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明學 ]——(2004-8-23) / 已閱46857次
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的力量全部取決于金錢，所以他們要取得政治權力就只有使金錢成為人在立法上的行為能力的唯一標準。他們一定得把歷代的一切封建特權和政治壟斷權合成一個金錢的大特權和大壟斷權。” 對于廣大人民群眾而言，由其經濟地位決定，政治生活只不過是一種“天國的生活”和“彼岸的生活”。所以馬克思說，資產階級政治制度“到現在為止一直是宗教的領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現實性的人間存在相對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
（二）西方政治競爭的特色
西方政治競爭特色之一，有效地將體制外的工人階級政黨（共產黨）納入到體制內，給他們一個和平奪取政權的機會，大大地緩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
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是兩大對立的階級，其矛盾不可調和。由于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還比較尖銳，所以他們對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作了極端的理解。盡管如此，馬克思恩格斯仍然注意到，在必要的情況下，無產階級可在議會之內以和平方式奪取政權，從而過渡到社會主義。這里，關鍵在于工人階級對普選權的運用。馬克思恩格斯特別強調普選權對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意義。在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就指出：“在英國，普遍權的實行和大陸上標有社會主義這一光榮稱號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將在更大程度上是社會主義的措施。在這里，實行普選權的必然結果就是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 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恩格斯還指出：“隨著無產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 恩格斯認為，在資產階級代議制度日趨完善和軍事機器超常發展的情況下，無產階級的斗爭條件也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他說，“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在這種情況下，選舉的作用變得更加重要。在評價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所取得的一系列勝利的意義時，恩格斯寫道：“他們給予了世界各國同志們一件新的武器---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們向這些同志們表明了應該怎樣利用普選權。” 1892年，恩格斯在致保爾•拉法格的信中指出，“可以十拿九穩地肯定，只要工人們合理地使用普選權，就能夠迫使當權者破壞法制，即是說，使我們處于革命中的最有利地位。” 實踐的發展驗證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論斷。自二十世紀初以來，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等西方許多國家都出現了共產黨組織，它們不僅參與全國競選，而且有的進入政府參與執政。如法共從1744年起連續參加5屆聯合政府，8位領導人出任部長副總理，其中1946年大選獲票500多萬張，為法國第一大黨，1997年又有三人進入若斯潘政府。在意大利，共產黨（1992年改名為左翼民主黨）是最大的反對黨。1944年4月到1947年5月，意共先后共參加7屆政府。盡管1947年以來意共被排擠出政府一直處于在野地位，但它在選舉中一直得票第二，僅次于天民黨。不僅如此，意共還掌握了數量可觀的地方政權，掌握了一大批群眾組織和一批企業，成為意大利政壇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總之，在西方社會，體制外的政黨不是遭到“殘酷打擊”，“無情鎮壓”，而是被有效地納入體制內，與資產階級一起競爭政權，這不能不說是資本主義民主的一大特色。
西方政治競爭特色之二，執政黨與反對黨并非勢不兩立，而是遵循合法反對原則，在憲政體制內和平共處。
