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旻 ]——(2005-9-1) / 已閱35244次
論經濟法的本質
－－兼評“國家干預說”等理論的缺陷
安旻 周運
[摘要] 本文首先對我國既有的經濟法本質理論成果進行了批判，指出了國家干預、協調、調節、管理作為經濟調控手段的描述不能成為經濟法的本質。然后從目前已經被學界淡化的經濟法的社會（階級）本質層著手，指出了深入研究經濟法社會本質的重要性。最后，就法的本質層，提出了經濟法的三大本質屬性。
[關鍵詞] 經濟法的本質、社會本位法、利益和資源分配法、經濟發展法
一、對既有的經濟法本質理論成果的批判
近年來，經濟法學界和風勁吹，表現為一種褒揚多、折衷多、調和多的傾向。這種現象是我國新生經濟法理論開始步入成熟穩定發展階段的表征。但其中也出現了刻意回避爭議較大的理論問題、研究過于實用主義化的趨勢。我們認為：對于新生事物的發展而言，自然的折衷與調和是有益的，而摒棄批判與爭鳴的刻意折衷與調和則是有害的。歷史證明，自然的批判與爭鳴是新興理論得以確立的前提，是為新理論指導實踐獲得重大突破所作的必要準備。譬如，中國古代的“百家爭鳴”為新興封建制度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新文化運動為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開辟了道路；關于“兩個凡是”的論戰吹響了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的號角。本文的立意在于依據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批判現行經濟法主流思想的某些缺陷，對我國經濟法學界出現的刻意折衷風氣提出質疑，以期在學界實現自然批判之風氣。
“需要國家干預論”是近年來我國經濟法學各流派中的主流之一，其研究成果斐然，但就經濟法本質的研究而言，該學派尚未能完全走出傳統經濟法學論述的窠臼。該學派認為：“國家干預”是經濟法的本質；“有限理性假設”、“國家適度干預”、“經濟民主”是經濟法的本質特征。[注1]該學派進一步提出“需要國家干預說”的法哲學理論基礎之一是“有限理性假設”，即“需要國家干預說”將政府理性與能力的認識前提置于完全理性假設否定的基礎上，認為人不可能完全洞察并精確計算社會發展的各種變數，現代社會只能以有限理性假設來構建現代經濟法。由于個人理性的局限性，政府理性的局限性也是同步的，“需要國家干預說”據此對哈耶克的“有限理性”主張表達了認同，承認個人理性邏輯局限和在傳統和社會中的規則系統局限性，并由此形成以下判斷：政府不可能是無所不能的，即使是一個“好政府”，也會出現某種失靈。“需要國家干預說”正是基于對政府失靈的普遍性考慮而提出了經濟法針對政府失靈而應當進行干預政府的法律主張。[注2]
而我們認為以“需要國家干預”作為經濟法的本質存在以下三大問題：
首先，需要的問題。“有限理性假設”是現代經濟學界和經濟法學界普遍認同的問題，由此推導出的政府失靈問題，我們同樣表示贊同。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更要告誡我們的法學家：不要忘記經濟法同樣也是由國家制定的，既然國家的理性有限，國家所制定的經濟法當然同樣存在著理性有限的問題。經濟法只是現代社會下調控經濟的多種手段之一，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國家與市場兩種調節經濟手段之不足，而非無往不利的解決經濟問題的萬能鑰匙。賦予經濟法能完全根據所謂的需要來彌補國家之手和市場之手不足的職能是法學家一廂情愿的理性唯美主張。由于現實經濟關系發展的日益復雜性、人類理性認識的局限性和法律等調控手段的滯后性，根據所謂的“需要”來干預社會經濟在現實中是不可能實現的。正如同當初如日中天的凱恩斯主義的鼓吹者無法預見后來凱恩斯理論在各國的衰落一樣。主觀將“無限理性”無意識或有意識地由政府轉而賦予經濟法是這些經濟法學者邏輯錯誤之根本所在。對經濟法本質的歸納應當首先源自實踐，而后經過理性的整理加工，再以理論方式反作用于實踐中，并在實踐中進一步修正理論，以正確指導實踐。切忌為了理論自身的“唯美”發展，最終脫離了實踐發展的需要。研究領域中的唯心主義之所以可以死而不僵的重要原因是因為唯心主義并非徹頭徹尾毫無理性，而恰恰在于人類的理性往往會習慣于心理的滿足和邏輯思維的自足，從而忽略了實際的客觀情況。這也正是我們雖然能夠認知到辯證唯物主義，而行為上卻往往無意識陷落到唯心主義方法的根本原因。經濟法起源于國家干預的需要，卻并未在經過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不同路徑的漫長經濟和法律實踐后，終止于“國家干預”而不前。如果不能認清這一點，所謂“適度”干預、經濟“民主”等都將成為停留于紙上的富麗堂皇的宣言，經濟法終將蛻變為一種國家應急的工具。
