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大偉 ]——(2005-7-6) / 已閱22975次
很多自稱是酷愛北京胡同的人，其實大多都住在高樓大廈和洋房別墅里。他們內心里大多是瞧不起那些胡同里的普通人的。不知道從哪一天起，祖祖輩輩住在胡同里的人被稱之為“胡同串子”。 記得八十年代中國青年報的一個記者在報道北京新聞時還用了這個帶有歧視性的稱呼。
同齡年代的老朋友 作家王朔曾和我談起過他對胡同的印象。他回憶說，上小學時，老師經常在班里點名要那些交不起兩元錢學費的同學站起來。結果教室里呼啦啦站起很多同學，幾乎全是“胡同串子”。 班里有個很霸道的男生班長也在其中。每當看到這個班長也站著被老師羞辱，王朔就覺得特開心。王朔說他對胡同煩透了，真覺得把北京的胡同全拆了也不心疼。王朔到底是王朔，我們可千萬別拿他的話當真。
在王小帥導演的電影《17歲的單車》中，人們再次看到了老胡同居民生活的灰暗和困窘。這部以胡同里的孩子們血腥斗毆為結尾的影片，足以使大陸官方體驗尷尬，以至于這部影片遲遲沒有被批準在國內公開放映。更有趣的是，影片的攝像師劉杰是這樣敘述他對美的認識過程的：“1995年，我要在北京安家，一度選中了什剎海�？墒钱斘易哌M胡同里的那些房子，我才知道那里沒有上下水、沒有像樣廚房，生活實在不方便。我到郊外去，看到一些荷蘭式的房子，一塵不染，生活設施完備，我覺得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2000年，為了拍這部片子，我幾乎走遍了北京的胡同，我意識到，那才是最美的地方�！倍嗝疵艿恼Z境？劉杰想告訴我們什么呢？不屬于弱智群體的人們大概都不難解讀為：胡同里那些破房子，是我這類人不要去住的，我屬于一塵不染的荷蘭式社區的。但是，在電影美學的視野中，這些破房子實在是“美極了”。
在中國，洋人們的意見似乎從來都是分量更厚重些。如今在那些酷愛北京胡同的洋人眼皮底下，城市規劃部門等不得不格外小心，搞不好人家給你告到聯合國去。喜歡穿麻質地中式大褂的法國老太太杜銘那克常駐在北京城里，她的一個引人注目頭銜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社會及人文科學高級項目官。用她的話說，他們的目標是使胡同里的原住民留下來，不管他們多老、多窮。 這大概是為了保護文化遺產的需要。真把我們又搞糊涂了。假如貧窮落后也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那么當年駱駝祥子的人力洋車和時傳祥的掏糞木桶，也不應當在胡同里消失。在抽水新式馬桶和公共茅房老式馬桶之間，選擇哪一個更衛生更舒適更符合人性？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聯合國駐北京的“欽差大臣”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
使胡同里的原住民留下來，不應該讓他們從生活多年的地方消失。我想，沒有人反對這個美妙的建議。但是，光是空喊口號有什么用呢？誰來為這些原住民買單呢？據了解，胡同里一個7平米的房子可能落著8個人的戶口，在目前已經擠成一團的胡同里，誰有資格留下？誰有義務搬遷？在海內外合力的作用下，北京胡同的拆遷成本正直逼天文數字。聯合國能為這些因為分配不公而不斷涌入上訪大軍的人們作主嗎？在目前如同高壓鍋的氛圍里，人們看不出解決這個問題的任何希望。
前不久，我和一個北京出租車司機在路上聊天。他告訴我，他家祖祖輩輩都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打小就盼著有一天能把胡同拆了，全家搬進樓房里住。不過，最近他改主意了。現如今聽說北京的胡同在老外的眼里真成了古董，這回可算是熬出頭了。一定要逮個機會撈一把。他說，其實那些老外都是傻冒， 等他們住進去就想明白了。誰讓他們爺爺那輩當八國聯軍欺負咱們來著，我們能蒙他一個算一個。聽著他的話，我心里說：這北京人，也真夠孫子的。
在這個世界上，葉公好龍的故事其實一直在上演著。前不久，頭幾批在北京購買了胡同里房子的外籍人士們已經開始大呼上當了。他們搬進胡同后，馬上就開始不停地抱怨各種設施的陳舊和不方便或不夠現代，似乎才意識到這胡同是百年前的老玩意兒，他們開始感到住在胡同里并不像原來想象得那樣舒適，他們甚至對原先贊美有加的胡同建筑格局都發生懷疑。他們終于發現，就像北京傳統小吃里的小窩頭驢打滾和豆腐汁，偶爾吃幾次還行，要是讓他們天天吃，無論從口味還是從營養的角度看，恐怕是很難習慣的。
當北京的第一條胡同被拆除時，新的文明在北京拉開了序幕；當最后一條胡同被拆除時，北京的文明開始謝幕了。生活是復雜的，但又往往如此簡單。北京不可能只拘泥于老祖宗留下的四合院，我們總要給我們的后代留下些更好的東西。不過別擔心，胡同不會被拆光的。 但是假如有人非要找回當年駱駝祥子那年月的感覺，無疑也是徒勞的。 正如毛澤東有詩指點：“秋風蕭瑟今又是，換了人間”。
我想，北京這些胡同拆了以后，也不要再蓋什么大樓大廈了，多種植些綠草和建一些街心花園。不要以物為本，還是以人為本為好。如果以人為本，還是以大多數人“為本”為好。 北京太擁擠了，空氣太不好了；北京人民真的很生氣，后果也挺嚴重。還是給人們多提供一些能舒舒服服呼吸的地方吧！
《城市中國》：既然是換了人間，那么您覺得有哪些變化的趨勢呢？
