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湯建彬 ]——(2018-7-23) / 已閱12868次
《京都律師》 作者：湯建彬
央視報道展示當地禁毒成果，一審三被告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2013年11月21日，中央電視臺《一線》欄目以《追查啞巴虧》為專題報告了安徽省宣城市郎溪縣公安局破獲的一起販賣10公斤冰毒的大案，節目中以現場錄像的方式，全程展現了郎溪警方如何獲得案件線索、如何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布控、如果進行抓捕的全部過程。
安徽省宣城市郎溪縣公安局通過一個吃了“啞巴虧”的零包毒販,順藤摸瓜發現了一個在上海的批發毒品的團伙。2013年5月初，該團伙負責人梁世強及成員梁俊攜帶35萬元赴廣東省惠來縣“阿偉”（另案處理）處聯系購買冰毒。因毒資存在缺口，梁世強電話指使同伙王珊、梁捷將10萬元購毒款匯給梁俊。經過商談，梁世強、梁俊以每公斤冰毒5萬元的價格，從“阿偉”處購得冰毒10公斤，并先行支付對方毒資45萬元。后梁俊將所購冰毒運至上海交由梁捷存入倉庫用于販賣。5月17日早晨，經中間人潘斌介紹，梁世強指使并伙同梁捷、梁俊、潘斌在上海市浦東區楊高南路和廈門路交接處，以每公斤冰毒13萬元的價格將3000克冰毒販賣給“君君”、“阿勇”（另案處理），并獲了毒資39萬元。交易完成后，梁世強支付給潘斌介紹費1萬元，自留1萬元，剩余37萬元現金交由梁捷、梁俊帶回交給王珊。5月17日上午，“君君”、“阿勇”通過潘斌欲再購冰毒，梁世強對再次交易有所擔憂，遂電話聯系李巖（梁世強客戶）陪同梁捷送冰毒到浦東維也納酒店，并為其毒品交易提供參謀，李巖表示同意。
期間，梁世強指示梁俊攜帶40萬現金飛赴再進一批毒品。5月17日中午，經梁世強同意，李巖在梁捷處購買997.4克冰毒，并暫付毒資4萬元。當日下午，應梁世強的要求，李巖駕車并攜帶997.4克冰毒、梁捷攜帶2998.6克冰毒一起至上海浦東維也納酒店停車場時被公安機關當場抓獲。案發后，郎溪縣公安局分別在梁世強、王珊等人租住的貝尚灣小區3號樓602房間查獲冰毒33.88克、氯胺酮5.89克、尼美西泮0.34克；在梁世強、王珊所租的大中九里德小區1號樓310室毒品倉庫內查獲冰毒253.37克、氯胺酮536.95克、尼美西泮2.04克、咖啡因899.18克。
2013年7月10日，因去廣東進購毒品未被當場抓獲的梁俊，在貴州凱里市落網。
2014年6月26日國際禁毒日，安徽省宣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該案做出一審判決：認定梁世強、梁捷、梁俊三被告分工明確，約定了分成比例，三人作用相當，均為販賣毒品的主犯，且販賣毒品數量特別巨大，致使大量毒品流入社會，主觀惡性極深，社會危害性極大，罪行極其嚴重，依法應予嚴懲，判處三被告死刑立即執行。
精細化辯護挖出案件問題，二審兩被告由死立執改判死緩
《追查啞巴虧》案一審判決后，湯建彬律師接收梁俊的委托，曹春風律師接受梁捷的委托，分別擔任二人的二審辯護人，在二審中，通過細致區分本案中各被告人之間的作用，深入挖掘本案中存在的程序及證據方面的問題，通過精細化的辯護，成功地使梁俊、梁捷從死刑立即執行改判為死緩。
《追查啞巴虧》案的辯護成功，為毒品案件共性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思路
（一）毒品犯罪中的從犯作用為何難以認定？
刑法規定：“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
一審判決中認定：“梁世強、梁捷、梁俊在共同販賣毒品中，梁世強負責聯系買家，商談交易數量及價格；梁捷負責保管毒品，給買家送貨；梁俊負責進貨，在部分毒品交易時亦參與送貨；梁世強、梁捷、梁俊分工明確，同時明確約定毒品交易所得分成比例，三人作用相當，在販賣毒品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應當按照其組織、策劃、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
梁俊、梁捷二審辯護人在仔細研究本案案卷后發現，本案中，無論是梁世強及梁世強的同居女友王珊及梁世強的朋友和客戶，都認為梁捷、梁俊是馬仔，在央視《追查啞巴虧》節目中，偵查機關的羅宜斌大隊長也說梁捷、梁俊是梁世強的馬仔。梁俊在梁世強的安排下從廣東進貨，但不參與進貨價格的確定，只負責進貨款項的支付；梁捷在梁世強的安排下負責保管毒品和送貨給買家，也不參與銷售價格的確定。
