出現了法律解釋，就是出現了“法律爭議”，而“法律爭議”正像政治爭議一樣，需要大多數人的“民主解決”。如此，不僅在制定法律文字之前需要“政治民主”，而且，在法律解釋之中需要“法律民主”。畢竟，“民主”這一正當性根基，是不能丟掉的。
注釋：
(1) 傅霖語，見沈仲緯：《刑統賦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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