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鵬龍 ]——(2009-5-25) / 已閱22564次
位，它要求國家不干預經濟生活，只是充當“守夜人”的角色。這種自由放任的政策在使資本主義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的同時，也使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貧富差距擴大，階級矛盾尖銳，以致后來爆發三大工人運動，直接威脅著資產階級的穩定統治。
隨著資產階級人文主義思想、社會主義思想的興起和工人運動的風起云涌，無產階級首先提出爭取勞動權的要求，1831年里昂工人起義時提出了“生活、工作或死亡”的口號，這被認為是無產階級第一次提出了勞動權利的口號。由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取得了統治地位，也為資產階級采用法律手段緩和階級矛盾提供了物質基礎。1848年二月革命時，法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發布了《為全體市民提供勞動機會的宣言》，承認勞動者享有勞動權，第一次以法令形式確認勞動權。【6】這是勞動權的萌芽階段。
20世紀初，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雇傭勞動與壟斷資本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放棄傳統的“守夜人”理論，運用政治、法律等手段來調節勞資關系，勞動權入憲是這一時期勞動權發展的重要特征。最早以憲法規定勞動權的資產階級憲法是1919年德國《魏瑪憲法》。從此，勞動權作為一種憲法權利為越來越多的資本主義國家接納。
這個時期，勞動權進入憲法的另一個動力是蘇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1917年，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就發布了《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1918年的蘇俄憲法以《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為首篇，首次集中規定了勞動權。在這種背景下，德國為了避免國內的社會主義革命，制定了《魏瑪憲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越來越多的國家陸續在憲法和法律中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確認公民的勞動權。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一系列公約，更是為勞動權創設了國際法上的保護。
勞動權的產生除了客觀政治、經濟原因的推動之外，而且還與不同歷史背景下為勞動者爭取勞動權，提供人文思想和精神動力的偉大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系。
勞動權思想的萌芽階段源于空想社會主義學者的人權理論中，最早提出有勞動權思想的是16世紀初期美國政治家和思想家托馬斯.莫爾，非凡的思想家見證了社會貧富極端兩極化的不公平的社會現實，他提出人人都要參加勞動，勞動是每個人的權利，又是每個人必須履行的義務，同時也提出勞動者享有休息的權利，而且強調男女兩性勞動不僅注重形式平等而且關注實質平等。
早期資產階級福利經濟思想的倡導者，政治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其經濟學體系中首次提出勞動者的重要地位，給予勞動者高度同情，認為勞動是經濟財富惟一源泉，而且也不能隨便剝奪，勞動所有權是其他一切所有權的基礎，因此圣神不可侵犯。 不同時期福利經濟學家對與勞動權以及相關問題提出主張，這里不再一一贅述。
早期杰出自然法學派學者洛克從自然法角度闡述與勞動權相關問題，認為在自然狀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每個人都有保護自己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不受侵犯的權利，財產權和生存權同等重要，只有通過勞動才能獲得生存的生活資料進而享有財產權。盧梭認為，勞動勞動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人人都要勞動，處在社會中的人應該用自己的勞動來償付他們的生活費用，以及為大多數人的勞動才是最有價值的。
五：勞動權
勞動權作為人類人權之基本內容，憲法化之基本權利，并非是與勞動與生俱來的，從“赤裸裸”無任何權利可言的勞動到給予憲法肯定和社會人文關懷，不僅是人權事業的偉大碩果，而且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以及勞資雙方歷史艱苦斗爭的產物。
(一)勞動權的基本內涵
