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顯剛 ]——(2004-4-3) / 已閱35392次
〈3〉名家輩出與律學地位的提高
魏晉南北朝時期，律學名家層出不窮，形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職業階層。其中較為突出的有曹魏時期的劉劭、衛覬，西晉時期的杜預、劉頌、張斐，南北朝時期的封氏家族等。律學家們或直接參與當朝立法，或對成文法典的條文做出權威性的注解——這些注疏經由官方認可甚至可以上升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法律文件，從而使律學在社會上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律學研究在國家法制建構中的作用也日益彰顯。例如律學家杜預曾直接參與《晉律》20篇的制定工作，而由封述（出身渤海律學世家封氏家族）主持完成的《北齊律》則取得了這一時期立法的最高成就。又據《晉書-刑法志》載，太和初年，魏明帝下詔要求各級司法官吏在審判活動中“但用鄭氏[注：指鄭玄]章句[以經釋律著作]，不得雜用余家”，這一規定使私人對法律的注釋在歷史上首次上升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司法文件。當然，這一時期最為著名的律疏注釋成果當屬張斐、杜預兩位律學家對《晉律》所作的注本和律解。他們的晉律注經晉武帝詔頒天下，具有了與法典律文條目相同的法律效力，以致后世徑稱《晉律》為“張、杜律”。
〈4〉方法論的進步和律學研究的深入與繁榮
魏晉南北朝時期尤其晉代以后，由于玄學宇宙觀和“辨名析理”方法論的影響，律學研究在方法論上有了進步。律學家們一般不再單純使用儒家經義來解釋法律條文和法律名詞，而是更多地使用抽象的邏輯思維及歸納、演繹的推理方法，從而使這一時期的律學研究邏輯化、抽象化、系統化的趨勢愈加明顯。
在方法論進步、法制發展、文化昌明的基礎上，這一時期的律學在研究上愈加深入繁榮，其成果集中表現于兩次具有歷史意義的立法改革與創新之中。其一是魏晉律的制定和刑名法例篇的定型；其二是以“法令明審，科條簡要”著稱于世的并為隋唐律典十二篇目、五百條文的結構體系提供了直接歷史淵源的《北齊律》的制定。
魏晉南北朝時期律學的獨立與勃興，除了上述四點表征，還表現為刑法原則的確立與完善、法律解釋的精確與明晰等等，筆者限于篇幅，此不贅言。雖然這一時期的律學研究有著濃厚的承啟性色彩，然而毋庸置疑，其在整個律學發展史上的地位是重要而關鍵的，而其在基礎理論研究和革新法制方面的獨特的開創性的貢獻在中國古代律學史、法制史中無疑將永放光芒。
4.成熟與發達的隋唐律學
隋唐時期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發展的全盛時期，封建法制在這一時期達到了空前的完備狀態。隨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進步，因應立法發展、法學教育全面展開、法學世界觀進一步成熟的時代法制背景，在總結吸收前代律學成果的基礎上，律學在隋唐時期步入了歷史性的成熟與發達階段。主要表現在：
1）官方及私家編纂的律學著作為數眾多（代表性著作為唐長孫無忌等人奉詔編著的《永徽律疏》）且社會普及度較高；
2）以儒家為核心并綜合各家精華的封建正統法學世界觀全面滲入到律學的研究之中 3；；
3）律學研究中有關法律體系的理論進一步成熟，體現立法學成果的法典的結構也更為合理；
4）刑法的基本原則更為豐富，刑罰的體系更加完善；
5）專門性法律制度的研究更為深入；
6）律文注釋更為全面（如在闡述“十惡加重”原則時，唐律疏議對“十惡”重罪的立法意圖和宗旨均作了詳盡的說明和論證，并闡釋了與之相關的皇權原則、宗法倫理原則及貴賤尊卑等級原則等），法律名詞概念的解釋更為精密周全（如唐律疏議在探討“罪刑法定”問題時雖然指出：“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制敕，量情處分”，但同時也認為人主之斷為個案，強調“不得引為后比”）；
7）律學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