其次，國家的問題。雖然國家是經濟法中的重要主體，但單純從國家這一主體角度來揭示經濟法的本質顯然不夠全面。作為經濟法的主體，國家只是其中之一，而并不能代表經濟法主體的全部。譬如，還有同樣非常重要的社會中間層主體、各種市場主體等，此種認知已經基本為學界公認。用國家或國家意志作為闡釋經濟法本質的中心詞，勢必導致在實踐中夸大國家力量而輕視市場經濟中其他主體力量，這實質還是“國家本位”思想的體現，是與經濟法的社會本位理念是有出入的。盡管“需要國家干預”論的支持者本身并不這樣認為，甚至他們認為該理論已經修正了這個問題。[注3]此外，在經濟法領域，國家作為經濟法主體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在不同的環境下，國家主體的角色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其利益代表主體或具體操作主體終究要歸結到以政府機構為代表的具體經濟法主體。抽象層的國家主體是經濟法的制定者，是經濟活動的參與者，也是市場主體活動的管理和監督者，以“國家干預”(或其它學派的“協調、調節、管理”) 來解釋國家調控經濟法律關系的本質，就如同以法律本身來解釋法律現象一樣，是一種邏輯循環論證。[注4]
最后，干預的問題。干預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此一點，“國家干預論”的支持者本身也是贊同的，他們已經認識到干預的目的“是為了更好、更健康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注5]經濟法的目標是“經濟得以安全和發展的狀態”，[注6]但是他們卻將干預作為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加以描述則令人頗為費解。干預是現代宏觀經濟學中關于國家宏觀調控的經濟學用詞，對于經濟法學將之遷移借用，我們沒有異議。至于“干預”與其它經濟法學派的“協調”、“調節”、“管理”的用詞之爭，現在看來也無關緊要。但是，將 “干預”（或者其它學派的“協調”、“調節”、“管理”）這樣一種調控經濟的手段作為經濟法的本質，我們則不能認同！現代意義的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其實質往往是通過對經濟利益或經濟資源的再分配引導和調動市場經濟“趨利”個體對生產、消費的投入，以保障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干預是手段，而經濟發展才是現代經濟法所要實現的本來目的。就哲學上的目的與手段這一對矛盾而言，我們認為一事物所要實現的本來目的才更接近本質的描述，而手段則只是本質的一種外化表現。正如我們不能簡單地說民法的本質就是以平等的民事手段調整社會關系的法、行政法的本質就是以命令服從的方式調整社會關系的法、刑法的本質就是以刑罰的手段來調整社會關系的法一樣。[注7]
總之，雖然 “需要國家干預”作為一個學派的存在是無可厚非的，但將“需要國家干預”作為經濟法的本質我們是不能認同的。事實上，我們認為其提出的“適度”干預屬性比較貼切地描述了經濟法的外在特征，并對實踐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只是未能深入到經濟法的本質層去研究“適度”問題。所謂的“度”，就是一定的限度、范圍，最終體現為一定的標準、原則。從經濟法的發展歷程和趨勢來看，經濟法就是要以社會為本位之法，它通過營造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完成經濟利益和資源的合理分配，最終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不管“國家適度干預”也好，還是“國家謹慎干預”也好，如果是作為經濟法原則出現，都必須服從于上面的基本原則和要求，并受到它們的嚴格制約，否則所謂“適度”和“謹慎”就會成為空頭承諾。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干預”也是不能作為體現經濟法本質而存在的。
我們認為：對國家主體“干預/協調/調節/管理”經濟過程的研究只是現代經濟法研究的開端和切入點，而并沒有揭示經濟法的全部本質。只有通過深入到完整的經濟法現象中加以考察－－不僅要從縱向角度：研究現代經濟法產生前法律調整經濟的規律、市場經濟中經濟法的發展規律、凱恩斯主義破產后經濟法的新發展變化、經濟法的未來發展趨勢，以及橫向角度：資本主義經濟法和社會主義經濟法比較、不同國家經濟法現狀的比較，還要深入探討經濟法在我國現實的制定及實施過程、經濟法的實踐效果及對經濟立法的反饋機制、經濟法與民商法、行政法、社會法等其他部門法的深層次關系，經濟法的本質才能得以凸現。
二、不應被忽視的經濟法的社會（階級階層）本質的研究
學界普遍認為，就法哲學的角度而言，部門法的本質應該有兩層涵義，第一層是法的社會（階級階層）本質，此一層本質揭示的是法這種社會現象區別于其它社會現象的內涵；第二層是本部門法具有的獨特法律屬性，此一層本質揭示的是本部門法區別于它部門法的內涵。