勞動權概念是勞動權理論研究的基石和核心范疇，但對于勞動權這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6】薛長禮：《勞動權論》，吉林大學2006年博士論文，第108頁。
我國學者眾說紛紜，觀點不一。筆者認為對勞動權基本內涵的明確界定是我們確定勞動權性質，價值以及勞動權保障的必然要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背景下給予勞動者最大化保護的客觀要求。綜合國內學者對勞動權的觀點，大致有以下幾種：
1、“狹義說”。該觀點認為：(1)勞動權是憲法賦予公民的獲得有償職業勞動的基本權利，即勞動機會保障權，包括就業權和擇業權；(2)勞動權即工作權，是指具有勞動能力的公民支配自身勞動力，并要求國家或社會為其提供勞動機會的權利；（3）勞動權指的是公民按照法律的規定而享有的平等的就業機會權和職業選擇權。
2、“狹義、廣義說”。該說將勞動權分為狹義與廣義兩類，其中狹義上的勞動權是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能夠參加社會勞動并獲取報酬的權利；廣義上的勞動權則泛指勞動者因勞動而產生或與勞動有密切聯系的各項權利，除勞動就業權、取得勞動報酬權以外，還包括休息休假權、勞動保護權、職業培訓權、集體談判權、物質幫助權等等。
另有學者認為，狹義勞動權是指獲得和選擇工作崗位的權利，與工作權或就業權同義，具體包括職業獲得權、平等就業權和自由擇業權。廣義的勞動權是指勞動者依據勞動法律、法規和勞動合同所獲得的一切權利。
3、“勞權說”該說認為，所謂勞權，又稱勞工權益，指處于社會勞動關系中的勞動者在履行勞動義務的同時所享有的與勞動有關的權益。也有表述為勞權(Workers Rights)，即勞動者權益，又稱勞工權益或勞工權利，這是在國際勞工公約和市場經濟國家立法中的一個基本概念，指法律規定或認可的處于社會勞動關系中的勞動者在履行勞動義務的同時所享有的與勞動有關的權益。勞動者在個別勞動法律關系中享有的是個別勞權，個別的勞權主體是勞動者個人。勞動者在集體勞動關系中享有的是集體勞權，集體勞權的主體由勞動者和工會共同構成，并由勞動者委托工會行使。
4、“勞動權、勞動權利區別說”。該說認為“勞動權”主要指就業權和擇業權，而“勞動權利”是《勞動法》中使用的有特定含義的概念，相當于廣義勞動權。
5、“自益權與共益權說”。該說認為，廣義的勞動權可以分為自益權與共益權。自益權是勞動者僅為自己利益而行使的權利；而共益權是勞動者為自己利益的同時，兼為其他勞動者利益而行使的權利，包括：參加集體談判的權利，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罷工的權利，參加公司資本的權利，參與公司機關即公司治理結構的權利。
6、“層次說”。該說認為勞動權有兩層次：既可以是在國際法意義上的基本人權；也可以是一國國內法律制度中具體的法律權利。
7、“勞動基本權說”(或稱“社會基本權說”)。該說在我國臺灣地區較為流行，該說認為勞動權即工作權，是生存權的兩大支柱之一（另一支柱為財產權），歸屬于社會基本權體系。對未就業者而言，包括：接受職業訓練之權；接受就業服務之權；接受就業輔導之權；接受失業救濟之權。對已就業者而言，則包括：團結權；團體交涉權；爭議權。其中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團體交涉權）與爭議權又被稱為“勞動者之基本三權”，簡稱“勞動三權”。
李炳安老師在其《勞動權論》中，根據各學者界定勞動權概念的外延大小不同，把對勞動權的分別界定為“一權說”、“二權說”和“多權說”。
（1）“一權說”中勞動權就是就業權，是指公民能正常“享受平等的就業機會權和選擇職業的自主權”是要求“國家或社會提供勞動機會的權利”，即平等的就業機會和擇選職業的自由權，它不包括勞動報酬權。
（2）“二權說”認為勞動權包括就業權與獲得勞動報酬權。《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1984）》將勞動權界定為：“具有勞動能力的公民能夠得到有保障并有適當報酬的工作的權利”。該觀點不僅強調公民就業權，而且非常重視公民的勞動報酬權,并視為其他人權的基礎。
（3）“多權說”認為勞動權應包括多項權利，只不過各學者在界定勞動權外延時所持的范圍大小不同而已。或認為勞動權僅為自益權；或共益權也屬勞動權；
薛長禮老師在其《勞動權論》中認為目前學界關于勞動權的研究可以概括為三種研究思路：完全意義的勞動權、法條主義勞動權和法理意義勞動權。
縱觀各學者的觀點，在授課老師的耐心細致的引導下經過自己理性的思考之后,筆者對勞動權的界定有不同于各位學者的看法。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對于勞動權的界定并非易事，但首先應持有歷史發展的視角看待問題。因此筆者認為，要在改革和發展大背景下通盤考慮，立足于勞動者生存和發展的高度統一認識，兼顧社會公平和效率，促進和諧社會的建立與發展：勞動權是指有法定勞動能力的勞動者，通過使用勞動力進而創造價值的生存、發展權利和獲得勞動保障以及與勞動有關的自益權和公益權有機結合的綜合性權利體系或者權利束。其特征表現在一下幾個方面：
