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濤 ]——(2012-1-12) / 已閱26721次
法部與大理院關于司法權限的爭執，觸怒了清廷，四月十二日，清廷諭令雙方：“會同妥議，和衷商辦，不準各執意見。”[22]同時，采取行政措施，“調沈家本為法部右侍郎，張仁黼為大理院正卿。”[23]遭受斥責的法部和大理院長官惶悚莫名，連日晤商，四月二十日，沈、張對調后，部院妥協，會奏《遵旨和衷妥議部院權限摺（并清單）》，對部院司法、審判權限重新進行了厘定，當日獲準。自此，部院之爭告一段落。
總之，經過法部與大理院的反復交涉，加之清廷的政治平衡手段，二者之間爭奪司法權限的風波暫時停息。然而，需要說明的是，這一切僅僅是開始，部院之爭并未隨著雙方的“和衷妥議”而結束，而是一直貫穿于法部和大理院存在的整個歷史時期。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沈家本奏呈的《法院編制法》草案，確認了部院“和衷妥議”方案的基本原則，但因為一直沒有核議通過，故而，并未起到“定紛止爭”的作用。隨著籌備立憲事宜的推進與司法改革進程的深入，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憲政編查館在向清廷奏呈核訂后的《法院編制法》及附屬章程的奏摺中，對部院權限做了專門劃分：“于定制頒行之始，切實聲明：凡從前法部大理院權限未清之處，自此次《法院編制法》頒行以后，即應各專責成。擬請嗣后屬于全國司法之行政事務，如任用法官、劃分區域，以及一切行政上調查、執行各項，暨應欽遵籌備事宜清單籌辦者，統由法部總理主持，毋庸會同大理院辦理，其屬于最高審判，暨統一解釋法令事務，即由大理院欽遵國家法律辦理。”[24]同日，內閣上諭重申了這一劃分：“立憲政體必使司法、行政各官權限分明，責任乃無諉卸，亦不得互越范圍。自此次頒布《法院編制法》后，所有司法之行政事務，著法部認真督理，審判事務著大理院以下審判各衙門，各按國家法律審理，從前部院權限未清之處，即著遵照此項奏定各節，切實劃分。”[25]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憲政編查館又奏呈了核議后的《死罪施行詳細辦法》，該辦法秉承《法院編制法》的精神，并對其進行了補充，細化了法部和大理院在死罪覆核問題上的權限，重新厘定了大理院的受案范圍，進一步明確了法部和大理院的權限范圍。
然而，雖然《法院編制法》及《死罪施行詳細辦法》的出臺，在法律上終結了部院之爭，但是，在實踐中，卻反而激發了二者積蓄多年的矛盾。這兩部法令頒布之后，大理院與法部的權限之爭一度達到白熱化程度。法部不甘大權旁落，積極采取措施，企圖東山再起：“刻聞廷尚書與左右堂議商，本部政事清閑，各司員幾同虛設，不可不為之籌一出路。嗣后如遇京師及各省各級審判廳缺出，擬即以本部人員補授，惟大理院則不能享此權利。聞左右堂頗贊成此議，一俟定妥章程，即將入奏，但不知此項權利果能爭得否。”[26]為了爭奪權力，法部尚書廷杰甚至不惜以辭職相威脅：“聞法部廷用賓尚書近日忽有乞退之志，探其原因，系為尚書于各項新法律諸多隔閡，且與大理院及某侍郎互存意見，是以不樂遷就，擬即奏請開缺或另行簡用云。”[27]
面對部院之間的權限爭端，清廷不勝其煩。為了徹底劃清二者之間的權限，清廷飭令法律大臣研究核定，并電召出使美國大臣伍廷芳歸國，將兩署權限詳細解釋，以便作為法理依據。[28]同時，還積極召開特別會議，研究劃分權限事宜：“法部與大理院沖突日久，延未解決，日昨憲政編查館會議，各軍機皆到。隨即調取法部與大理院權限文件，為之決定辦法，清厘權限，準三日內入奏。并聞法部近須實行司法之責任，凡大理院及審判廳人員，皆歸法部選充，并得隨時稽核云。”[29]
由于清廷內部也意見不一，會議之下，竟然有撤銷大理院獨立權限，將其歸于法部統屬之議，企圖沿襲潛意識中法部高于大理院的傳統觀念，將大理院徹底變成法部的下屬單位：“大理院自改建以來，迄今數年，與法部權限混淆不清，爭執已久。茲聞政府因司法獨立業經決議實行，茍非清其權限，實為憲政最大之阻礙，故近日決定將大理院一切事宜統歸法部管轄，所有該院之獨立權限應即銷除，以符司法獨立之制，約于日內即當入奏。”[30]不過，這種提議并未被采納。
