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冠華 ]——(2017-6-9) / 已閱12384次
股東資格繼承相關法律問題探析
王冠華
【摘要】
200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其他法律同）第75條[1]規定突破了《繼承法》的限制，在繼承客體范圍方面進行了有效擴充，不再僅限于財產權利。本文試圖從股東資格的界定入手，對股東資格繼承相關法律問題展開探討。
【關鍵詞】財產權利；股權繼承；股東資格繼承；法律問題；探析
遺產是我國現行《繼承法》上繼承權的客體，根據該法第3條規定，所謂遺產，是指“公民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也就是說，在《繼承法》法律層面上，繼承客體一般只限于財產權利，而不包括傳統民法意義上的人身權。
對于自然人死亡后的股權繼承問題，我國《繼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9月11日發布的《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貫徹執行繼承法意見》）均未明文規定。在2005年《公司法》頒布實施前，對于股權能否成為繼承客體，我國學界和司法實務界多無爭議，但在范圍上一般限定于股權中的財產權益。如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4年2月24日《關于審理公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試行）》（京高法發[2004]50號，以下簡稱《北京高院指導意見（試行）》）第12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自然人股東死亡后，其繼承人依法可以繼承的是與該股東所擁有的股權相對應的財產權益。”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04年3月18日《關于審理涉及公司訴訟案件若干問題的處理意見（三）》（滬高法民二[2004]2號，以下簡稱《上海高院處理意見三》）第3條規定，“繼承人、財產析得人或受贈人因繼承、析產或者贈與可以獲得有限責任公司的股份財產權益，但不當然獲得股東身份權，除非其他股東同意其獲得股東身份。”
對于股權的性質，無論是1993年《公司法》還是2005年《公司法》，均未作出明確的解釋和界定。我國學界也多有爭論，以王利明教授為代表的主張“物權（所有權）說”，也有主張“債權說”、“社員權說”的，梁彗星教授持“綜合權利說”，江平教授持“獨立說”，認為是與所有權、債權并列的一種權利。但爭論歸爭論，學界取得的一致共識是：股權的內容是綜合性的，既包括財產權，如分紅權、剩余財產分配請求權等，亦包括身份權等非財產權，如表決權、訴訟權等。
2005年《公司法》第75條規定，“自然人股東死亡后，其合法繼承人可以繼承股東資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該條文明確規定了所謂的股權繼承，是指股東資格的繼承，而非僅僅是股權中的財產權益的繼承。換言之，對于股權中的財產權益的繼承，是民事《繼承法》上的應有之義；只有集財產權和非財產權于一體的股東資格的繼承才構成《公司法》上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說，2005年《公司法》第75條之規定突破了《繼承法》的限制，在繼承客體范圍方面進行了有效擴充。
關于股東資格的繼承問題，是否意味著：第一，在自然人股東死亡后，其繼承人依《繼承法》繼受取得股權中的財產權利后，依《公司法》繼承“股東資格”，法律就必然賦予該等繼承人取得與此相對應的非財產權利？第二，如果該觀點能夠成立的話，繼承人又怎樣才能夠取得《公司法》上的、完整意義上的股權？對此，2005年《公司法》沒有給出答案。本文試圖從股東資格的界定入手，對股東資格繼承相關法律問題展開探討。
一、股東資格的界定
關于“股東資格”的概念，教科書鮮有涉及，學者討論似乎也不多。《北京高院指導意見（試行）》第11條給出了一個概念，認為“股東資格是投資人取得和行使股東權利并承擔股東義務的基礎。依據《公司法》的相關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資格的確認，涉及實際出資數額、股權轉讓合同、公司章程、股東名冊、出資證明書、工商登記等。確認股東資格應當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在具體案件中對事實證據的審查認定，應當根據當事人具體實施民事行為的真實意思表示，選擇確認股東資格的標準。”解讀這一概念，結合《繼承法》的相關規定，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股東資格的取得意味著繼承人必然取得與此相對應的財產權利的所有權，但并不意味著必然取得與此相對應的非財產權利。對于非財產權利的最終取得還取決于如下兩個條件：第一，當公司章程有特別規定的，依特別規定取得或者失去非財產權利；第二，當公司章程未作特別規定的，尚須經過一個確認程序，繼承人方能取得《公司法》上的、完整意義上的股權。
