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園玲 ]——(2011-7-21) / 已閱38569次
（五）緩刑適用中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
新刑法對于1979刑法而言，“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等諸多方面已凸顯了我國法制的進步。但是，新刑法并未在立法上對容易導致自由裁量權濫用的緩刑不當適用這一問題進行具體規制，使得自由裁量權的運用仍充滿了法外變數，法官對犯罪人在法定情形以外宣告緩刑的情況時有發生，甚至有個別法官利用自由裁量權謀取私利。在加強和完善刑事法治的今天，“緩刑適用中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弱化”這一命題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在審判實踐中，緩刑適用中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主要表現有以下幾種：
1、避重就輕，盲目判緩。審判實踐中，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對那些罪行較重，不能判處緩刑或不適宜判處緩刑的犯罪分子，僅僅由于其自身存在有自首或其他一些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在審判過程中，法官就過多地考慮到這些從輕或減輕的情節而忽視其罪行、犯罪情節等方面因素而盲目判處緩刑。有的對于本應依法判處實刑但有一定社會背景的犯罪分子，卻以罪犯有自首情節或認罪態度好為理由，脫離罪犯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這兩方面的客觀情況，隨便判緩；有的對那些罪行較重的罪犯特別是在附帶民事訴訟的故意傷害案件和盜竊犯罪案件中，僅以其民事賠償或交納罰金的多少來決定是否判處緩刑。
2、保留公職，刻意判緩。那些在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曾被委任一定的領導職務和被賦予一定管理職權的公務人員是知法者，他們理應帶頭遵守國家法律。他們一旦實施犯罪，純屬是知法犯法，就其主觀上講對社會具有更深的惡性和更大的罪過，造成的后果和影響也更嚴重，這本應是對其依法定罪和適用刑罰的酌定條件，而且還要依法免去其原任的公職，即使是被宣告緩刑的也不例外。但在司法實踐中，少數人員認為被宣告緩刑后罪犯不僅可以不予關押，還可以從事各種社會活動，錯誤地將宣告緩刑等同于無罪釋放，有關機關甚至仍舊保留已犯罪公職人員的公職。以至于，觸犯刑律的公職人員憑借原職位優勢，千方百計動用一切社會關系向法官施加影響，法官屈于上級機關（人員）的壓力和一己私利濫用自由裁量權刻意判緩的情況比較普遍。
3、貪污賄賂，唯利判緩。受利益驅動個別人民法院在對貪污賄賂犯罪案件的處理上，執法不夠嚴格，對犯罪分子該判實刑的卻從輕判處了緩刑。有的法院因辦案經費嚴重不足以贓款贓物的收繳為目的，主要被告人足額退贓即宣告緩刑；有的法院受檢察機關（紀委）利益的影響，照顧執法部門間的關系而判緩；還有的法院以被告人單位的贊助作為判緩的條件。對貪污賄賂罪犯量刑失衡，在社會上造成了不良反應，引起了廣大群眾的不滿，導致人民群眾對司法機關失去信賴，對舉報貪污賄賂犯罪分子也失去熱情。
四、我國緩刑制度的完善
（一）立法上應對是否適用緩刑設置量化標準，出臺“明文規定”