梁俊、梁捷沒有出資，被抓前也僅向梁世強支取了幾千元的生活費，二人并不掌握販賣毒品的實際的進貨價格及賣貨價格，不掌握毒品交易真實的獲利情況，即使梁世強的同居女友王珊曾向梁俊說過梁世強說給梁俊、梁捷每人20%的分成，也因為這個分成不是梁世強、梁捷、梁俊協商確定了，梁世強本人也沒有認可這個分成方案，所以無法確定這個分成比例的真實性及可實現性，所以，也不能基于此認定梁世強、梁俊、梁捷具有合伙關系。
基于上述案件事實，梁俊、梁捷的辯護人認為，在本案的販賣毒品共同犯罪中，梁世強起到了策劃、組織、領導的作用，并雇傭了梁俊、梁捷參與毒品犯罪，梁世強雖然做了犯罪分工，但梁世強在本案中起到了主導性作用，梁世強的作用明顯大于梁捷、梁俊，梁俊、梁捷起到了輔助和配合梁世強販賣毒品的作用，基于此，提出了“梁俊、梁捷作用明顯小于梁世強，梁俊、梁捷應當認定為從犯，應當從輕處罰”的辯護觀點。
對于上述辯護觀點，二審判決做了如下回應：“二人雖非毒品的所有人，也不是毒資的出資人，但與梁世強有約定，按照獲利的20%分紅，且二人在共同犯罪中行為主動，作用積極，故關于其二人系從犯的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但從犯罪行為上看，其二人的作用較梁世強相對明顯較小，可酌情予以從輕處罰。”
由此可見，二審法院雖然沒有認可辯護人關于認定從犯的辯護觀點，但采納了“梁俊、梁捷作用明顯小于梁世強”的辯護意見，并基于此對梁俊、梁捷從輕處罰，從辯護效果上看，辯護人實現了辯護目的。
《大連會議紀要》規定“要從犯意提起、具體行為分工、出資和實際分得毒贓多少以及共犯之間相互關系等方面，比較各個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毒品共同犯罪中，為主出資者、毒品所有者或者起意、策劃、糾集、組織、雇傭、指使他人參與犯罪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受雇傭、受指使實施毒品犯罪的，應根據其在犯罪中實際發揮的作用具體認定為主犯或者從犯。”
本案中，依照《大連會議紀要》，梁俊、梁捷在本案中不屬于“主出資者、毒品所有者或者起意、策劃、糾集、組織、雇傭、指使他人參與犯罪”的情形，認定為“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更為適宜，但是，因為“其他起主要作用”與“次要或者輔助作用”之間的沒有清晰標準，所以，在很多案件中，法官會基于被告人實際參與了毒品犯罪的關鍵環節，來認定被告人起到了主要作用的情況，本案中的兩個馬仔被認定為主犯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基于此，在毒品犯罪案件辯護過程中，如果被告人屬于被領導的實行犯，參與了販賣毒品的關鍵環節，如果符合認定從犯的條件，在認定從犯辯護的基礎上，一定要重點區分該被告人與其他被告人在販賣毒品行為中所起作用大小的不同，拉開與其他被告人在犯罪行為作用上的差距，從量刑均衡和公平的角度進行闡述從輕處罰的辯護意見，這樣，即使法院不認定為從犯，也能獲得相對從輕的判決結果，特別是毒品數量達到死刑標準的案件中，能夠認定為作用相對較小的主犯，基本上不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這就意味著被告人有了能夠活下來的機會。
（二）毒品案件的毒品扣押、稱量、取樣和送檢等程序瑕疵是否能夠影響量刑？
《追查啞巴虧》案中的扣押、稱量、取樣和送檢等程序上存在如下問題：
毒品沒有當場扣押，扣押筆錄沒有見證人簽字；沒有當場稱量查獲毒品，沒有稱量毒品凈重，使用扣押犯罪嫌疑人的秤具稱量；檢材提取沒有當事人在場等問題。
違反了《公安機關繳獲毒品管理規定》第五條的規定。該條規定，在案件現場收繳毒品時，應當嚴格執行《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充分獲取、及時固定有關證據。除特殊情況外，對收繳的毒品一般要當場稱量、取樣、封存，當場開具《扣押物品清單》，責令毒品犯罪嫌疑人當場簽名，并由現場兩名以上偵查員簽字。有條件的，要對收繳毒品過程進行錄像、照相，存入案卷，永久保存。
違反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毒品犯罪案件公訴證據標準指導意見》的相關規定：“毒品數量是指毒品凈重。稱量時，要扣除包裝物和容器的重量。毒品稱量應由兩名以上偵查人員當場、當面進行，并拍攝現場照片。查獲毒品后，應當當場制作稱量筆錄，要求犯罪嫌疑人當場簽字；犯罪嫌疑人拒絕簽字的，應作出情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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