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璐瑜 ]——(2012-5-29) / 已閱13585次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02條第（二）項、第（四）項和104條之規(guī)定，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對證人進行侮辱、誹謗、誣陷、毆打或者打擊報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jié)輕重予以1000元以下的罰款、15日以下的拘留；構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證據規(guī)定》第80條規(guī)定，對證人的合法權益依法予以保護。《刑法》第307條和308條還規(guī)定了“妨害作證罪”。上述法律規(guī)定表明我國已建立起了對證人的事后保護制度，但是存在以下四點不足：一是僅考慮了事后的補救和懲戒，而忽略了事前應當采取的防范措施。沒有事先預防性保護，一旦發(fā)生證人遭到打擊報復，無法采取切實有力的手段來加以預防。二是只注重保護證人的人身和名譽不受侵犯，對證人的財產保護沒有關注。三是保護范圍偏窄，只注重對證人予以保護，而對證人近親屬的保護未予規(guī)定。其四，保護機構不明確。《刑事訴訟法》49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但這是針對刑事訴訟中的規(guī)定，民事訴訟中證人安全受到威脅時，證人往往不知向哪個部門尋求保護。
三、完善我國證人出庭作證制度
（一）廢除單位的證人資格
現代各國之民事訴訟立法均將法人或非法人社會團體排除證人范圍之外，通常都被認為并不具有作證資格。《民事訴訟法》第70條的規(guī)定，將單位視同自然人一樣具有作證資格，筆者對此持否定態(tài)度。
理由如下：首先，單位作為法律擬制體，它必須借助自然人對案件事實的感知，并據此作出陳述，其本身作為一種法人或機構，當然不具有自然人所特有的感受、認知、記憶和表達能力。其次，單位不能像自然人一樣出庭陳述并接受法庭質詢，如果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的負責人出庭作證，盡管他是單位代表，但仍屬個人作證。再次，單位作偽證時，無法追究其法律責任。根據我國《刑法》的規(guī)定，偽證罪的主體是自然人，單位不能成為偽證罪的主體，也就無法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最后，我國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均無單位作證的規(guī)定。因此，單位作為證人應在立法中予以廢除。
（二）減少對自然人作證的適格范圍的限制。
我國的自然人證人基本條件有其明顯的不足：1、“知道案件情況”的規(guī)定含義模糊，在此種情況下，證人有可能就其道聽途說的案件情況提供證言，證言的可信性降低。《證據規(guī)則》第57條規(guī)定：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客觀陳述其親身感知的事實。但該規(guī)則沒有明確“非親身感知”的證人是否具備證人資格。因而，在完善我國民事訴訟證人資格條件的立法中，應明確規(guī)定：“證人對待證事實須親身經歷。”2、“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規(guī)定不合理，應予以刪除。“能夠正確表達意見”是指證人對于案件事實的主觀認定，是關于證人能力的法律要求。對于證人陳述，證據法最為關心的是作為證人其陳述的可信度和其陳述的證據力的評估，而不是著力于其證人能力的規(guī)范。凡是對案件事實有親身感受的人，在他人的案件中，都有證人能力。因而，民事訴訟法對“能夠正確表達意志的”規(guī)范是沒有必要，也是不適當的，應將該項規(guī)則予以刪除。
（三）構建證人出庭作證豁免權制度
證人出庭作證豁免權，又稱證人拒證權、證人的特權，是指證人在法定的情形下可以拒絕作證或拒絕答復問題或出示書面材料的權利，是現代法治國家對證人出庭作證義務的一項法定免除。民事訴訟不僅是發(fā)現真實的過程，而且也是一個價值選擇過程。“如果其中一項價值得到完全實現，難免在一定程度上犧牲或否定其他價值”。[3]出庭作證豁免權確立，反映的是法律在發(fā)現真相、解決糾紛與其他社會利益之間的一種價值選擇。民事訴訟的首要任務是發(fā)現真實，但不能為了發(fā)現真實而置其他利益于不顧，當發(fā)現真實的重要不如保護某些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時，證人就可以免除作證義務，這些作為出庭作證例外的規(guī)則被稱為出庭作證豁免權規(guī)則。
借鑒各國做法，我國可規(guī)定證人在以下情形下享有拒證權：1、因親屬關系而享有拒證權。配偶特權的主體范圍延伸至已離婚的夫妻。因為離婚后一方所能提供的信息往往是在夫妻關系存續(xù)期間基于夫妻間的信任關系而取得的。特權主體的范圍宜與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第82條第（六）項關于“近親屬”的規(guī)定保持一致，即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2、有可能導致證人自證其罪或其親屬等受到刑事追究或處罰等不利影響而享有拒絕證言權；3、因職業(yè)秘密而享有拒證權。可以設立兩類職業(yè)特權：律師特權、醫(yī)生特權；4、關于公務秘密而享有拒證權。掌握國家機密的公務人員，當其保密義務與作證義務發(fā)生競合時，保守國家秘密的義務應當先于作證義務。證人應當享有拒證權。當然對國家秘密的范圍不能隨意擴大或縮小。