總結長期以來的司法實踐經驗，對判斷實質要件的標準予以具體化，明確規定法官在判斷行為人有無人身危險性從而裁量適用緩刑時，應考慮下列因素：（1）未成年犯。這些罪犯中大部分人可塑性大，易受環境影響，從司法實踐來看，對這部分罪犯判處緩刑，借助學校、家庭、社會力量進行教育、感化、挽救，效果較好。（2）脅從犯。由于其系被脅迫、誘騙參加犯罪，主觀惡性不深，放在社會上較容易改造。（3）過失犯、中止犯、因防衛過當和避險過當構成的犯罪。此類犯罪，行為人主觀惡性很小，一般再犯可能性不大。（4）情節一般之初犯。這部分罪犯中很多人是由于一念之差走上犯罪道路，犯罪后又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為，希望政府給他們一次重新做人的機會。因此把他們放在社會上改造，能促使他們遵紀守法，不再重新犯罪。（5）因民事糾紛，特別是家庭、親屬、鄰里之間的糾紛引起的犯罪中的罪犯，只要危害后果不大，均可考慮適用緩刑。這有利于鄰里和睦、家庭穩定，減少損害結果和彌補被害人的經濟損失。（6）一般犯罪具有自首、立功的情節。罪犯能夠投案自首，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等其他的立功表現，表明其能夠悔過自新，重新做人。
（二）明確撒消緩刑的具體條件
將撤銷緩刑的第三種情形具體可規定為，若出現以下情況之一者，可撤消緩刑：（1）緩刑人持續一段時間或兩次以上無正當理由違反法院為其規定的緩刑附加義務； （2）緩刑人持續或者兩次無正當理由脫離緩刑考察機關的監督管理；（3）連續二次以上違反地方性法律法規或一次以上治安處罰的。
（三）建立專門的緩刑監督機制
對緩刑罪犯監管考察的機制建設，應當在設立專門考察管理機構（組成方式）的基礎上，制定規范的考察管理工作制度，由具備一定素質的社工人員作為緩刑考察官，具體負責對緩刑犯的監管考察工作。由檢察機關作為緩刑罪犯的監督機關，負責對緩刑犯的考察情況進行監督。人民法院決定對罪犯適用暫緩量刑后，由檢察機關通知考察機構，并辦理緩刑罪犯的交接手續，考察機構應指派具體緩刑考察官，并報檢察機關備案。緩刑考察官應采取“一對一”的跟蹤幫教管理，并以考察機構的名義定期向檢察機關報告考察情況。檢察機關根據考察機構提出的考察情況報告，及時對緩刑罪犯的處理向人民法院提出具體建議，由人民法院作出裁決。
（四）增設緩刑聽證制度
在開庭審理中，訴訟各參與人對被告人提出適用緩刑的請求或建議的，合議庭在開庭審理之后，經評議認為對被告人擬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并且可以考慮對其適用緩刑的，應當舉行緩刑聽證。[5]設置緩刑聽證程序有這樣幾個優點：首先，它將現在的人民法院決定宣告緩刑由暗箱操作變成了陽光下的操作，將緩刑的決定過程置于社會與群眾的監督之下；其次，它將現在的緩刑決定由純粹的法官裁量變成了公訴機關、考察機關參與決策，再加上有其他相關單位或者社區組織的參與，體現了分權與制衡的原則；再次，由于在緩刑決定作出之前充分聽取了多方面的意見，使得緩刑在宣告之后更容易得到各方面的遵守與執行；最后，以緩刑聽證程序的設置，可以使緩刑的宣告更加準確而恰當，從形式上體現了公正，為實質上的公正提供了形式要件。
（五）建立緩刑人格調查制度
在我國，適用緩刑，進行再犯預測，是以犯罪情節和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現為根據的，無疑，犯罪情節、行為人的悔罪表現，是適用緩刑的實質條件，也是進行再犯預測的重要根據，但是，僅依據犯罪情節和行為人的悔罪表現進行再犯預測是不夠的，提高適用緩刑再犯預測的水平有很大的余地。筆者認為我國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在適用緩刑前對行為人進行調查，在適用緩刑前征求行為人住所地、工作單位的意見，判前建立人格調查制度，以提高再犯預測的準確率，降低緩刑適用的風險。
所謂人格調查制度，又稱判前的調查，是指為了在刑事程序上對每個犯罪人都能選擇恰當的處理方法，使法院能在判決前的審理中，對被告的素質和所在環境作出科學的分析而制定的制度。人格調查應包括以下內容：
1、犯罪與違法行為的調查。主要是調查犯罪分子的犯罪與違法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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