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德良 ]——(2005-9-26) / 已閱54355次
論集資詐騙罪
秦德良
[摘 要] 集資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應理解為“非法所有”；集資詐騙罪的預備和中止形態沒必要予以犯罪化；集資詐騙罪數額的確認應堅持非法集資總額說，至于共同犯罪中各共犯數額的確認應根據情況區別對待；文章最后探討了集資詐騙罪與一般集資糾紛，一般集資詐騙行為的區別以及與普通詐騙罪等的界限問題。
[關鍵詞] 集資詐騙罪概念與特征 非法占有 未完成形態 數額 區別
非法集資，又稱亂集資，是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金融“三亂”[1]表現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進行非法集資，數額較大的，構成集資詐騙罪，是整頓、查處金融“三亂”的重點。集資詐騙罪是金融詐騙罪的頭號犯罪，其嚴重地擾亂了國家正常金融秩序和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據有關單位調查表明，目前社會集資金額的70％來自銀行存款，以致在有的地方，銀行因為瘋狂的集資熱而發生嚴重信用危機。[2][P45]發生于1989－1994年的鄧斌集資詐騙32.17億一案的重災區江蘇省淮陰市流傳著這樣一幅對聯：“怨聲、哭聲、謾罵聲、聲聲刺心；私債、國債、企業債、債債逼命”，這形象說明了集資詐騙罪的嚴重社會危害性。集資行為，集資詐騙行為和集資詐騙罪理應引起金融界和法律界的高度重視。本著這一想法，本文試圖探討集資詐騙罪的概念和構成特征以及其法律適用的有關問題。
一、集資詐騙罪的概念及沿革
集資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違反有關金融法律、法規的規定，使用詐騙方法進行非法集資，擾亂國家正常金融秩序，侵犯公私財產所有權，且數額較大的行為。從這一概念可以看出本罪是目的犯、法定犯、數額犯、結果犯。
關于本罪罪狀的表述，有人認為顛倒了行為目的與行為手段，易與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和擅自發行股票、債券罪混淆，因為這二罪都是以欺詐方式進行的集資犯罪，故宜表述為“以集資的方法進行詐騙”為妥。[2][P36]筆者認為兩種表述均成立，因為本罪的預備和著手須以詐騙方法開始而且這種詐騙方法的實施貫穿于本罪實施過程始終，詐騙和非法集資都是非法占有非法集資款的手段，二者的有機結合方能實現非法占有集資款的目的，本罪行為的目的是“非法占有”，所以將“使用詐騙方法進行非法集資”或“以非法集資方法進行詐騙”表述為行為手段都是可以的。
本罪在1979年刑法中沒有規定，1995年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其中第八條規定了集資詐騙罪，1997年新刑法予以采納，學理上，有人將本罪罪名定為集資欺詐罪或非法集資詐騙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規定》中，將本罪定為集資詐騙罪。
二、集資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特征
（一）犯罪客體，
本罪的犯罪客體為復雜客體，既擾亂了國家正常金融秩序，又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實施本罪行為，必然進入金融市場，危害國家金融秩序，其次，本罪與普通詐騙罪屬于特別法條與普通法條的競合關系，因而具有普通詐騙罪的基本屬性，即侵犯公私財產所有權。相比之下，對國家正常金融秩序的侵犯遠遠大于對公私財產所有權的侵害，這也是立法者將本罪規定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的主要理由。
（二）犯罪主體
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與單位皆可成為本罪主體，只要行為人實施的集資詐騙罪行為或結果發生于我國大陸以及屬于我國的擬制領土、浮動領土內的都可以成為本罪主體。作為本罪主體的單位，必須是依法成立的單位，集資詐騙行為是單位整體意志的體現，集資詐騙所得歸單位所有。關于單位主體的認定，1999年6有2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規定對以下三種情形不以單位犯罪論處，而應視為自然人犯罪。一是犯罪分子成立公司、企業等單位的目的就是為了實施集資詐騙等犯罪活動；二是成立公司、企業等單位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實施集資詐騙等犯罪活動，但在成立后，其主要活動不是生產經營，而是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三是直接盜用公司、企業等單位的名義實施集資詐騙活動，而非法集資款由實施本罪的自然人私分。所以，集資詐騙行為人編造的“單位”，掛靠的單位（單位未獲利）都不構成本罪的單位主體。本罪由于常常以“金字塔式”騙局實施，因而本罪主體呈現單位化狀態，自然人主體呈現成份多元化，集團化特點，司法實踐中要特別注意本罪單位主體與自然人主體的區分。