隋唐律學是中國古代律學發展的“巔峰時刻”，而作為中華法系的標志性律典和人類歷史上三部最杰出的法典之一的《唐律疏議》[以下簡稱唐律]則是這一時期律學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從唐律的結構體系看，作為中國古代一部以刑為主、諸法合體的法典，其序列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它以“刑名法例為首，實體犯罪居中，訴訟程序置后” ，整部法典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具有內在的邏輯性，充分體現了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立法學研究成果的吸收與創新。 前人有言,唐律“一準乎禮”，“得古今之平”，“范圍甚詳，節目甚簡”。的確，唐律不愧為我國古代法學世界觀和法律文化的集大成者，它繼承了歷代立法的成果，其本身又有所發展和創新，從而達致了封建立法的最高水平，為唐代封建社會的良性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在后世中國及東亞、東南亞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當社會穩定發展、成文立法發達，講求“法條之所謂”的律學便會興旺。隋唐律學的成熟與發達，盡管有其歷史積淀的因素，但也正是上述規律的具體體現。當然，律學在隋唐時期的成熟與發達已經有著濃厚的總結性色彩，而其在唐之后的衰微也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物極必衰”的哲理——然而這卻并不構成我們置疑隋唐律學之輝煌成就及其歷史性地位的理由。
5.走向衰微——宋元時期的律學研究
唐朝滅亡后，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經由動蕩的五代十國進入到了地區局勢相對穩定的宋遼夏金元時期，這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多元法制并存階段（其中宋元法制較為完整）。這一時期的律學研究較之隋唐，其形衰式微的趨勢明顯。然而獨特的社會時代背景賦予宋元時期律學以鮮明的時代特色——這又反過來促進了其時斑斕的封建后期法制的建構。
終兩宋之世，律學興廢幾番，其路坎坷。律學教育在宋朝有三次大規模的興起，即所謂的“慶歷興學”、“熙寧—元豐興學”及“崇寧興學”，這三次“興學”可以認為是兩宋讀書讀律風行及律學研究較為活躍的時期。然而，盡管宋朝統治者對當時的讀律之風予以了肯定，但其在設置律博士和官方法律教育機構“律學”問題上的游離不定的態度卻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律學的發展4 。再加上程朱理學正統地位的日益確定、兩宋時期對總結司法審判經驗的異常重視 以及宋代司法中敕的風行等等使得律學在兩宋時期事實上淪為“小道”。然而即便“落寞”如斯，兩宋律學依然在歷史上綻放出了其獨特的光彩，突出表現在有宋朝特色的立法成果《宋刑統》之中。《宋刑統》由宋太祖時期的朝廷司法官員和法律專家受詔編撰，經由太祖皇帝詔頒天下而成為兩宋通行全國的刑書類型的根本大法，其獨特之處在于：1.采用刑律統類的形式 ，不僅是中唐以來立法編撰形式的一次重要變化，而且也是對傳統的封建律典命名的革新。2.添附敕令格式的體例，首開我國立法史上律令敕式合編體例的先河。《宋刑統》不僅在兩宋時期得到實施，它還影響到了遼、金、元至明清時期甚至于東南亞諸國的立法，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宋朝律學研究的獨特的富有開創性的成就。
元朝未設律學，但這并不意味著其時律學研究的偃旗息鼓。作為我國古代第一個由少數民族進行統治的大一統的封建政權，元代的法制有著濃厚的夷族色彩（如確認各民族間的不平等地位、維護落后的生產方式、保留蒙古習俗、賦予宗教僧侶法律特權等等），但其主要的趨勢是漢化、封建化。元朝的立法，從1291年的《至元新格》、仁宗時期的《風憲宏綱》到1323年的《大元通制》、1346年的《至正新格》，有元一代的法典編撰“附會漢法”，到處可見律學的影子（應用了漢人歷代政權的律學研究成果）。雖然元代律學無法同隋唐甚至兩宋的律學研究相比擬，但我們必須看到其在夷法漢化、封建化的過程中所起到的獨特的歷史作用，而其憑借元朝強大的軍政帝國實力所達致的周邊影響力也同樣不可輕視。
6. 律學在明清時期的歷史性終結
