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韋律師 ]——(2023-3-15) / 已閱2813次
除上述特點之外，中國民法實踐中還有非常多的特點值得總結。
例如：在民法應用人才的培養與評價上，具有“重經驗輕邏輯”的特點，其還可以展開為不同的變種，這些變種表現為，在民眾評價甚至是專業評價上“重年齡輕認知”，在民法實施的過程中“重個案分析輕理論總結等。
例如：在民法具體應用上，具有“重實體輕程序”的特點，這不單單是說的在民事審判上的“重實體輕程序”，還是強調的是在民事活動中的“重實體輕程序”，這也有很多變種，主要變現為，在民事行為上“重觀念確定輕紙面備忘”，在民事救濟的證據收集上“重事后收集輕事前保存”，在民事活動手續上“重事后補充輕事前辦理”，在民事審判上“重糾問輕證明”和“重查清事實輕法律論證”，在民法應用效果上“重社會效果輕法律效果”，而不是追求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統一或兩者并重等。
4、歷史語境：從立法論到解釋論
對于民法的發展階段而言，我們正處在“從立法論到解釋論”的過渡時期，所謂“立法論”就是如何制定一部民法的討論，所謂“解釋論”就是如何解釋一部民事制定法的討論。立法論的路徑意義在于：其強化了民法規范的形式性和邏輯性，有利于民事糾紛裁判者在處理案件時尋找民事規范，有利于民事主體在民事行為之前正確高效的獲得民法規范的指引。解釋論的路徑意義在于：其在立法論的形式性和邏輯性的基礎上，能夠更好的適應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保持民法的開放性和靈活性，使民法能夠具體化的適用于不同的社會生活情況。
從中國語境下的民法實踐來看，民事立法論到民法解釋論的動態過程是這樣的：民事社會實踐→民法單行法立法→民事單行法的解釋適用→總結民事單行法解釋適用的理論和經驗→民法典立法→民法典解釋適用→總結民法典解釋和適用的經驗→根據社會需要對民法典進行必要的“修補”和不斷的解釋。
民法學的研究是歷史的，法律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對于民法的研究也是要與時俱進的。《民法典》的頒布就是中國民法學研究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的標志，《民法典》的頒布標志著民法學的研究方向從立法論轉向了解釋論，即從《民法典》頒布之前的“研究如何制定一部完備成熟的《民法典》”轉向了“研究如何使《民法典》能夠更好的解釋適用”，以及將來在《民法典》解釋適用的過程中逐步發現作為形式民法的《民法典》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地方或者無法進一步滿足經濟社會需求的地方，進而運用相關解釋技術將《民法典》解釋的能夠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如果在民法解釋上無法達到上述要求，就需要啟動修改民法典的工作。但是，鑒于《民法典》適用的長期性和歷史性，應當總體的認為：《民法典》實施適用過程出現相關問題的時候，通過民法解釋解決問題是主流的、首要的，而修改《民法典》將是次要的、補充性的。
民法學研究的歷史性還表現在：對于中國民法學而言，應當在解釋適用過程中逐步探索總結出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理論體系。雖然在《民法典》頒布以前，在對《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等適用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中國民法學的基本制度框架和基本共識。根據過去的立法成果，中國民法在民事主體制度上、民事責任制度上、民事法律事實制度、民事權利制度上、物權保護方式、物權變動模式、以合同法為核心的債法制度等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中國元素”，《民法典》頒布以后，更需要在過去成果的基礎上接著講好民法學。[ 王軼：《民法學原理與民法學方法》，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2013年重印），見我們準備好了嗎？（代序）。]但是基本制度框架還需要結合《民法典》條文與《民法典》解釋適用過程進一步細致化和內容豐富化，基本理論共識還需要有效的整理總結，形成理論體系。尤其是需要建立一套以解釋論為出發點的民法規范理論，以更加高效便捷的保障民法的解釋適用。
我們所處的階段是在民法典立法后進而對民法典解釋適用的階段，所以需要為民法典的解釋適用進行必要的理論上的輔助。民法規范體系能夠為民法解釋提供理論框架，以作為民法解釋的基礎。在《民法典》頒布以后，也就是形式民法制定完成以后，在民法理論的重心已經從立法論轉向解釋論的情況下，理論界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在解釋論上總結一套“統一”的民法規范體系，也就是說，在民法典未頒布之前的各個民事單行法的立法與解釋適用階段，民法規范理論是相互單一的之于各民事單行法的，并沒有“總則式”的民法規范理論，所以相比于之前階段的民法規范理論，民法典頒布以后需要構建的“統一”民法規范體系是涵涉整個民法甚至是涵涉整個私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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