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禮仁 ]——(2018-7-9) / 已閱8601次
堅持不懈：從未停止對公正的守護——看基層法官如何理解傳說中的“二十四條”
來源：民主與法制周刊 作者：本社記者 劉瑜
提起湖北省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王禮仁法官，在婚姻家事這個圈子里，可以算是“網紅”級別了。他專門從事家事審判，擔任家事合議庭審判長十余年，出版和發表了《婚姻訴訟前沿理論與審判實務》專著和論文若干。
長期的家事審判，讓他感觸最多的不是經驗，而是責任和壓力：“當立法缺位、理論歧義、利益沖撞都聚集在一個具體婚姻案件時，經驗已無用武之地，智慧才是托起法官天平上的真正砝碼�！彼J為，如何填補法律，取舍歧義，平衡利益，減少因其判決招致非議，或者使判決立于不敗之非議中，無不考驗著法官的智慧。因而，法官不僅要有經驗，更要有斷案智慧。
曾經從“委婉說不”到“大聲喊廢”
在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夫妻債務糾紛解釋》）之前，王禮仁法官對“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的批評，有一個演變過程，由“委婉說不”到“犀利痛批”，由“曲線救法”到“大聲喊廢”。
據王禮仁介紹，近幾年，虛假和違法夫妻債務案件一直呈上升趨勢，2016年更是井噴式爆發。僅《成都商報》和《武漢晚報》在2016年年底一個多月時間，報道此類案件達十余起。而且其負債數額和情節達到驚人程度。如“女子離婚6年”突然被負債“340萬”；“前妻豪賭欠債800萬元男子月薪5000元被判還債”；“女子離婚3個月負債1200萬”；“結婚兩月負債500萬”以及廣西民族大學教授的前妻賭博舉債600余萬元跑路后，該教授遭到債權人討債騷擾，被迫辭去包括副院長在內的行政職務，然后搬家躲藏，但卻沒有躲掉夫妻債務，法院還是根據二十四條判決前妻舉債為共同債務
通過多年一線的實踐，王禮仁法官發現，除了自己接觸的案件以外，全國各地適用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產生的“三多現象”（即申訴上訪的多、檢察院抗訴的多、再審改判的多）和“三大傷害”（即傷害當事人、傷害法院的公信力、傷害法律的權威）日益突出，夫妻債務成為社會性問題，各地受害者尤其是女性受害者叫苦不迭。
為此，他曾向全國人大等部門書面反映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和登記婚姻效力行政訴訟等諸多法律問題。但由于受法學理論主流觀點的影響，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的錯誤一直無法得到糾正。
但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在司法中的問題卻越來越嚴重，為了喚醒理論界的認識，王禮仁開始用犀利的語言批評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并直呼廢止。王禮仁撰寫多篇文章指出，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存在“三大錯誤”：以“婚姻關系”作為債務推定的基礎錯誤；無條件保護債權人的立法目的和范圍錯誤；“二十四條”的邏輯結構和舉證責任分配錯誤等諸多問題，呼吁重建規則。
十余年前，王禮仁法官還以《判出一條路來——逾越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障礙》一文，將判決理由和判決在網上發布。
看到這篇文章，一位受害的網友給王禮仁致信說：“在法院等候的時候，我被告知自己的連帶債務，光利息已經336萬，超過本金280萬，工資被查封分文收入沒有不說，每天利息凈賠500元——生無可戀之余，我想起整理的準備提交法院的材料里有您的案例文章，當時瞬間淚崩。那篇文章，強烈建議您能改一下標題，可否加一個字：不應該是‘判出一條路來’，而是真的‘判出一條生路來’——說是生死關，并不為過�！�
逾越“二十四條”的障礙
十余年來，在理論領域，王禮仁是這樣呼吁的；在審理案例的實踐過程中，也是這樣做的：不遺余力，去逾越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的障礙。
2010年，王禮仁審理了這樣一個案件：劉某與閆某、蘇某民間借貸糾紛一案，蘇某不服宜昌市某區法院的民事判決，向王禮仁所在的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原審查明，閆某、蘇某于1992年登記結婚。2007年11月1日，閆某向劉某出具借條一張，內容為：“今借到劉某現金貳拾叁萬元整。如有需要提前壹月通知還款�！遍Z某、蘇某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未進行約定。2008年3月，閆某與蘇某登記離婚。
一張借條，牽出對一個法條理解和適用的博弈。
原審法院在審理中，蘇某主張：1.閆某未出庭，對借條的真實性有異議。2.即使借款屬實，但閆某未將該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但原審法院認為，蘇某雖對劉某持有的借條有異議，但未提供相應證據，且閆某的父親作為證人出庭作證，證明閆某向劉某借款23萬元屬實，故可認定閆某向劉某借款23萬元，雙方債權債務關系成立。
判決書道：“因閆某與蘇某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財產未有約定，閆某亦未與劉某約定該債務為閆某個人債務，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四條規定，劉某對閆某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仍應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夫妻雙方互負連帶清償責任。原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四條的規定，判決被告閆某、蘇某連帶償還原告劉某借款23萬元。”
對于這樣的結果，蘇某提起上訴。一份出自以王禮仁為審判長之手的近3000字的終審判決書出爐。有理有據，情理結合，一字一句書寫出了逾越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障礙的道理。
上訴法院認為，借據尚存在諸多疑點難以排除，同時，即使借據情況屬實，也應當由公司或股東負責償還，將其作為夫妻債務處理不僅沒有充足的事實根據，也缺乏法律根據。因而，原審判決對本案的處理是錯誤的。
終審判決書稱：“1.原審判決擴大了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的適用范圍�；橐龇ń忉專ǘ┑诙臈l是對婚姻法第四十一條所作的解釋，其解釋的根據是婚姻法第四十一條。而婚姻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鶕橐龇ǖ谒氖粭l規定，夫妻共同債務有其特定的構成要件，即只有‘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才能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否則，除非有共同合意，不能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因而，適用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的前提條件是婚姻法第四十一條。如果脫離婚姻法四十一條規定，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不僅沒有解釋的根據和基礎，而且直接按照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推定判決，一方虛假債務、因賭博等違法債務，都可能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這顯然不符合立法精神。原審判決忽視了適用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的前提條件，屬于適用法律錯誤。
“2.原審判決違反了家事代理原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簡稱《解釋（一）》）第十七條規定：‘因日常生活需要夫妻之間具有家事代理權’。根據上述解釋，夫妻一方只能就‘日常生活需要’的家事具有代理權，而‘因日常生活需要’就是為夫妻共同生活需要。就其債務而言，當然是‘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否則，就不是‘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這也說明夫妻共同債務只能是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原審判決顯然違背了家事代理原理�！�
除了以上內容，判決書還道出了原審判決舉證責任分配上的錯誤，以及原審判決直接推定借款事實的做法是錯誤的。
上訴法院認為，雖然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屬于夫妻共同債務。但是否“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由舉債人對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之積極事實舉證證明，而不應由非舉債方對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之消極事實舉證證明。舉債人不能舉證時，應由第三人（債權人）舉證證明其借款屬于“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債務”也就是說，對于不是“因日常生活需要”或者不是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要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必須是“他人（債權人）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債權人有理由相信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應當由債權人舉證證明。只有債權人能夠證明“他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才不能對抗善意債權人。否則，另一方可以對抗債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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