而目前我國經濟法的研究中對第一層關于法的社會本質研究往往一帶而過，學者們常常視此層次的研究為一種“過棄”的、無多大實際意義的研究。這與近年來一些學者大肆鼓吹胡適先生當年的“多研究一些問題，少談一些主義”的研究風氣和學術傾向頗為一致。我們認為這個命題的錯誤不在于“多研究一些問題”，而在于“少談一些主義”。問題要研究，主義同樣要談！不談主義則問題沒有方向和目標，對于社會的發展而言，實用主義重要，理想主義同樣不可或缺！胡適先生當年的錯誤不在于“問題”與“主義”的爭論，而在于“多”與“少”的厚此薄彼的一點論。這種實用主義的錯誤在今天又一次登上了學術的大雅之堂，而遺憾的是目前中國還沒有當年魯迅式的學者站出來與之抗辯。當代中國與上個世紀最大不同就是中國既需要魯迅，也需要胡適！在當今這個理想主義日益淡漠的時代，我們更需要大談“主義”，只不過主義之談一樣要與時俱進。
不同的時代，法的社會本質層有所不同。在階級對立的社會，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這一時期法的社會本質突出表現在法的“階級”性，所以我們也把這一時期的法的社會本質稱為法的社會階級本質。在階級社會里，階級間根本利益對立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所以法的社會本質層更突出地體現為法是一種階級統治的工具。而在剝削階級被消滅的社會，在法的社會本質層里，社會階層的概念取代了階級的概念。雖然不同的社會階層（根據社會分工和經濟狀況來劃分）仍然是存在的，相應地，不同階層的利益沖突也仍然存在，但這種社會階層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和階級矛盾并不相同。由于社會各階層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這種利益沖突可以調和的，而此種社會下的法可以理解為階層利益調和之法。
因此，就當代中國的法的社會本質層而言，法的社會本質表明了法更多地為社會的哪些階層服務，法更多地代表了社會的哪些階層的根本利益，并由此會主要得到社會的哪些階層的政治擁護與經濟支持，以使法得到順利的貫徹與執行。因此當代中國法的社會本質層仍然是研究法律的基石性問題。
當代中國的社會階層利益矛盾與馬克思的時代極為不同，這就要求我們以客觀的態度如實地分析目前中國的階層的狀況，以此為我國的法哲學提供新的理論支撐。以發展的觀點來看待世界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精髓。現階段在我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認為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但是這并不能否認剝削的現象在我國仍然廣泛存在。特別地，在我國人民內部還存在著廣泛的、多樣式的矛盾！這種矛盾以東部沿海與西部內陸的區域差距為代表、以南北的因政策差異而導致的經濟差異為代表、以城鄉的不同環境差距為代表、以第三產業與工業（現在）、工業與農業（改革開放前期）的“大行業”收入差距為代表、以新興產業與老工業間的“小行業”收入差距為代表，以國有事業單位與企業單位的收入差距為代表、更以按資分配與按勞分配的分配模式差距為代表。
而中國經濟法的社會本質恰恰體現的是將有限的經濟利益和稀缺的經濟資源優先分配給哪個社會階層，以保證中國社會整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表象上看，經濟法是涉及宏觀調控、市場規制等一類經濟手段的法律規范總和；本質上看，宏觀調控、市場規制等各種經濟手段都是為一定經濟基礎服務的。那么應該將有限的經濟利益和稀缺的經濟資源優先分配給哪個社會階層？分配的基本原則是什么？這個問題可以在經濟法的社會本質層中得到明確回答：即要將有限的經濟利益和稀缺的經濟資源優先分配給主導經濟發展進程的社會階層。所謂主導經濟發展進程的社會階層在不同時期，其社會構成是有變化的。就如同中國革命史上特有的“社會統一戰線”，基于不同時期的歷史使命，統一戰線的構成總會有相應的變化。基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主導中國經濟發展進程的社會階層也是不完全相同的。關于這一點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共富”理論是一個基本的詮釋。先富共富既是一種經濟資源、財富在不同社會階層分配的理論，也是中國經濟整體發展的必然過程。
改革開放之初，限于當時的環境和條件，先富理論指導下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成為了有限的經濟利益和稀缺的經濟資源分配的基本原則：即將有限的經濟利益、稀缺的經濟資源通過相關的優惠政策優先分配給東部沿海地區、第三產業和有資金、資源和綜合能力的經濟主體。相應地，一個先富起來的階層也在中國形成。也正是在這樣實踐下，中國的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而到了本世紀初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全面小康社會”方針的指引下，共富理論開始了其在中國的實踐歷程。21世紀的中國要延續20世紀后20年經濟的高速發展，就必須讓更多仍處于貧窮階層的人成為相對富裕階層的一員，沒有更多人的富裕就必然阻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當代主導經濟發展進程的社會階層也就相應的由先富起來的精英階層轉變為有著強烈致富愿望的大眾階層。綜上，這種社會階層狀況奠定了當代我國經濟法的社會本質基礎，而在此種基礎上實現共富的基本分配原則也應該做出相應調整。就目前的實踐而言，中國正在推行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和著力解決的三農問題都是不同于改革前期的分配政策的轉變，是彌補如前所述的多種差距，實現共富的基本途徑。
