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向暉 ]——(2009-9-21) / 已閱35348次
（四）法律調控手段的不足
目前，為應付社會犯罪的專門機構普遍力量不足，經費不充分，與一些發達地區相比，存在巨大差距。社會犯罪日益嚴重化、規模化、組織嚴密程度提高，法律調控機構控制的松懈和能力的不足自然為鋌而走險的農民工犯罪提供了冒險一試的環境。不少人指出，我們執法工作者在處理農民工違法犯罪行為時的簡單做法和歧視態度，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農民工求助公共部門的欲望，增加了農民工對公共部門乃至社會的不信任感甚至敵視情緒。社會大調節和“訴調對接”工作的宣傳力度和配套措施尚不完備，應有的作用沒有完全發揮出來。此外，我國尚未像法制發達國家那樣建立即時解決糾紛的小額訴訟制，對農民工維權帶來了一定障礙，導致一些人依賴于暴力手段解決諸如拖欠工資之類的民事糾紛，甚至引發犯罪。
（五）管理系統的弱化
城市政府對農民工的管理工作，基本上仍屬于計劃經濟的框架，主要有以下特點：第一，以城鄉二元體制為制度支持、以戶籍制度為基礎，把原來在空間上分開的城鄉分割式的二元社會管理，改變為城市內部的二元社會管理。第二，采取的是一種以治安管理為重點的防范型管理模式，重管理輕服務，重宏觀輕微觀，重主體輕客體，過分側重治安管理和整治打擊。而對于農民工的了解很少，直接面對他們的服務更是寥寥無幾，城市政府遠遠不能滿足農民工迫切需要的就業、勞動保護、住房、上學、醫療等服務的要求，大部分外來人口對城市缺乏歸屬感和認同感。第三，漠視損害被管理者的權益。城市政府對農民工的管理以城市利益作為出發點，追求城市利益，卻漠視甚至損害、侵犯農民工利益。
三、農民工犯罪的預防對策
農民工問題關系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農民工犯罪有它產生的土壤、空氣和水，這些都不是簡單靠一兩部法律可以禁止的。像大禹治水，只能疏導不能堵塞，只能挖掘一條河渠，讓人的欲望有軌道有約束的排放，不能光靠筑起社會防范的大壩堵截。我們的社會政策有賴于建立一整套社會制度去給農民“國民待遇”，去改善農民工的社會地位、生存狀況，去破除城市的心理歧視，農民工問題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決。
（一）改變管理制度，破除城鄉歧視
1、改革戶籍制度，建立和培育城鄉一元化勞動力市場
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使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凝固化，城鄉間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不能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順暢流通，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國家兩個社會兩個市場的怪現象。這種二元化的戶籍制度在實質上就預示著外來民工的犯罪。[9]在差別的戶籍制度下，農民工由于其不具備城市居民的戶口而被整體地排斥在資源的享有之外城市首屬勞動力市場之外，無法具備與城里人同等的勞動力資格和地位，僅能委身于次屬勞動力市場，進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政策體制性歧視，被排除在醫療保險、勞動保險、養老保險等一系列城市社會保障之外。政策性歧視又必然引發社會生活方面的歧視，這種歧視又反過來激發了農民工對城市居民的不滿乃至矛盾。這種狀態使農民工雖身在城市，實質上與城市居民的距離反而更遠。因此，我們要徹底改革戶籍制度，打破“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局面，實現人口的自由遷移，從而減少外來農民工因“相對被剝奪感”而引發的犯罪。首先，逐步放寬戶口遷移的限制，調整戶口遷移政策，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和社會的綜合承受能力，最終實現戶口自由遷徙。第二，打破農業、非農業戶口管理二元結構，建立全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第三，剝離各有關部門附加在戶口管理上的諸多行政管理職能，還戶口管理的本來面目。
2、改變政府的觀念，實現由管理到服務的職能轉變
對農民工既要嚴格管理、教育提高，還要逐步建立社會權益服務體系，提供安全保障、維護權益、工作、入學等配套服務機構，幫助農民工拓展經營領域、介紹職業，盡力解決他們在生活、子女入托、上學等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難，并使他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得到保障，為他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保障。把農民工納入城市社區建設管理之中，給他們與城市社區居民同等的地位和待遇。[10]實踐證明，以服務促管理，變限制為引導，能起到起事半功倍的效果。由管理到服務的改變，不僅是管理方式的變化，更是一種管理觀念的更新，是以平等的目光看待農民工。
（二）完善法律制度，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