二、股東資格的取得時間問題
對于股東資格的取得時間，2005年《公司法》也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根據《繼承法》第2條規定，對于股權的財產權益，依繼承的一般原理，其“繼承從被繼承人死亡時開始”；但對于股權中的非財產權益，其在程序確認之前獲授“股東資格”的發生時間應如何確定節點，在2005年《公司法》中亦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盡管筆者不贊同王利明教授“物權（所有權）說”之股權性質觀點，但筆者以為對于繼承人獲授“股東資格”的發生時間的節點確定可類推適用《物權法》第29條關于“因繼承或者受遺贈取得物權的，自繼承或者受遺贈開始時發生效力”的規定。鑒此，繼承人對于股權中的非財產權益資格的取得，自繼承開始時發生效力。也就是說，繼承人“股東資格”之取得時間亦應確定為繼承開始時，即自然人死亡時。但需指出的是，對于股權中財產性權利和股權中非財產性權利，繼承人取得的權能內容是不同的。對于前者，繼承人取得的是所有權，對于后者，只是取得了一種獲授資格，并不意味著繼承開始時，繼承人就必然取得了《公司法》上的、完整意義上的股權。
對于股權的非財產權利的確認，2005年《公司法》雖無明文規定，但依其相關規定和一般原理，2005年《公司法》第75條屬于不排除即自動適用的任意性規范，在公司章程未作例外規定時，公司的其他股東就負有接受該等繼承人成為公司股東的法定義務，公司須將該等繼承人記載于股東名冊并進行工商變更登記。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1月27日發布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法釋[2011]3號）第24條規定，“當事人之間對股權歸屬發生爭議，一方請求人民法院確認其享有股權的，應當證明以下事實之一：（一）已經依法向公司出資或者認繳出資，且不違反法律法規強制性規定（二）已經受讓或者以其他形式繼受公司股權，且不違反法律法規強制性規定。”繼承是繼受的“其他形式”之一，當公司和公司的其他股東不履行上述法定義務時，顯然2005年《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釋賦予了繼承人提起股東資格確認之訴。因此，基于上述分析，對于繼承人“股東資格”的確認，一般有兩種途徑：一是內部確認，即經繼承人申請（如存在繼承爭議或多人繼承等情形，詳見后文）、公司及其公司其他股東在公司章程未有例外規定的情形下依2005年《公司法》相關規定將該等繼承人記載于股東名冊、公司章程以及進行工商登記；二是司法確認，即當公司和公司的其他股東不履行上述法定義務時，由相應繼承人依2005年《公司法》及其相關司法解釋提起股東資格確認之訴予以解決[2]。
三、股東資格的法定繼承問題
民法上的法定繼承，《繼承法》設有專章即第2章予以規定，是指在被繼承人沒有對其遺產的處理立有遺囑的情況下，由法律直接規定繼承人的范圍、繼承順序、遺產分配的原則的一種繼承形式。就股東資格的法定繼承而言，其合法繼承人范圍無疑應包括《繼承法》第10條第1款規定的第一順序繼承人（配偶、子女、父母）和第二順序繼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在繼承的順序上原則上也應依《繼承法》第10條第2款“繼承開始后，由第一順序繼承人繼承，第二順序繼承人不繼承。沒有第一順序繼承人繼承的，由第二順序繼承人繼承”之規定繼承。在股東資格法定繼承的問題上，有如下五個重要爭點與難點需要研究和討論，也需要法律和司法解釋予以明確和厘清：第一，2005年《公司法》第75條規定的股東資格繼承規則的適用前提是公司章程未有排除性規定。但是，在公司章程保持“沉默”或有表彰同意先行規定的情形下，股東會決議對股東資格繼承作出了排除性規定，對該等決議作為排除依據的效力應該如何認定？該等決議是否可以排除股東資格繼承規則的適用？第二，公務員、現役軍人等特定身份的繼承人能否繼承股東資格而成為公司的股東？第三，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能否繼承股東資格而成為公司的股東？第四，在共同繼承情形下，多個繼承人同時主張股東資格的繼承，股權分割和共有應適用何種規則？如果因為繼承人股東的加入使得公司股東人數突破《公司法》第24條規定的50人的限制應如何處理？在股東人數已達50人的極端情形下，因為繼承人股東的加入使得公司股東突破2005年《公司法》第24條股東人數之限制又該如何處理？第五，股東資格依法可以繼承，但作為權利人，繼承人也可以放棄繼承。由于股東資格繼承之放棄不同于民法上一般遺產繼承之放棄，對于該等放棄事項應如何進行明確和規范？