最后，在充分認識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狀況的前提下，我們有必要再次詳細探討公平與經濟效率的問題，這是指導我國經濟法作為分配法進行資源分配的基本準則。就公平的內涵而言，作為分配的公平與政治、倫理意義上的公平應作區分。分配的公平應當含有實現經濟效率的含義，分配作為經濟四環節之一，其實現公平的最終目的是實現經濟的效率，以促進經濟的發展。而政治、倫理意義上的公平則是老、弱、病、殘應該享有與正常人同等的社會財富分配權利。由此可能引發效率（分配公平）與政治、倫理公平的沖突。比如按照顧老、弱、病、殘的分配原則就有可能引發經濟效率低下的問題。此外，經濟上分配的公平也不能引入政治領域，否則就可能導致權錢交易。但是另一方面，政治、倫理公平又是保證經濟效率實現的制度與道德保障。沒有政治、倫理公平的約束而放任經濟效率發展，必然導致社會貧富兩極的極度分化，從而引起社會動蕩，經濟也就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我們對效率與公平關系這一關于分配的命題的最終定位為：效率是目標，公平是保障。就目前中國的社會階層而言，公平的地位更加突出，已不能僅僅再置于改革初期的兼顧地位，應該將公平提升至與效率同等重要的地位。[注8]
三、經濟法作為獨立部門法的本質屬性研究
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受到經濟法社會本質層方向的制約，是經濟法區別于其它部門法的根本標志，也是經濟法安身立命成為獨立部門法的根本性問題。但縱觀學界對經濟法本質屬性的研究成果，卻往往眾說紛紜、變化頗多，難以形成穩定一致的意見，顯然與“本質”一詞的內涵是相違背的。那么，為什么大家研究的都是同一段法律調整經濟的歷史和現實，卻會得出如此“混亂”的結論呢？雖然社會科學的研究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不可能達到像自然科學那樣的精確程度，但對于這種根本性問題，如果要實現理論研究的突破創新，并最終獲得相對一致的認識，需要的則是追根溯源的精神和大膽直接的批判，而不是對別人學說一團和氣的恭維和不痛不癢的評析。
要明確作為現代部門法代表的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就必須弄清經濟法產生的條件與環境。特定時代的條件與環境造就了特定的事物。學者們應當密切觀察經濟法現象在最近數年于各國的快速變化，合理分析經濟法的發展進程，并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以帶有前瞻性地推導出未來經濟法的演變路徑。只有將兩方面結合起來考慮，才能形成最科學的、也最接近真理的經濟法本質理論。
首先，經濟法并非古來就有的“神話”，而是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后社會矛盾激化，需要國家以積極的姿態介入經濟生活的產物。換句話說，經濟法的起點是“國家有意識干預經濟”之出現。有學者以古代就有財稅法等類似現代社會法律規范形式的法律出現并達到了一定數量，就肯定地認為經濟法自古就有，這是經不起推敲的。我們可以以古代的稅法和現代的稅法做一個比較：古代的稅收是當權者用以維護其統治、滿足他們奢靡生活的工具，其稅法則只是將該種工具固定化、合法化的一種手段；而現代的稅收則具有滿足公共管理的需要、收入再分配、調控宏觀經濟等多種豐富的職能，現代稅法真正具有了站在社會本位的高度進行利益和資源分配、促進經濟發展等本質特征。我們在本文第一個問題中已經明確指出，不能僅從形式和手段上去理解法律的本質，否則只會造成令其他部門法學者捧腹的謬誤。
