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巫水清清 ]——(2024-11-22) / 已閱94次
評述：一般來說，要對一種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進行立法規制，前提是該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必須是獨立的客觀存在，具有獨立的動態的行為過程，或者具有獨立的完整的來龍去脈。然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立法，由于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獨立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不是獨立的客觀存在，不具有獨立的動態的行為過程，不具有獨立的完整的來龍去脈。所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虛擬立法，不對應現實中獨立的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之所以會出現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虛擬立法，原因就在于司法實踐中出現大量信息網絡犯罪的“幫助行為”，由于查不清信息網絡犯罪的“幫助行為”實施者與信息網絡犯罪的“實行行為”實施者事前通謀、事中溝通的事實和證據，認定它們成立共同犯罪出現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局面，為了將“幫助行為”的實施者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堵塞所謂的處罰漏洞，司法機關建議立法機關對信息網絡犯罪的“幫助行為”采取所謂的“堵截性立法”。對此，請參考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喻海松《網絡犯罪第二十講》—書。
實際情況是，所謂的信息網絡犯罪的“幫助行為”，其實都是共犯，都是信息網絡共同犯罪的有機組成部分。造成信息網絡犯罪的“幫助行為”，難以認定為信息網絡共同犯罪的有機組成部分的直接原因，就是刑法教科書以訛傳訛，誤人子弟，結果法學院培養出來的人只學會了玩文字游戲，沒有學會透過現象看本質，無法識別信息網絡犯罪的“幫助行為”，與信息網絡犯罪的“實行行為”之間的相互協調、步調一致，這種相互協調、步調一致的客觀現象，透過現象看本質，透過現象看本質，透過現象看本質，就是事前通謀、事中溝通的客觀證據。也就是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從提出立法建議開始，就是偽命題。所謂的查不清“幫助行為”與“實行行為”之間存在事前通謀、事中溝通的事實與證據，實際根本不存在，是我們中了法學院偽科學屬性的教科書玩文字游戲的流毒，致使網絡犯罪治理（立法、司法）誤入歧途。相關內容詳情，請參閱公眾號巫水清清中的《評〈網絡犯罪二十講〉之網絡黑灰產業鏈犯罪》等小作文。
弄清楚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由來之后，就會得出結論，所謂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實際是法學院偽科學屬性的教科書禍國殃民活生生的例子。因為透過現象看本質，所謂的“幫助行為”，實際都是共犯，共犯量刑重得多，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輕罪，導致大量重罪輕判。更糟糕的是，此罪名的司法實踐出現重大失誤，即不管被幫助者是不是直接從事信息網絡犯罪活動，只要幫助者的“幫助行為”情節嚴重的，一律定罪處罰。殊不知，行為人要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前提條件是被幫助者必須是直接，是直接，是直接從事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人，對此必須要有證據證明，才能成立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舉個例子，A將銀行卡出售給B，B將A的銀行卡出售給C，C是直接使用A的銀行卡從事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人，而B不是直接從事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人，只是販賣銀行卡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A的銀行卡被用于轉賬，金額達到情節嚴重的標準，A也不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因為A沒有直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B才是直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要定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只能定B，不能定A。可是，現實中，A被大量追究刑事責任，出現大量的錯案。正是因為前述原因，本人嚴厲批判法學院教科書誤人子弟、禍國殃民。
回到《刑法學》第六版上述內容。因為法律規范（罪狀）源于具體案例，是對具體案例中的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特征的抽象描述，具有確定性，即法律規范（罪狀）是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所以，《刑法學》第六版上述所謂的幫助犯的正犯化，所謂的“既然本罪并不是幫助犯的正犯化，為什么要設立本罪”，所謂的幫信罪的設立是為了限制處罰范圍，所謂的“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等，都是在文字符號層面上，玩文字游戲玩出來的偽命題，脫離了法律規范（罪狀）是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客觀實際，故《刑法學》第六版上述內容務必全部刪除。
作者簡介：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 巫水清清（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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