處于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發展晚期的明清二朝，其封建法制在隋唐宋元的基礎上在封建專制集權統治極端強化的背景下又有所發展，法制因應集權專制的需要而更加嚴酷，司法也愈加腐朽。在這種條件下，我國古代律學也終于在僵化的總結與思考中失去了生命力，在登峰造極的因襲與保守中走向了歷史的終結。當然，同時我們也無法否認明清時期我國古代律學對鄰國較之前代毫不遜色甚至更為突出的影響。
有明一代，立法活動主要集中于開國之初。從歷30年編纂始成的以“嚴”、“簡”著稱的《大明律》，到堪稱古代中國社會普及度最高的封建法典的明《大誥》以及各種例典，無不是在明初統治者尤其朱元璋的重典治國立法思想的指導下完成的。作為明代法制的一個突出特點，“刑用重典”表征著漢唐以來在立法思想上的一次大變化，也因此成為明代律學的一大特色（雖然其在很大程度上是當朝統治者的意志）。盡管律學在明代總體上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沒落與僵化，但明代律學著作的極大豐富與較為完好的保存、其時中國律學對滿清一朝及周邊諸國尤其日本、朝鮮和越南法制建構的突出的影響力 ，卻使其在整個中國古代律學史中占有了一個特殊重要的地位。
與明朝相比，滿清時期的律學 異中有同。一方面，少數民族的背景使其法制建構凸現民族特色，從而使這一時期的律學也有帶上了濃厚的民族融合的色彩；另一方面，因襲明制并走向終極的專制主義集權政治對這一時期的律學發展同樣有著顯著的影響。因此雖然清朝的私家注律盛極一時，但出新的很少，絕大部分是在整理“祖宗的家底”。當然，這種整理舊故本身也是清代律學較為活躍的體現，而且也確實出了一些成果，比如薛允升的《唐明律合編》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比較法著作。另外，清代律學對周邊國家的法制也同樣有著重大的影響。然而，不管怎么說，鴉片戰爭漸漸的近了，西學東漸的思潮即將涌動，我們的古代律學也將在隆隆的近代化的號角聲中走向終結。而清末律學家沈家本因應時代而進行的中西結合的律學研究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為我國古代的律學研究畫上了一個兼具傳統底蘊的近代化的句號。
尾 論
綿延千載的中國封建社會成就了我們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三代以來從未停息的法制進程也成就了講求“法條之所謂”的中國古代律學。古代律學的輝煌成就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古代律學家們的治學精神和敬業態度值得我們在仰瞻的同時躬身實踐。當前，我國的法治進程正在穩步推進，與之相應，法學研究也日益繁榮。對古代律學（成就）進行歷史的回眸 ，從中汲取有益于法學研究乃至法治發展的合理養分，無疑將大有裨益——這也是筆者于此不吝筆墨展開論述的原因。只要我們不懈的進行相關的探討和努力，我想，我們就有理由期待這樣的一幅遠景：在古代律學取得輝煌成就的中國，法學至顯，法治昌明。
[參考書目]
張晉藩 《中國法制史》
何勤華 《略論明代中國律學對周邊國家的影響》
沈家本 《刑法雜考》
薛允升 《唐明律合編》
官修正史《晉書-刑法志》 《舊唐書-刑法志》
《清史稿-沈家本傳》
1. 有必要說明，盡管在此筆者對古代律學發展的脈絡予以了階段化的描述，但這只是為了敘述方便而對各個時期律學發展主要特點的一種粗線條的勾勒。歷史的發展、學術的演進其事實的狀態應是曲線而非溝壑分明的梯級。
2.關于商鞅改法為律的原因，學界尚無定論。主要有三種觀點：1.借用音律之義，以示罪之輕重不容絲毫差異；2.借用竹器之名，以稱書于竹簡上之刑法；3.移軍法之律作刑典之稱，用軍律的極大權威性來強化成文法的地位與作用。筆者認同第三種觀點。
3.這一點可以從《唐律疏議》中得到證明，因為其中不僅有儒家的學說，也包含有法家、道家、陰陽五行家、墨家的觀點。
4.宋開國之初沒有設置“律學”，僅設律博士掌授法律；宋神宗時期始于國子監設立律學，并設律學教授。其后的幾任皇帝對律學及律博士有設有廢；南宋時則基本上沒有設置律學和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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