（1）勞動權是一個歷史范疇的概念，勞動權是勞動和勞動者權利的歷史結合。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勞動權并不是與勞動者以及勞動與生俱來的，也非啟蒙學者主張的天賦人權，也非后來的商賦人權，而是一個歷史實踐探索的兩大階級以及勞資雙方歷史斗爭的產物。因此筆者站在歷史角度認為勞動權是一個歷史性權利，而非與生俱來的。
（2）勞動權是人權的應然權利，也即人權重要內容。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可剝奪的資格，即人權。人權作為一個歷史性范疇的概念，其也并非與生俱來的，勞動權也正是隨著人權的全球關注和重視不斷突顯出來的人權的必備內容，人權事業的偉大勝利不僅是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更是人對自身的關懷。勞動權的產生，發展以及完善也正是人類人權的進步以及文明的發展，給予弱者的人文關懷和法律的肯定。
（3）勞動權是法定權利。勞動權是由憲法和勞動法所規定、由勞動法和其他法律所保障的權利。由憲法所規定的權利為勞動基本權。由于各國憲法規定上的差異，勞動基本權的內容不盡相同，但勞動權都包含狹義的勞動權，即工作權。勞動法是規定和保障勞動權的基本法律，大量的勞動權是通過勞動法來規定的。即便是勞動基本權，也必須通過勞動法加以具體化，才能保障實
（4）勞動權是一個由單一權利發展至復合權利的綜合性權利體系或者權利束。勞動權產生之初，并非包含現今各國憲法以及相關法律的規定的全面廣泛的權利。在李炳安老師《勞動權論》中把勞動權界定為“一權說”、“二權說”和“多權說”就是根據各學者對勞動權外延的界定差異來做的闡述。 勞動權是由一系列權利所構成的權利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各種勞動權按照一定的分工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發揮出權利系統的合力。從邏輯結構來看，工作權是基礎和前提，報酬權和福利權是核心，其他權利是保障。我國憲法第二十四條對勞動權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加強勞動保護，改善勞動條件，并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勞動是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的光榮職責。國有企業和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都應當以國家主人翁的態度對待自已的勞動。國家提倡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獎勵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國家提倡公民從事義務勞動。國家對就業前的公民進行必要的勞動就業訓練。”具體表現：（1）獲得就業前職業培訓；（2）以主人翁的態度從勞動和科研：（3）獲取勞動報酬和福利：（4）勞動安全和衛生有保障；（5）參與勞動競賽和參加義務的勞動。我國《勞動法》將憲法中的公民勞動權原則細化為：(1)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2）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3)休息休假的權利（4）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的權利（5）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權利（6）享受社會保險和福利的權利：（7）提請勞動爭議處理的權利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權利。因此對于勞動權的界定并不是把勞動權界定為單一的一兩個權利就能澄清其外延。
（4）勞動權是復合性權利其涉及人權的各個層次，是一種綜合權利。人權的內容與人權概念一樣，都是一個爭議較多的問題。人權的內容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劃分歸類。其中的一種劃分方式是把人權分為人身方面的權利、財產和經濟方面的權利、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權利。從勞動權的內容構成來看，勞動權涉及了人權的所有層次。屬于人身方面的權利有職業安全權、自由擇業權、休息權；屬于財產和經濟方面的權利有勞動報酬權、福利權和社會保障權；屬于政治、文化方面的權利有結社權、職業教育權、民主管理權和罷工權等。可見，勞動權既包含人身權、財產權，同時也包含政治參與的權利。發展勞動權必須從人身、財產、政治參與這三個方面作出努力。