（四）構建有限的強制出庭作證制度
解決證人出庭難的問題，必須建立證人出庭作證的保障機制，而“最有效最直接的保障機制就是制裁”。[4]強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是指對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證人強制其到庭，或者對到庭后拒不作證的證人進行制裁的制度。它包含兩層意思：一是采取強制措施(如拘傳)，強制證人到庭；二是制裁拒不到庭或到庭后拒絕作證的證人。強制的主體是人民法院，對象是證人，措施是拘傳、罰款、拘留、甚至定罪。當然，強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是有限度，并非所有的證人都適用強制出庭作證。對享有出庭作證豁免權的證人，依法豁免其出庭作證。強制證人出庭作證是證人出庭作證的制度保障，為被告(或原告)與證人對質、人民法院進行直接言詞審理提供了充分的程序保障，也是證人履行出庭作證的必然結果。
（五）建立證人宣誓制度
證人宣誓，是指證人在依法出庭作證時，就其所提供的證言向法庭保證，絕不為偽證或作虛假陳述，否則將承擔法律責任。宣誓制度的本質其實是一個內心約束問題，因為法律并不是萬能的，但道德的力量有時卻是強大的。宣誓就屬于道德范疇，它強調證人內心的自我約束，強調自律。
1、宣誓的方式。可以采用書面保證或口頭宣誓的方式，要求每個出庭作證的證人必須簽署書面保證書，或者口頭宣誓保證內容。2、宣誓的形式和內容。可以考慮由證人面對國徽，舉起右手宣誓。3、宣誓的法律效力。對于拒絕宣誓的人，可以考慮給予其一定的民事制裁。對于宣誓后又作偽證的證人，應從重追究其法律責任。
（六）建立偽證處罰制度
在我國，證人偽證現象一直困擾著訴訟的順利進行，我國《刑法》規(guī)定的偽證罪，只適用在刑事訴訟中，將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中的的偽證行為排除在外。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規(guī)定具體的偽證懲罰制度：
1、對偽證者采取刑事、民事制裁。對于情節(jié)輕微，及時彌補過失的，給予訓誡、責令具結悔過。對于經過宣誓后作偽證的則應從重處罰，可采取拘留、罰款等處罰方式；對于因作偽證而給當事人造成損害的，應責令其賠償損失；在刑法中增設妨害司法公正罪或藐視法庭罪，對于證人就與案情有重大關系的事項作虛假陳述或提供偽證，造成當事人重大損害的，應認定構成妨害司法公正罪或藐視法庭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2、對于國家公務人員作偽證的，除了采取刑事、民事制裁措施外，還應向其單位或主管機關發(fā)送司法建議函，建議對偽證人予以一定的行政處分。
（七）加強對證人經濟補償權的有效保障
證人出庭作證必然遭受一定的經濟損失包括其原先應得的物質利益和不應有的支出，主要包括誤工損失、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等。對此，證人有獲得經濟補償的權利。筆者認為，我國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健全證人出庭作證的經濟補償機制：
1、補償費用的范圍。應當對證人出庭作證而發(fā)生的合理費用以及經濟損失給予補償。合理費用應包括：誤工損失、食宿費、交通費、通訊費以及獎金收入等開支或損失。具體標準可以根據各地的經濟發(fā)展和當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來確定，由受案法院在判決時一并裁量。
2、經濟補償的承擔者。立法上，《證據規(guī)定》第54條第3款規(guī)定“證人因出庭作證而支出的合理費用，由提供證人的一方當事人先行支付，由敗訴一方當事人承擔”。筆者以為，這個規(guī)定是較為合理的。因為民事訴訟關乎公民的私權，沒有直接牽涉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應當由公民個人承擔權利保護成本。不過，為防止當事人濫用權利，以支付證人補償費用為名而行賄賂證人之實，可規(guī)定當事人不得直接將補償費用交付給證人，而應先行統(tǒng)一繳納到法院，由法院根據證人的基本情況確定預交的數額，并根據實際情況核實最終需要負擔的數額，最后分別支付給證人。
3、證人經濟補償費用的負擔分配，人民法院應當分別情況進行處理。第一，證人出庭作證對案件事實作真實陳述的，應當由敗訴的當事人負擔；第二，證人出庭作與案件事實無關的陳述，可確定由舉證的當事人承擔；第三，原告撤銷訴訟的情況下，應當由原告來承擔證人補償金的給付責任；第四，證人出庭不作證或作虛假證明的，應由證人自行負擔。第五，雙方都負有責任時，法院按照責任比例來確定雙方當事人承擔的費用；第六，案件是調解方式結束訴訟的，雙方當事人協(xié)商承擔的比例，如果協(xié)商不成的，由法院按責任比例由雙方當事人來分擔相關費用。
另外，對于公益訴訟證人及人民法院依職權傳喚的證人，可以建立證人補償專項基金的形式來解決。該基金應“由國家負擔，列入國家財政預算，并制定統(tǒng)一的補償標準，由法院統(tǒng)一管理，專款專用，嚴禁挪用或作他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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