周：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我想，如果說“換了人間”，今天的主要變化是中產階級人群的崛起。相似于19世紀的歐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正在被奇跡般地分化，在百姓與官僚之間，一種新力量正在健康與病態共存地生長著。這種新的力量就是中產階層。他們代表一種嶄新的生命力，在這種力量背后是知識有價、技術商品化、物欲、私有財產、個人主義、追求平等、反官僚制度。首先他們借助于商業力量尋求自己的立身之地，然后他們借助知識權威來尋找自己的話語空間。借助全球化運動，中國正在體驗和溫習100年前歐洲的革命性變化。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頗為意外地發現，在第三世界現代化的過程中，中產階級總是最為革命的群體，在維護個人利益、鼓吹自由民主和反對官僚統治問題上，他們比藍領工人以及貧困農民更有自覺意識。而長期以來被推崇為革命最徹底的后者，事實上更傾向于以革命的名義將搶劫合法化。其不擇手段的后果，往往導致對社會資源的極大破壞。當然，中產階級壯大后，又會顯露出其保守的特征，然而這對社會的穩定又極為有益。
今天，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在全球化了的世界經濟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西方發達國家的智囊們總有一天會真正明白：中國在很多層面上正在經歷一種革新。如果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那里起作用的不僅僅只是“廉價勞動力”。為數眾多的中國民營企業家、工程師、建筑師、醫生、藝術家、律師、教師、服裝設計師等階層正在悄悄改變中國的面貌。這些變化已經不能僅僅用“西方資本擁有者與東方共產主義分子共同營建的原始積累式的資本主義聯盟”來加以概括了。忽視這些改變對于中國的意義，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和平崛起的巨大潛力；僅僅看重“廉價的勞動力”的優勢，顯然不能解釋為什么中國能夠擁有如此強大的全球競爭力。
《城市中國》：您經歷了世界上許多城市，看過了很多建筑，那么您如何看改革開放15年來快速的建設和變化？
周：各個城市都不一樣，這跟中國的體制有關系。國外的城市規劃非常法制化，對一個建設規劃選民們要投票，有時會爭論很久。而中國比較長官意志，有些城市嚴重一點，有些好一點。北京就比較明顯，誰的官大誰說了算，誰有本事能在每年三月份召開的人大政協會議上講話聲音大誰說了算。至于那些貧民百姓們也就只有聽任吆喝了。目前北京的城市規劃整體感覺就比較怪一點。你在長安街上散步，你可以看到很富麗堂皇的景象。但稍稍沿一條巷子往里面走走，馬上就看到貧民窟一般的老胡同。如同一個人穿了件新棉襖，外面看上去是綾羅綢緞，可里面卻到處暴露著爛棉花。正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這大概就是我們今天新舊交替階段的典型寫照吧。相比之下，上海發展得還不錯，基本上和上海的歷史和人文氛圍比較協調。
《城市中國》：請您談談快速城市化所產生的問題。
周：城市化本身是理由很正當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城里人都想過得好一點，農村人都想進城。中國過去不是沒有城市，中國人也不是沒地方住，只是一個破房子住了一輩子；過去也不是沒衣服穿，只是一件衣服穿了一生。但現在大家都想穿得舒服一點，穿得五顏六色一點。這樣新的矛盾就產生了。
類似貧富分化問題就不講了，嚴重的是新舊交替的過程中會出現的矛盾沖突，比如，舊的古跡和新的東西怎么配套，老的居民搬遷中引起較多的法律糾紛，等等。
還有，新的城市規劃一旦成型后是不是能把它法制化，這也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城市的規劃不是誰想改就能隨便改。打開美國或其他發達國家的有關城市規劃的書籍，其中50％是與法律有關的內容。你會很奇怪，為什么？因為規劃一旦成型，就成為對任何人具有約束力的法律規范了。有時想修改甚至要到法庭上去，其中的程序也比較透明、公開和公正。你有意見可以告知政府，在市議會無法解決就到法庭上見分曉，很多東西都是通過法律判決形成一個規則。我想，這才是現代化城市管理的發展方向。而我們的規劃一般都是講講大道理，沒有把它當成嚴肅的法律問題來對待和研究。因此，頻頻發生像廬山別墅和圓明園湖心島別墅等“丑聞”的事情，就不難理解了。
《城市中國》：請您給城市類雜志提點意見和建議。
周：你們的雜志我還沒有仔細看，總體感覺海派文化的味道很濃，很注重品味和時尚，里面沒有太多的領導致詞和政治官話。這是和很多其他城市建設刊物很不同的地方。希望今后能更多地刊登及時反映我們時代發展的文章和案例。我是法律專業出身，當然希望你們能逐漸刊登一些有關法律內容的文章和案例。
謝謝你們的采訪。
整理/洪虹
周大偉：旅美法律學者，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睿智道邦(Richdomain）城市規劃設計有限公司董事。 現在美國和中國兩地從事教研和實際工作。Email: zy94066@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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