在勞動權基本內涵界定的基礎之上筆者不得不談及勞動權的基本性質，即勞動權怎么定性的問題。對于勞動權的性質問題正如勞動權基本內涵一樣，各學者仍然觀點不一，百家爭鳴。這里不再一一羅列各學者的觀點。在基于以上對勞動權概念以及特征論述的基礎上，筆者基于勞動權產生的歷史背景以及理論基礎前提下，站在國家本位，社會本位，個人本位“三本位”原則的角度，闡述自己的理解和看法。筆者認為勞動權屬于：
第一：勞動權首先屬于憲法化基本人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歷史斗爭已經證明勞動者權益的保護有赤裸裸的一無所有到法律給予特殊保護以及社會給予人文關懷，上升為基本人權。世界各國紛紛把勞動權寫入憲法，國際人權保護公約隨之展開對勞動者的支持。
第二：勞動權屬于法定權利。勞動權是由憲法和勞動法所規定、由勞動法和其他法律所保障的權利。勞動權并非與生俱來自然權利，也并不是天賦，商賦的權利，而是歷史發展一定階段法定化的權利。其有各國憲法規定，并且有其他具體法律保障。
第三：勞動權屬于生存權，也屬于發展權。勞動不僅是公民獲得財產的最基本途徑，而且是公民實現自我價值和自我完善的基本方式。因此，勞動權是公民生存和發展權中的重要內容。生存是人類的第一公理，人類的一切權利的享有都以獲得生存為前提。生存權賦予其他權利以意義，是其他權利之本。勞動權包括工作權、勞動報酬權、職業安全權和社會保障權，這些權利都有一個共同的功能，就是保障勞動者的生存和生活。確保勞動者健康地生存，有保障地生活，這是勞動權的生存理念。人類不僅要生存，更要不斷發展，發展同樣是人類的需求，是人類社會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不發展，社會就不會進步；不發展，就不能創造出日益輝煌的人類文明。
第四：勞動權是兼有自由權與社會權的雙重性質的權利。作為自由權之勞動權不僅是每一個人不可剝奪的自由，而且是關系社會發展和進步的權利。
第五：勞動權屬于兼具公權、私權的社會權。在以古典自由主義哲學為指導，以自由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近代社會，強調意思自治，等價交換私法圣神和契約自由精神至上，作為私權利的勞動權由于私法保護不利進而上升為憲法的基本權利，并且注入了國家干預之公權力的因素，使得原有的私法勞動權趨向公權和私權兼具的權利，這也是以國家權力滲入私法領域為特點的社會法的客觀體現。
第六：勞動權是應有權利和實然權利的結合，或者一般權利和特殊權利的結合，或者是抽象性權利和具體權利的結合。勞動權作為人權的基本范疇，是每一個人應該無條件享有的不可隨意剝奪的權利，屬于應然性權利，一般性權利或者抽象性權利。我國憲法中規定的勞動權是一般意義上的應然權利，抽象權利（但不排除司法適用）,是基于“公民”的身份而享有的勞權。而勞動法規定的勞動權則是勞動者針對用人單位所享有的具體權利或者實然權利（以參加勞動法律關系為前提）, 是我國憲法勞動權的具體化，是應然抽象狀態經過具體化過程轉化為實然具體化的狀態。
第七：勞動權是一種相對權。具備法定勞動能力的勞動者在正式參與勞動法律關系之時就意味著其應然勞動權開始實現，隨之與國家提供一系列資源的用人單位建立勞動合同，成就勞動關系，勞資雙方法律關系相對特定。勞動者的義務主體則是用人單位。但問題是具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因社會外界原因不能正常就業，勞動權作為一種相對權其義務主體因尚未參加就業而不能和用人單位形成特定勞動關系，因此筆者認為這里的義務主體依然是特定的——國家。國家是建立在人民讓渡權力基礎之上的為公眾提供公共資源和產品的實體，,公民有權要求國家必須制定和實施有關勞動保護的法律,其中必須規定有關勞動報酬、勞動時間、休息以及其他勞動條件的基本標準。同時也有權要求國家履行提供就業的機會以及與勞動權實現的其他義務。這是基于國家的建立的真正目的客觀要求，同時也是基于國家和人民之間的社會契約應有的內容。因此在尚未就業之前不能要求社會經濟實體提供就業機會。 由于國家客觀經濟以及其他環境的發展具有時代局限性，不能履行為勞動者提供就業等義務，但并不能否認勞動權作為一種含有公權性質之私權的本性，仍然是一種傾向于歸根結底的勞動利益的請求權。其義務主體是特定的國家，勞動者具有對國家的訴權。
對于勞動權的概念和性質的界定不僅是法學研究的重要課題，而且更是勞動權保障的必要前提。因此對勞動權性質的科學界定和合理解釋對于勞動立法，勞動權保障、和諧社會構建以及對人的價值關懷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李炳安《勞動權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第1版。
2、常凱《勞動權—當代中國勞動關系的法律調整研究》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3、夏勇《人權概念起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22
4、史尚寬《勞動法原論》1934年上海初版
5、徐建宇《勞動法新論》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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