1、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
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主要是保障城市居民，對于外來農民工基本上難以顧及。當失業者增多而又得不到任何社會救濟時，犯罪必然會增多。因此，建立面向農民工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將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有利于使農民工將自身的利益與城市的不斷發展相一致，使農民工群體培養起與城市居民一樣的權利和義務感、責任感，這歸屬感是社會公平的基本要求。[11]在建筑、土木、物業管理、物流運輸等相關行業強制性將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險、醫療保險的范圍。當前社會保障資金的缺乏是社會保障的最大障礙，如何多渠道籌措資金并建立資金管理體系乃是完善當前社會保障制度的重點。
2、制定和完善統一的農民工管理法規
在我國，雖然國務院頒發了《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辦法》、《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暫住人口管理辦法》等單行法規，以及《勞動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涉及農民工管理的法律法規，但其內容分散，規定較少。而各地多以政府發布的規章、制度、辦法來進行政策性調整，且令出多門，管理的力度非常薄弱，從總體上看，農民工的管理仍缺乏系統配套的法律依據，目前法規還不能有效地保護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應盡快制定《農民工權益保護法》，建立專門的農民工勞動爭議糾紛仲裁機構和仲裁制度，盡快出臺勞動合同法律法規，將農民工納入勞動合同法的范圍。同時，有關政府部門應該嚴格實施勞動法律法規，加大主動執法的力度，對農民工集中的地域和企業建立定期的、經常性的勞動保護檢查和監察制度，及時發現并糾正違反勞動法律法規、侵犯農民工合法權益的行為，并依法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
（三）加強對農民工的引導和教育，提高他們在城市的生存發展能力
農民工由傳統的農村進入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城市，對城市的適應需要一個漫長和艱難的過程，由此引起城市這樣那樣的問題也就在所難免。在這一背景下，政府應該有計劃的組織，以基本生活常識、城市規章制度、法律常識等為主要內容的引導和教育，有效提高農民工的法律意識，提高他們的生存發展能力。
1、開辦各種免費的法律和技能培訓班，增強農民工對法律和政府的信任
正如雨果所言：“多辦一所學校，就可以少辦一所監獄。”對農民工而言，學校要是開放式的，教育要是全方位的。既要對他們進行職業技能的培訓和城市生存技能的強化，增強他們對城市生活的適應能力，以克服他們因擇業無門，眼見他人致富而產生的社會敵意，提高其成就感和自我價值感；還要對他們進行道德教育、法制教育，提高他們的道德修養和法律意識，使他們具有同現代文明社會相適應的道德觀念和法律觀念，從而增強他們的自我約束機制；更重要的是要對他們進行心理教育，幫助他們正確認識自己和社會，努力提高駕馭欲望、正確處理人際關系和控制情緒的能力，讓他們懂得人的需要只有在社會公德和社會規范允許的范圍內才是合理的，糾正他們的享樂心理和超前高消費的欲望，引導他們通過自身努力，多做貢獻，提高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
2、開展文體活動，豐富農民工的社會生活
在缺少正確的心理引導和健康的娛樂活動情況下，外來農民工由于無法排遣心中的孤獨寂寞，極有可能行為失范、越軌、尋釁滋事。所以可以考慮在農民工居住密集的社區，由政府牽線搭橋，開展心理咨詢和一些喜聞樂見的大眾娛樂活動，以此來豐富農民工的業余生活。如朝陽區組織的周末農民工免費電影院，放映一些積極有趣、弘揚主旋律的優秀電影作品，受到了廣大農民工的熱烈歡迎。朝陽區籍此又辦了免費培訓電影放映員的學習班，教會農民工放電影的一技之長，還可以在他們回鄉時，把電影主旋律弘揚到農村去。
健康的文化生活一方面會對農民工起到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一方面會讓他們獲得心理歸屬感和文化認同感，在健康的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的指引下，相信他們會和城市居民活得一樣精彩。
(四)完善公益訴訟制度和農民工法律援助制度，重視人權保護
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農民工們具有提高工資待遇、改善工作環境、維持基本尊嚴、獲取基本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利益訴求渴望，也就是說農民工群體具有恢復國民待遇的強烈訴求。但在現實生活中，由于沒有一個真正能為自己說話、爭取自身權益的“代言人”，在公共政策決策中沒有話語權，他們缺乏較為暢通的利益訴求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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