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勇 ]——(2012-3-7) / 已閱16993次
[23]這里的“效益”主要是指理性人的切身利益，不同于經(jīng)濟學上“效益”一詞的內涵。
[24]參見前注[5]，[美]羅伯特·D·考特、托馬斯·S·尤倫著書，第3頁。
[25]參見前注[12]，宋公德著書，第295頁。
[26]制裁的輕重作為隱性成本與所獲得效益的比較已經(jīng)不是經(jīng)濟學上純粹的成本效益的比較了，這種比較借助經(jīng)濟學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同樣可以說明社會普遍性的問題，就如同經(jīng)濟學家基于其假設的“人們對制裁的反應就像是對價格的反映一樣”能得出有用的結論，借助經(jīng)濟學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結論同樣有用。
[27]參見前注[14]，[美]丹尼斯C·繆勒著書，第23頁。
[28]參見前注[5]，[美]羅伯特·D·考特、托馬斯·S·尤倫著書，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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