其次，經濟法自產生后便處于不斷的發展變化中：在西方特別是以凱恩斯主義宣布破產后新自由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相互爭奪主流陣地為轉折點；在我國則以解放思想，開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為轉折點。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混合經濟日益大行其道，我國則從國家統制下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表現在法律上就是“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協同進行的過程。如何正確定位政府的性質和職能、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成為各國共同面對的課題。人們日益認識到“個人本位”和“國家本位”各自的片面性、經濟資源的稀缺性和經濟保持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我國的法學家們也敏銳地捕捉到這個現象：對于市場經濟發展中新生的經濟關系，民法和行政法由于其固有性質和功能所限，出現了法律調整的死角，需要新興的經濟法加入到經濟的法律調整體系中。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國經濟法的本質才真正得以凸顯。
目前看來，我國經濟在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重視短期快速增長、輕視長期效益的發展后，也正在同國際接軌，日益重視經濟保持高速發展下的平衡和諧和后續動力問題。而且我國經濟在經過了一段不均衡發展后，也暴露出了很多問題亟需法律參與解決，譬如，防止社會進一步兩極分化、改變區域經濟的不平衡、提高政府效能、治理生態環境等問題。需要注意的是，當前社會中出現的問題有不少是過去政府和市場非正常“合力”下的產物，例如我國航空運輸業作為國家壟斷行業特有的“機票暗折暗扣現象”就屢禁不止，不但削弱我國航空公司的國際競爭力，滋養了一批票販子等投機蛀蟲，而且也造成國有資產在無形中的大量流失。而我國在加入WTO后，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愈加緊密，政府的經濟行為需要透明化、合法化，國民經濟運行的安全與穩定性愈發重要……這些問題都促使經濟法必將以維護社會公共（整體）利益為己任，規范和引導各個經濟法主體（從靜態的層面看就是政府主體、社會中間層主體、市場主體，而從動態的層面看就是生產主體、交換主體、分配主體、消費主體）[注9]合理分配經濟利益和資源，保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終實現社會主義事業的騰飛。
通過上述對經濟法發展歷程的歸結，我們認為，經濟法是“社會本位法”、“利益和資源分配法”和“經濟發展法”。而這三個本質屬性從三個方面一起共同構建出了經濟法的本質。這里還需要強調的是不可以機械地把三個本質屬性割裂開來看待，甚至認為它們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或者主觀地認為某一方面的屬性可以高于或者主導另兩方面，甚至代替另兩方面。比如以經濟法是經濟發展法來否定經濟法的社會本位，以經濟法社會本位的價值取向來質疑其利益分配功能的正常實現，等等。
（一）經濟法是社會本位法
我們在《論經濟法的社會本位觀與經濟法的價值體系》一文中已經詳細地論述了經濟法是社會本位法主要有兩層涵義：第一層涵義是經濟法是“經濟權責”法；第二層涵義是經濟法是“社會公利”法。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開論述。
需要進一步明確的是，所謂“社會本位”不能簡單理解為“社會（公共或整體）利益本位”或者“社會責任本位”之一，它的內涵有機地包括了后兩者，又遠比后兩個概念機械的疊加要來得深遠。
一方面，“社會利益”是相對于“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而獨立提出的概念，是為了調和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對立的需要而出現的，與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并非處于矛盾狀態。首先，社會利益不是經常以社會公共利益面目出現的國家利益之代名詞，國家（政府）并不是社會利益的惟一和終極代表。事實上，眾多的經濟法主體都可以成為該種利益的代表者和實現者。其次，社會利益也并非社會所有個體利益的簡單集合，其實現需要政府主體和經濟個體的經濟行為在法治秩序下的“合力”推動。不過僅強調經濟法是“社會（公共或整體）利益本位”法尚未完整揭示經濟法的本質，它解決了經濟法的存在基礎和價值取向問題，但還不能完全界定經濟法與社會法的區別、“社會公共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區別，以及社會（公共或整體）利益的實現途徑和標準。
另一方面，“社會責任本位”則強調：對經濟法主體而言，社會的存在不僅意味著主體可以得到在社會環境中進行經濟行為的權利，還意味著它們要同時承擔起對社會負責的義務，這里的“責任”在經濟法律制度中占有優先的地位，已非傳統意義上的“行為責任”和“事后責任”。不過單純說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同樣不夠嚴謹和科學。因為它并未說明經濟法主體應承擔的的社會責任從何而來？以及怎樣保障主體承擔其社會責任的積極性？實際上，從法律規范假定、處理、法律后果的結構分析角度看，經濟立法中雖然存在大量的否定性法律規范以加強主體的社會責任，也存在著眾多帶有獎勵性質的肯定性法律規范，以鼓勵主體通過經濟行為實現社會整體利益。我們認為，相對而言“權責本位”的提法更加完善，也更不容易讓人產生誤解。