所謂合法反對，指在不危及現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反對黨有合法存在的權利，并有權依靠合法的途徑，正當的法律程序來反對執政黨及其政府，從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合法反對原則的確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資產階級在執政初期，由于確定不了允許反對黨合法存在的政治風險，曾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拒不承認反對派的合法地位，更談不上承認合法反對原則。人們對反對派充滿了厭惡和敵視情緒，擔憂它為制造分裂和混亂，危及國家。1704年，英國政治人物查理·戴維納特認為，“那些被認為接受了法國賄買的人以后組成政治反對派”，在這里，“反對派”成了“里通外國者”的同義語。國王喬治二世則把沃爾波政府的政治反對派稱為“流氓”，“無賴”和“自高自大者”，對他們的活動加以限制。 在美國，1798年，聯邦黨人亞當斯政府專門針對共和黨人頒布了號稱美國歷史上針對政治活動的一項最有鎮壓性的法令---懲治叛亂法》，根據這一法令，許多共和黨人身陷囹圄，甚至在連任競選中指責聯邦派政策的國會議員亦未能幸免。總之，在美國建國之初，合法反對原則并沒有得到承認。“共和黨人在野的時候，從未承認聯邦黨是一個合法的執政黨，而在他們執政的時候，也從未承認聯邦黨是一個合法的反對黨。” 反之，聯邦黨人亦然。直到19世紀二、三十年代，經過一、二百年的政治實踐之后，資產階級終于發現，在承認和服從現有基本法律制度的情況下，允許反對黨的合法存在并參與政治事務，并不會造成什么太大的政治風險，相反，有時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好處。如1822年英國一家權威性刊物《季度評論》所說：
一個能干的反對黨存在的必要，……僅次于內閣的存在。盡管這一團體是自封的，難以得到憲法的書面承認。反對黨必須對國家履行極為重要的政治職責。它必須扮演憲法和法律的保護者和擁護者，大臣們行為的檢查者，大臣們失職和不端行為的告發者的角色，并作為民族的領導者反對大臣的議案，試圖把他們趕出政府。
于是，在英國和美國，合法反對原則率先得以確立，隨后，又在法德等西方國家發展開來。
在傳統社會，由于不存在合法反對原則，因而反對集團不得不采取宮廷政變、暴動等陰謀手段奪取政權。而統治集團也往往把反對派看作政權的最大威脅，并利用掌握國家政權的優勢，采取種種辦法壓制、打擊和消滅其他的集團。執政集團“隨時要提防著覬覦他的權力的可能的政敵，經常把大量的時間投入維持權位的權力斗爭中去，甚至國家政治體制的設置也圍繞著有利于執政者保持政治權力，以政治控制為體制配置和變遷的主要依據。” 相形之下，現代社會把反對者從陰謀家變成了可接受的持不同政見者，把充滿惡意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敵對轉化為在朝或在野的，日常的，可容忍的對抗。這無疑更為經濟、安全得多。
西方政治競爭的特色之三，執政黨間接影響國家政權的運作。西方政黨的最大功能似乎就是奪權而不是執政：一旦競爭勝利，上升為執政黨后，其作用反而下降，所謂的執政黨實際上起不到執政的作用。執政黨的意志主要是通過本黨領袖的政務活動滲透到行政機關的職能中去。執政黨無論權勢多大、威望多高，都不直接介入政府的決策程序和政府的實際運作。政黨領袖作為政府首腦，他們獨攬行政大權，自主決定政府的一切大政方針，各部門的事務，不受政府之外的任何機構的指揮，控制和干預。也就是說，政府的運作和政黨的運作是分開的。政黨沒有被納入政府運作的程序之中，它是政府之外的政治力量，不介入政府內部事務。總之，這種黨政分開的體制不僅有利于執政黨的自身建設，而且保證政府發揮獨立行使權力的作用，避免了雙重領導和政出多門的現象,有利于國家機關及官員隊伍更加精練和提高工作效率，也使政府工作更加透明和便于對它進行監督。
（三）西方政治競爭的影響
西方政治競爭不僅對非西方社會而且對整個世界政治發展都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可以說，近二百年來，世界政治發展的歷史就是西方政治文明不斷擴張的歷史。如亨廷頓所說，“古代社會各文明間時斷時續的有限碰撞，讓位于西方文化對其它文明持續的、不可抗拒的單方向的沖擊。” 以西方為中心，不斷向外衍射，是近現代民主發展的特點。西方政治文明之所以能夠對其他文明產生強勁的沖擊波，主要緣于它的個人主義精神。它提倡個人理性的張揚，強調個人優于集體，反對集體對個人的自主性、獨立性進行壓制，這符合人的本性的需要，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盡管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許多國家已經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競爭體制，但總的說來，它們仍然是以西方政治制度為摹本的，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西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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