（三）犯罪主觀方面
通說認為只能是直接故意，集資詐騙行為人還具有非法占有非法集資款之目的，間接故意與過失不構成本罪。由于本罪是法定犯，因而不僅要求集資詐騙行為人須明知其使用的是詐騙方法，目的是非法占有非法集資款，而且還應明知行為違反了國家金融法規。[3][P24]筆者認為間接故意亦是本罪主觀要件特征。
（四）犯罪客觀方面
本罪行為特征表現為“使用詐騙方法”和“非法集資”，結果表現為（非法占有）“數額較大”（的非法集資款）。據1996年12有1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詐騙方法”是指行為人采取虛構集資用途，以虛假的證明文件和高回報率為誘餌，騙取集資的手段。“非法集資”是指法人、其他組織或個人，未經有權機關批準，向社會公眾募集資金的行為。關于“非法集資”， 《公司法》第八四、八六條以及1998年7月13日國務院發布的《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第四條均給予解釋，總括起來說，非法集資既指未經有權機關批準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募集資金，也指雖經批準，但經撤消后仍繼續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募集資金的行為。如企業擅自突破發行計劃或發行計劃外券種，地方各級政府發行或變相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等均為非法集資行為。“使用詐騙方法”與“非法集資”有機結合方符合本罪行為特征。“數額較大”是本罪客觀方面的結果要件之一，且應在集資詐騙行為人明知范圍內，而不是客觀處罰條件，因此，欠缺此結果，不構成本罪。
實踐中集資詐騙罪的行為主要表現為，以經營高收益項目為借口，以支付高息作誘餌，以熟人牽線搭橋作信譽，以連環集資付息作迷惑，以公司名義，或虛設公司集資，合作辦企業集資，單位搞福利集資，以及以民間金融形式表現出來的“抬會”、“招會”、“標會”、“糾會”等形式的非法集資詐騙[4][P205-208]。鄧斌特大集資詐騙案年息達60％，個別達到120％；沈太福集資詐騙案，打著興辦民辦集體企業和發展高科技幌子，以發展節能發電機為名成立北京長城機電產品集團公司，從1989年至1993年3月，非法集資達10億，年息出到24％；1991年到1993年8月的遼寧“二陳”集資詐騙案，年息達20％，集資總額達8876萬元；1994年9月到1997年5有，張萬琦、周安民以“桃花源建材物資公司”和“萬琦公司”名義，以高息和巨額中介費為誘餌，非法集資達4.17億元，僅第一筆集資款的中介費率就高達14.8％。
三、集資詐騙罪的法律適用
（一）間接故意是本罪主觀特征之一
一般認為集資詐騙罪是智能型犯罪，行為人對其行為，結果及其違法性是明知的，行為人要使出資人陷于錯誤認識并“自愿”出資，必須采取行之有效的詐騙手段，因而不可能對“詐騙方法”以及“非法占有”“數額較大”的非法集資款采取漠不關心，聽之任之的態度，所以只能是直接故意。筆者認為間接故意也是本罪主觀特征之一。
首先，從國際立法看，間接故意作為詐騙類犯罪的主觀特征已得到一些國家認可。如英國就將詐騙犯罪的主觀意圖規定為“故意的或放任的實施欺詐。放任，某人明知自己的陳述有可能錯誤，但不管真偽，他還是進行這樣的陳述。”[2][P12]這里的“放任”是行為人主觀上間接故意；
其次，集資詐騙行為人主觀上的間接故意主要指其對結果即“非法占有”“數額較大”的非法集資款所產生的“縱容”或“有意地放縱”[5][P173]的態度，而不是對“詐騙方法”“非法集資”采取漠不關心態度；
再次，不能因為行為人有非法占有非法集資款的目的就否認本罪中間接故意的存在，通說認為犯罪目的僅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但實際上“任何間接故意犯罪都存在著目的”[6]有非法占有非法集資款的目的，并不意味著行為人一定要積極追求占有一定數額的集資款，行為人完全可能采取放任態度，能夠非法占有多少集資款就非法占有多少，尤其是本罪共犯中的幫助犯或其它從犯對其非法占有一定數額的集資款完全可能采取間接故意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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