總之，“社會本位”的內涵應主要包含以下方面：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基礎并偏重“社會公利性”，主體權利義務的設定以其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為準則。經濟法主體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通過經濟行為實現自己利益的同時，其合力能夠首先實現社會整體利益；而主體在承擔自己那份責任的同時，也有權利和義務激勵和敦促其他主體承擔自己的責任，以共同完成社會責任的合理分擔。
（二）經濟法是利益和資源分配法
任何法律都必須以保障主體利益并對各種利益進行協調為基礎，唯有通過利益保障和協調機制才能引導和規范主體的行為，達到法律調整的目的，而經濟法具有突出的經濟性和政策性，因而承擔著在經濟法主體間分配有限經濟利益的重要職能。市場經濟則要求政府和市場在法治環境下合理分配經濟資源，既符合市場經濟自發規律之理，又符合國家社會自覺調整之理，[注10]而經濟法具有現代法氣息的綜合性和協調性，保障了市場之手和國家之手協同并用對稀缺經濟資源的合理分配。
因此，經濟法本質意義上的分配有兩方面內涵：利益分配和資源分配。
前者揭示了經濟法通過法律所特有的利益激勵和約束機制，間接引導主體的經濟行為，以最終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目標。比如：通過引導和規范政府制定和頒布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調整稅收政策，最終影響各種經濟主體的趨利行為，避免重復建設和無謂浪費等低效率經濟現象的出現；或者通過競爭法和消費者保護法等創設一種有利于經濟弱者的權利義務調整機制，抑制有損于經濟公平環境并最終有害于經濟長期效益的主體行為。
后者揭示了經濟法通過確認和規范國家在不影響市場正常發揮作用的前提下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與參與，以實現國家和市場兩種資源配置手段的有機結合，同樣是為了保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比如：通過國有企業法、國有投資法等規范和指引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對市場不愿涉足或難以涉足的行業進行經濟資源的調配；或者通過金融法、財政稅收法、政府采購法等規范政府的經濟行為（不論是宏觀調控行為還是微觀經營行為），以合理有效地配置經濟資源。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我們強調市場經濟中市場必須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并沒有因此否定國家的資源分配功能，相反還要強調國家在其中發揮更加積極主動的作用。經濟法也并非唯一參與利益和資源分配和調控的法，但它卻是承擔起規范國家和社會對利益和資源進行有意識分配職能的重要法律部門。或者也可以說，相對于傳統部門法而言，經濟法是增量利益生產和分配法。[注11]
（三）經濟法是經濟發展法
經濟法具有經濟性的突出外在特征，因此其本質屬性自然也具有相應的經濟內涵。但“干預經濟的法”、“協調經濟的法”、“經濟增長法”等都不能作為描述經濟法本質屬性的確切用詞。
首先，不論“國家（政府）干預經濟的法”也好，還是“國家（政府）協調經濟的法”也好，以及后來經“有限理性假設”不徹底修正過的經濟法本質理論，[注12]這些說法都夸大了國家（政府）和法律控制經濟周期的能力。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已經證明：由于人類理性有限、信息偏在、自然條件限制等客觀因素的存在，經濟周期和經濟發展不均衡是客觀和長期存在的現象。經濟達到符合人類要求的穩定與均衡發展只是偶然的、暫時的現象。并且經濟周期如同氣候變化一樣是不完全確定的，總有強勢和弱勢之分。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更替，雖然其規律可以被部分預測，但無論政府還是市場都只能依據價值規律在一定限度內削減周期給社會帶來的危害，而不能按照人類的主觀愿望徹底改變或消除周期。人類經濟法治環境下的市場經濟是高度完善的制度體系，但同樣存在理性有限的問題，仍需要依經濟規律來調控社會經濟的發展，否則濫用理性的結果必將是窒息經濟發展的活力、引發經濟周期對人類社會更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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