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桂明 ]——(2000-12-19) / 已閱23331次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在中世紀封建統治時期，國家專制的陰影籠罩著審判制度，在訴訟上實現極端強化的國家干預，這種干預不惜以犧牲個人的權利為代價，當事人在訴訟上實際上所能享受的權利微不足道，從而充分反映了封建糾問式訴訟的恐怖與黑暗。資本主義經濟在萌芽階段，深受這種訴訟制度的摧殘。嘗夠糾問式訴訟苦頭的資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后，充分注重個人自由，限制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代表對民事訴訟進行干預，實際上也反映了剛剛擺脫訴訟上國家專制壓抑的新興資產階級的逆反心理。
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后，資產階級要求強化國家職能，從而加強對經濟關系的控制。在此背景下，符合壟斷資產階級胃口的以美國龐德為代表的社會法學派理論應運而生，并風靡于世，為資產階級新的法律要求奠立了理論基礎，對西方各國立法影響很深。這時傳統的民法三大原則發生了變化，“個人本位主義”的法律精神已為“國家本位主義”所取代。與其相伴隨，在民事訴訟領域，傳統的處分原則受到沖擊，其內容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釋明權”、“真實陳述義務”的運用，使個人處分權相對縮小，國家干預權相對擴大[②]，檢察機關作為“最高法律秩序和道德的代表者”，更多地提起或參加民事訴訟，特別是對涉及所謂“集體性利益”或“擴散性利益”的民事案件進行干預。以美國為例，１９６９年的環境保護法、１９７０年的防止空氣污染條例和防止水流污染條例、１９７２年的防止港口和河流污染條例和噪聲控制條例、危險貨物運輸條例等，均授權檢察官提起相應的訴訟，或者支持主管機關和私人提出的請求。[③]在法國和日本，參與民事案件的審判是檢察機關的重要職權之一；在英國，代表政府參與民事案件的訴訟，被列為總檢察長各項職權之首。[④]具有長期統治經驗的資產階級十分懂得，隨著經濟關系的國際化、壟斷化，基于對本階級長遠利益、根本利益的追求，必須犧牲一些暫時的、局部的利益，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的制度此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強調，正是基于上述認識。
必須注意，在剝削階級社會中，“國家純粹是作為私人生活的對立物而存在的”，“國家是建筑在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矛盾上，建筑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矛盾上。”[⑤]現階段西方各國檢察官在民事訴訟中作用不大，遠遠沒有充分利用一些規范性文件正式賦予它的權力，[⑥]這表明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盡管是必要的，但決不能動搖私法自治的根基。
三、干預私法關系以保護公有制——前蘇聯、東歐檢察機關參與民事
訴訟的立足點
在社會主義國家，率先實行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制度的是前蘇聯，１９２３年制定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典》第２條明文規定：“……檢察長認為對保護國家或者勞動人民利益有必要的時候，可以提起訴訟或者隨時參加訴訟。”之后，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典也都做了同樣的規定。前蘇聯總檢察長還通過指示信的形式，具體列舉了幾類案件的名稱，責成各級檢察院檢察長對其提起訴訟并參加訴訟。這些案件包括：（１）因國家或合作社組織特別是集體農莊中發生侵用和虧空公款行為而提起的追索款額的案件。（２）為集體農莊追索債務人欠款的案件。（３）集體農民不納稅或不履行國家交售義務而強制征收其財產的案件。（４）對非法解雇員工應負責任的人追索損失賠償的案件。（５）向造成企業物質損失的工作人員追索損失賠償的案件。（６）要求那些破壞住宅，以住宅投機或惡意不履行租賃宅地義務以及不付房租的人遷出國家房屋的案件。（７）向父母強行索取子女送交教養的案件，以及在婦女不能適當保護自己子女權利時的確認父子關系的案件。[⑦]
繼前蘇聯之后，保加利亞、波蘭、前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東歐國家民事訴訟法典都仿效前蘇聯的模式，對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作了規定。與西方資本主義各國相比，前蘇聯、東歐各國，顯然加大了檢察機關干預民事訴訟的力度。民事檢察制度得到了偏激的強調，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模式。
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制度的建立，是同列寧關于干預“私法”關系的思想分不開的。列寧曾經指出：“我們不承認任何‘私人’的東西，在我們看來，經濟領域中的一切都屬于公法范圍，而不是什么私人的東西。…由此必須擴大國家對‘私法’關系的干預；擴大國家廢除‘私人’契約的權力；不是把羅馬法典，而是把我們的革命的法律意識運用到‘民事法律關系’上去。”[⑧]以列寧的思想為指導，他們認為，基于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基于人民是國家主人的社會主義政治關系，在民事訴訟中既要賦予當事人一定的處分權，同時又必須實行國家干預，因為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個人的行為如果損害了國家、集體和他人利益，國家就要加以干預。前蘇聯法學家指出：“檢察長根據法律提起民事案件，并把案件移送法院審判。檢察長的這一職權乃是蘇維埃的處分原則的表現。”檢察長不僅可以提起案件，而且可以參加法院所審理的任何案件。“檢察長在參加訴訟的同時，乃是蘇維埃國家的代表人和蘇維埃法律的維護者。檢察長提起訴訟也好，在訴訟中提出意見也好，對法院判決或裁定提出抗議也好，他參加審理民事案件的唯一目的不是別的，正是幫助實現社會主義公平審判的任務。”[⑨]
四、保障司法公正——我國民事檢察監督之目標
（一）既往的認識
我國法律對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認識是隨著政治、經濟的發展而形成的發展的。
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的問題，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已經提出并付諸立法和司法實踐了。１９４１年《陜西寧邊區高等法院組織條例》中就有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的規定。１９４７年《關東高等法院通知》中也曾指出：“凡民刑兩庭訴訟案件，由民刑庭長秉承院長和檢察長的意圖處理之。”建國以后，在較短的時間內醫治了戰爭留給國民經濟的創傷，隨后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熱潮，與此相應，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進入了新階段，對于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的制度，也仿效蘇聯的模式，在法律上做了明確規定。１９４９年１２月頒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試行組織條例》規定，最高人民檢察署直接行使并領導下級檢察署行使的職權包括“對于全國社會與勞動人民利益有關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訴訟，均得代表國家公益參與之。”１９５１年《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及１９５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均有類似的規定。這些規定盡管只是原則性的，但是由于當時的法制工作以蘇聯為樣板，因此，有的地方人民檢察院有組織地學習了蘇維埃民事訴訟法，著手摸索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的范圍、程序和工作方法，少數人民檢察院經過參與民事訴訟的摸索，還及時做了總結。[⑩]當時對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制度的認識，與蘇聯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
