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華振 ]——(2005-1-24) / 已閱25769次
第三，若投向高科技產業，則溫州缺少足夠的技術和人才。這條路好象也走不通。
第四，若投向其它一些很具有吸引力的領域，在目前卻恰恰又是民營資本限制進入的領域；即使現在國家的法律條文上已經允許民間資本“有限度地”進入這些領域，但也由于是剛剛放開，事實上的限制仍然沒有消除，離理想的自由狀態仍差一大截。出于對自身投資安全的考慮，溫州民間資本在目前的形勢還沒有徹底明朗之前，還不敢放膽把大筆的錢往這些領域投。所以，這條路也不能通羅馬。
——條條道路都似乎無法最快、最便捷地通往羅馬。但資本的天性就是“運動、運動、再運動，增值、增值、快增值”，在這種情況下，大量閑置的溫州民間資本左沖右突地找出路，猛然間發現：投向房地產最安全、最快捷、最可行。因為炒房最適合溫州人這樣的民間投資者，它是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投資方式，做好了，利潤可能遠比其它領域高；即使做不好，至少還有幾套房子在自己手中，不會象股票那樣變成一堆廢紙，況且轉手脫身也容易得多。
而且，炒房不受重工業基礎、高新技術、知識產權、人才供應等因素的限制，大錢小錢都能做，大的投資者可以買下整棟樓，小的投資者也有能力買兩三套，十分靈活，船大船小都方便調頭。
于是，在遭遇了戰略轉移的瓶頸后，溫州民間資本一方面是“迫不得已”地、另一方面又是“心甘情愿”地涌向了房地產市場，出現了蔚為壯觀的溫州炒房團席卷全國之熱潮。
實證分析：中國民間資本大變局初現端倪
溫州人炒作房地產由來已久，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溫州人幾乎挨家挨戶蓋起了新樓房，當時蓋新樓房主要是滿足自己居住。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溫州人已不滿足一家一幢樓房的居住水平，又開始瘋狂地建新房或購買商品房，當時一些有錢人家一戶至少擁有3-4套房子。這樣超常的購買力導致當地房價幾年來一路攀升，至今房價仍居高不下。目前溫州一般地段的房地產每平方米均價大約在6000-7000元左右，這樣的房價對一個地級城市來說算是天價了。溫州人炒房也促成了當地房地產公司的發展，現在溫州有400多家房地產開發商，一個地級城市擁有如此多的房地產開發商在國內是罕見的。
然而，房地產作為一種帶有“天然壟斷性”的稀缺資源，必須不斷向外擴張，才能滿足不斷增長的資本之追逐，于是，當溫州本地的房地產被炒完之后，財大氣粗的溫州民間資本把觸角伸向了外地。上海作為中國最大最繁華、也是離溫州最近的超級大都市，當仁不讓地成了溫州炒房團向外省市擴張的第一站。2001年8月18日，一個由157人組成的溫州購房團浩浩蕩蕩開進上海，3天就買走了100多套房子，把5000多萬元砸向了上海樓市。這批人后來被認為是全國房地產市場的第一批專門真正意義上的炒家。根據溫州駐上海的商會統計，現在大約有200億元的溫州民間資金注入了上海的樓市。上海房價近幾年一路飆升，給溫州炒房者帶來了超過20%的投資回報率。［1］
到了2002年，溫州炒房團的隊伍進一步養大，并開始迅速走向全國各地的其它省會級城市。比如，當年9月，40個浙江人在武漢下注4000萬元，爆炒武漢房地產市場。
2003年，溫州炒房熱不再僅僅局限于省會級城市，還傳染到了二級、三級城市。當年8月，溫州購房團30人在徐州買下價值3200萬元的房產。 10月，40多個溫州人奔赴青島，兩天成交2500萬元，青島的半島都市報以頭版頭條對此進行報道，標題就是“溫州人花千萬元買走青島一條街”。12月，上海最大的爛尾樓寶通大廈被溫州民營企業飛洲集團正式炒走，金額為7億元。［2］
進入2004年以來，溫州炒房熱進一步升溫，已經成了比“禽流感”還流行的“錢流感”，我國經濟法專家劉大洪形象地指出：“溫州現在已經不能再叫‘溫’州了，在越來越熱的炒房熱浪的推動下，它已經成了中國目前最燙手的資本‘熱’州了”。比如，今年元旦，僅僅通過一次溫州房地產交易會，炒房的成交金額就高達14.6個億。3月，在成都春季住博會上，來自溫州和全國其它地區的房地產“游資”對博覽會進行了一次掃蕩，導致蓉城住宅價格又往上狠狠地升了一截，以至于當地的多名專家針對這種情況，特別向成都市政府提出了“要為防范和阻擊樓市風險做好準備”的提案。
目前，溫州專業的（注意：是專業的）炒房隊伍按最保守的估計，也有5000多人。而通常1個專業的炒房者能帶動周圍的20—40個普通炒房者，按1人帶30人來計算，也高達15萬人！15萬人的溫州炒房大軍，浩浩蕩蕩，蔚為壯觀。據測算，溫州有高達1500億的資金在全國各地炒房！