總之，經過反復協商，斟酌折衷，清廷最終還是確認了《法院編制法》及《死罪施行詳細辦法》的劃分方法，部院之爭逐漸結束。為了維護法律尊嚴，切實落實《法院編制法》及《死罪施行詳細辦法》的規定，宣統二年三月十六日，憲政編查館通咨各衙門嚴格遵守這兩項法令規定，劃清司法權限。[31]二十八日，“憲政編查館將《死罪施行詳細辦法》及《法院編制法》頒布時的特旨內容擇要抄錄，咨行會議政務處，再次強調了當下須著意遵行之事”。[32]
隨著部院權限劃分方案的穩步落實，法部逐漸淡出審判領域，權限范圍相應縮小，開始裁減機構，淘汰冗員。[33]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隨著司法權限的逐漸厘定，大理院事權增加，需要增設機構，充實人員：“現定正卿以本院為司法獨立衙門，事權較前繁要，擬將本院官制略加修訂，酌添官缺若干，并擬奏調法部司員熟習情形者襄同辦理。”[34]“大理院定鎮平京卿以本院責任重要，案件壓積，究非慎重之道，擬將刑科民科各添設一庭，以資清理各項訟案，免致日久稽延。”[35]
可見，糾葛多年的部院司法權限之爭，在《法院編制法》和《死罪施行詳細辦法》的劃分下，最終以大理院優勢的確立而告終，這是司法獨立過程中的一個勝利，向著司法近代化的方向前進了一大步。部院之爭，表面上是法理之爭，背后實則是權力之爭。在權力之爭的背后，除了部門利益與個人私利之外，還折射出傳統司法制度與近代司法觀念的差異。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部院之爭，是傳統全能型司法向近代專門化司法轉變過程中的必然事件，也是近代司法變奏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插曲。部院權限日益厘清的過程，是近代司法艱難獨立過程的一個縮影，同時，也記錄著預備立憲逐步推進的軌跡。因為，真正的立憲，必然需要完全獨立的司法。沒有完全獨立的司法，也就沒有真正的立憲。
三、大理院與都察院的權限界分
光緒三十二年官制改革前，都察院原為監察機關，號風憲衙門。其兼有部分司法職能，為三法司之一。“凡重辟，則會刑部、大理寺以定讞，與秋審、朝審。”[36]可以說，都察院與大理院和法部都有著很深的淵源。
官制改革以后，三法司之制廢除，都察院不再參與會審，而且在光宣年間兩度面臨被裁撤的命運。清廷曾擬將其裁撤，改設議院，[37]不過最終并未成行：“日前政府諸老會核京師官制，皆謂都察院有監督行政之責，與議院規制不同。議院議事本有定期，都察院則隨時盡可指陳得失，不致有遲回之慮，故已決議毋庸裁撤云。”[38]
與部院之間的權限糾葛不同，由于秋審、朝審事宜劃歸法部辦理，大理院與都察院的權限關系相比之下比較簡單，故而，大理院從都察院收回司法審判權的過程，似乎并未遭受什么明顯的阻力。
然而，對于取消會審職能，都察院多少是有點心有不甘的。官制改革之初，都察院與大理院之間就發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摩擦：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兩日，都察院御史江春霖稽察大理院齋戒，發現大理院少卿劉若曾并未在公署齋宿，而僅托司員德興代遞職名三紙。江氏據此大做文章，[39]劉氏因而受到罰俸處分。當然，這只是大理院與都察院關系中的一段小插曲，與權限之爭似乎沒有太大關系，但是，此事發生在官制改革之初，而且是在“齋戒不宿公所，各部皆然”的情況下，都察院首先拿大理院開刀，個中原因，似乎就有點耐人尋味了。事實上，在司法改革過程中，都察院確實曾嘗試利用其監察名義，向大理院伸出觸角，企圖重新染指審判事務。光緒三十三年，都察院御史俾壽以國民程度不足，陪審無員為由，奏請派御史赴司法衙門陪審，以期重溫會審舊夢。這種建議遭到法部的強烈反對，被認為是妨害司法獨立之舉，“于改良審判之初，即為妨礙法權之舉，揆諸司法獨立之意，殊有未符”，[40]因而作罷。
大理院與都察院之間真正有實質性爭議的問題，應該是京控案件的管轄問題。早在光緒三十二年的《大理院審判編制法》中，大理院就已將“各直省之京控”列入本院的審判權限范圍。不過，在實踐中，這條規定并未得到嚴格遵行，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仍然均可以接收京控案件。隨著司法獨立進程的深入，大理院對于京控案件的專屬管轄重新得到強調。宣統元年的《法院編制法》及宣統二年的《死罪施行詳細辦法》，都規定“未設審判廳地方京控案件”，是大理院的四項特別權限案件之一。