下面予以具體分析和討論：
（一）爭點與難點一：股東資格繼承的排除依據
對于第一個問題，筆者以為，根據2005年《公司法》第75條規定，關于股東資格的繼承排除問題，原則上應以公司章程的規定為依據。但從該條文文義以及2005年《公司法》其他條款的規定，我們也得不出股東會決議不得作為排除股東資格繼承的依據的結論。揣測立法者關于股東資格繼承問題的立法意圖，結合2005年《公司法》的相關規定，筆者以為，股東會決議在下列條件同時具備的情形下，可作為排除股東資格繼承規則的依據：
1、該等決議作出時間在自然人股東死亡前
如果排除股東資格繼承的股東會決議在自然人股東死亡后作出，無論該等決議內容是否違反法律規定，就程序瑕疵而言，依2005年《公司法》第20條第2款也當為被撤銷。因為該等決議的作出不僅意味著股東會會議召開通知違反2005年《公司法》第42條第1款規定不能及于全體股東，召集程序違反法律規定之外，而且意味著死亡自然人股東的意思表示之排除，表決方式亦違反法律規定；對于死亡自然人股東及其繼承人來說也是極為不公平的。
2、該等決議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以下簡稱“絕對多數決”）
承上所述，反之，如果該等決議在股東死亡之前作出，是否就可以起到排除股東資格繼承的作用呢？在回答這一問題前，有必要對股東會決議的性質、效力及與公司章程之間的關系作一簡單分析。
關于股東會決議的性質問題，筆者以為，股東會決議系公司股東會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規定的程序作出的決定，系在多數決的原則下多個股東的意思表示趨于一致下的產物，在法律性質上，該等決議本質上屬于一種多方法律行為，系由同一內容的多數意思表示的合意而成立。
關于股東會決議效力范圍問題，2005年《公司法》沒有直接予以明確規定。通說認為，股東會是公司意思決定機關，承載著公司意思表示器官的功能。股東作為“公司的所有者”，由所有者決定公司的意思是符合法律之邏輯的，故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公司治理結構下，所有者基于其對公司資源的控制權，作出“所有者決議”即“股東會決議”以實現保護其利益安全的目標，應該得到公司的遵守和執行。同時，從法律解釋論的角度分析，也可以得出下列結論：股東會決議對股東、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以及一般員工均產生拘束力。
2005年《公司法》第11條規定，在公司設立時，股東負有制定公司章程的義務；第37條規定，股東具有修改公司章程的權利；第43條第2款規定，股東會對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決議應采絕對多數決。依法條邏輯可知，股東會決議與公司章程間的關系，是行為本身與行為結果間的關系，股東會決議決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決定于股東會決議。
因此，基于上述，當股東會嚴格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程序規定采絕對多數決方式作出排除股東資格繼承的決議后，應視不同情形對該等決議作為排除依據予以認定：
（1）在公司章程對排除股東資格繼承事項未涉及即保持“沉默”同時其后該等事項內容在公司章程未予充實的情形下，該等決議的作出應視同對公司章程關于該等事項的一種補充規定，可作為排除股東資格繼承的依據；
（2）當公司章程對股東資格繼承有表彰同意先行規定的情形下，該等決議的作出應視為對公司章程原有規定的一種修正，亦應視同為排除股東資格繼承的依據，而不能以該等決議的內容違反公司章程的原有規定而作可撤銷論，這是因為，民事法律行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在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通過絕對多數決規則形成的股東會決議是股東們的真實意思表示，代表了他們的共同合意，也是基于情勢變更而作出的合理的適時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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