當然，限于當時階級斗爭的形勢和檢察機關自身的條件，從全國來看，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的業務開展得很少。５０年代后期“左”的思想干擾和法律虛無主義的影響，法制建設遭到了破壞，檢察機關就更少開展參與民事訴訟的活動。到“文革”期間，檢察機關名存實亡，甚至干脆被取消了。
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國法制進入了恢復和發展的新時期。１９８２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１２９條以及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１條都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１９８２年３月第五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第１２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該法在制定的過程中，對于人民檢察院是否參與民事訴訟的問題存在分歧意見，最后采納了否定意見，主要理由有二，一是檢察機關不參與民事訴訟與實現法律監督本來就是兩種不同的職能，不能混為一談；二是如果規定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實際上行不通，因為檢察機關同刑事犯罪作斗爭的任務很重，事實上也沒有力量來參與民事訴訟。[①①]
民事訴訟法試行法典在施行的過程中，理論界以及司法界不斷有人主張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其主要理由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１．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是維護正常民事秩序，保護公有制的需要。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其性質決定它除了擔負偵查監督、審判監督、監所監督等任務之外，還擔負著對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團體以及公民個人的行為是否合法進行監督的任務。事實上，雙方或多方違法進行民事活動，損害國家、集體和其它公民利益的情況屢有發生，其中有的屬于故意串通的行為，有的屬于非故意的違法行為。也有些單位在其權益遭到侵害時不敢起訴，顧慮重重。也有的單位慷國家公有制之慨寧可財產遭受損失也不愿起訴。這些行為都有損于國家的經濟利益，必須由檢察機關提起或參與訴訟，維護正常的民事秩序，保護公有制。
２．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實行民事審判監督，是防止和糾正訴訟中的違法行為，保證審判質量的需要。民事經濟糾紛紛繁復雜，有的牽涉面廣，有的在法律適用上缺少明確的法律規定，因此處理的難度大。在我國，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根本任務是一致的，人民檢察院參與民事訴訟，進行審判監督從積極的意義上看，是對人民法院的配合與幫助，便于同人民法院通力合作，互相支持，提高工作效率和辦案質量，有利于復雜案件的解決。另外，從人民法院與人民檢察院相互制約的一端來說，人民檢察院參與民事訴訟，有利于消除審判人員的違法行為與改進審判作風，防止可能發生的錯誤。
３．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是完善社會主義法制的需要。一方面，檢察機關不參與民事訴訟，致使“人民檢察院有權對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的原則無法貫徹落實，并因此使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工作成為事實上的“獨家經營”，由此滋生了種種弊端。另一方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１４條第３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１８條第１款的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檢察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這些規定不僅應當適用于刑事訴訟，而且應當適用于民事訴訟，由于民事訴訟法并未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裁判進行抗訴的程序，從而也就使人民檢察院的這一職能無法得到發揮，因此民事訴訟法與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不相協調。要消除上述法制上的不完備之處，可行的途徑就是在各級人民檢察院內部設立民事檢察機構，根據必要和可能，參與民事訴訟。
主張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者還認為，檢察機關同刑事犯罪作斗爭的任務雖然很重，但如果因此認為檢察機關只能參與刑事訴訟，仍是“重刑輕民”的錯誤觀念作崇。
１９９１年頒布了新民事訴訟法典，該法已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于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發現錯誤者，應當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起抗訴。在立法討論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提起和參加民事訴訟的問題，之所以被否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種做法與民事訴訟法的性質、特點不符，違背了民事訴訟程序的發生是因為有當事人提起訴訟，以及民事訴訟應當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則，沒有必要在原告不愿意打官司的情況下，強行代為起訴，尤其是沒有必要由人民檢察機關去代替原告‘打官司’。而且檢察機關參加訴訟支持一方當事人，也必然造成當事人訴訟權利和訴訟地位不平等。……所以，只能是‘事后監督’，即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時提出抗訴，但不能提起訴訟和參加訴訟。”[①②]
（二）反思與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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