宣統二年三月，憲政編查館通咨各衙門，要求以后不得再行收受京控案件：“嗣后凡未設審判廳地方人民來京具呈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暨各衙門控告者，無論民刑訴訟，俱應駁令原告自赴大理院呈控，一應行查解交提審等事，統由大理院照例辦理。”[41]“嗣后遇有京控案件均歸大理院辦理，不得再赴都察院及步軍統領等衙門呈訴，致干詰駁。”[42]
接到通知后，都察院與大理院進行了會議，最終，就交接京控案件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大理院比較順利地自都察院手中收回了京控案件的管轄權：“都察院現與大理院連日會議劃分權限問題，大致系擬定嗣后凡屬京控案件，統行改歸大理院辦理，無庸再由都察院查辦，以期判別權限，實行司法獨立之制。”[43]
四、大理院與民政部的權限劃分
與大理院一樣，民政部也是光緒三十二年官制改革過程中的新設衙門。大理院與民政部的權限交接主要是圍繞著內、外城預審廳的歸屬展開的。[44]
在與大理院的權限劃分上，相對于其他中央行政衙門，民政部表現得比較積極主動。[45]早在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大理院籌設伊始，民政部就已開始考慮預審廳的歸屬問題：“大理院設立后，民政部擬將內外預審廳一律裁撤，現外城總廳某君新建一議，力言預審廳萬不可少，洋洋數千言，擬即呈民政部堂憲定奪云。”[46]十二月二十七日，民政部在具奏本部部廳官制章程摺時聲明：“巡警部原設之預審廳訊斷刑民案件，俟法部、大理院奏定裁判階級定期實行后，應如何移交、歸并之處，屆時應會同法部、大理院妥議辦理，至尋常違警罪犯，仍應由分廳訊結。”[47]為了循名責實，同時也便于與大理院厘清權限，民政部甚至不惜請旨更改名稱：“探聞民政部近日商定本部官制，因所轄民政事務太繁，且有與大理院相牽制之事，擬請旨改為內務部，以清權限。”[48]
光緒三十三年初，大理院致函民政部，派員會議預審司法事宜。民政部接函后，先行在署內開會商議。[49]隨即，派員前往大理院進行磋商：“民政部接準大理院公函，請派專員會議一切預審司法事宜，以便劃清權限各等語。現經徐尚書議定，派委部員王守恂、延鴻、陸宗輿、汪榮寶、胡礽泰、汪士杰等六員前往會議，并飭內外兩廳再行派員，已咨覆大理院矣。”[50]經過會議，雙方決定預審廳暫時緩交，待大理院籌設完成后再行交代：“大理院與預審廳商議劃分權限一節，業已議妥。惟大理院尚未成立，故預審廳一切公事尚遲遲未經交替。并聞仍有仍擬照舊辦事，暫不交代之說。”[51]
由于《大理院審判編制法》規定，京師審判廳局歸大理院直轄，故而，不久之后，民政部與大理院再次商定，將預審廳改名司法處，預審廳事宜劃歸大理院直轄之京師地方審判廳辦理。[52]
部院之爭中，法部將“接收民政部之預審”列入本部權限范圍，因此，預審廳的接收工作，最終是由法部出面主持的。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53]京師各級審判廳一律開辦。初六日接到法部咨文后，民政部“當即飭令預審廳即于是日一律停審，并將現審未結各案造冊，于十一月初十日，分別移交內、外城地方審判廳接收”，接收清楚后，即將預審廳裁撤。至于“尋常違警罪犯，仍由巡警各分廳訊結”。[54]考慮到內外城預審廳案卷繁多，為了防止紛擾和貽誤，法部決定分期交代。[55]
此后，民政部有關廳局所偵破的案件，一般均移交各級審判廳局審理。案情重大的，仍沿襲刑部舊制，移交大理院審訊。如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預審廳裁撤不久，民政部稽查緝捕局在前門外延旺廟街拿獲私鑄假銀人犯扈清泰，即請旨交大理院審辦。[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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