炒房已經成為目前溫州的第一產業。溫州民間資本開始了乾坤大挪移。
現狀冷思：變局中的危險變量
在中國各地民間資本的區域經濟版圖中，溫州是發展最穩健的一個。如果把各地民間經濟的相互競爭比作一個大的演武場，溫商、粵商、滬商、魯商、漢商等等就是華山論劍的各大門派，它們在中國經濟的“光明頂”上各自施展絕招，一爭高下。溫州人現在的瘋狂炒房熱就象金毛獅王謝遜練的一種奇怪武功“七傷拳”，它既能在短期內提高自己的功力，一拳擊中敵人會令其“七臟俱傷”，但同時也會傷害自身，嚴重時會導致自己也“七臟俱傷”，故名“七傷拳”。
拿出1500多億的錢來在全國各地瘋狂炒房，這既能在短期內為溫州商人帶來大筆利潤，也會傷害其自身的元氣，就象七傷拳一樣。
其一，缺乏經濟學上的前提條件，可能陷入消化不良的困境。溫州人在外地炒房幾乎全部是為了投資，很少用于自己居住。也就是說，他們買房子只是手段，而獲利卻是終極目標。眾所周知，投資型的房地產的獲利途徑只有兩條：一是租出去，收取租金，通過比較豐厚的租金在若干年里把投資逐步收回來，然后再實現盈利。二是以更高的價格轉手再賣出去，在低進高出之間賺取差價，這個差價就是利潤。但是，必須注意的是，這兩個途徑要想順利運作，首先要滿足一個經濟學上的假設，即：必須有足夠繁榮的房屋出租市場和二手房轉讓市場，才能承擔得起溫州人的這種炒房運作模式。［3］
但不幸的是，由于房地產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它是無法自由運輸的典型不動產，這一點決定了它只能在當地消化，也就是租給當地人或轉賣給當地人。中國社科院朱廣新博士說，如果當地人對房地產租金和轉賣價格的接受程度不高，則就意味著溫州人炒下的這些房地產將不能預期變現成高額回報，將會出現消化不良，只能成為“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這一點，在二線城市（地市級城市）和三線城市（縣級城市）表現得尤其明顯，據悉，已經有不少在二三線城市炒房的溫州人兵敗而歸，主要原因就是當地人對房地產租金和二手房的轉賣價格接受能力有限。
相比之下，在上海、北京、廣州、深圳、武漢、長沙等一線城市炒房的溫州人要幸運得多，在這些城市炒房雖然買入價遠比二三線城市高，但由于當地人的經濟能力本身就很強，可以比較順利地消化掉溫州人炒下來的那些房子。從這個角度來看，一線城市將繼續成為溫州炒房團的理想之地，而去二三線城市炒房淘金似乎還顯得過于超前，除非有膽量和實力做好10年之內不見明顯回報的打算。
其二，溫州本地將會因為巨額資本都投進了外地炒房之中而失去進行產業調整和升級的機會。在過去的20多年里，與其它地區相比，溫州商人的勤懇是最令人敬佩的，早在80年代，其它地區的人們還在固守“窮死不經商、餓死不離鄉”的小農習氣時，勤勞且有眼光的溫州人就不畏艱辛地到全國各地做生意，哪怕是小生意，溫州人也做得有聲有色，最典型的當數席卷全國的溫州發廊熱——連開理發店之類的小生意都做成了中國改革之后最成功的、最早的一個名牌效應，溫州人經商的天賦由此可見一斑。
告別了理發店之類的小生意之后，溫州人又專心于做輕工制造業，也做得十分成功。據此，我們基本上可以把溫州人的經商史劃分為兩大階段：一是炒房熱形成之前的階段，是溫州人通過一點一點的辛勤勞動而進行原始積累的時期；二是炒房熱形成之后的階段，富裕之后的溫州人大部分以炒房作為盈利的主要來源。而眾所周知，靠炒房地產吃飯是典型的食利階層的生財方式之一。
因此，正如清華大學的曹治國博士所說，過度炒房的危險之處就在于：如果長期這樣下去，要不了多長時間，勤勞的溫州人將會淪落為不思進取的食利階層，正在崛起的溫州輕工制造業將喪失中國入世之后進行產業調整和升級的大好機會。也就是說，在未來中國各地民間資本的演武場上，溫州資本將會喪失其原來的核心競爭力，有可能從目前它作為中國民間資本的江湖盟主地位上衰落下來。
歷史鏡像：中國民間資本大變局的歷史軌跡考
我們看到今天的溫商之繁榮，不能不想起中國古代的徽商。溫商必須認真分析徽商的興衰成敗之軌跡，以防步其后塵。徽商，即徽州商人，始于南宋，發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葉，盛于嘉靖，清代乾隆達到鼎峰，至嘉慶、道光年間日趨衰敗，前后達六百余年，稱雄三百年，在中國商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注：為論述方便，下面把徽商擁有的資源也作為近現代經濟學上所說的“資本”來進行分析。）
南宋遷都臨安（今杭州）以后，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下移，促使其臨近地區的經濟首先得到相應發展，中原文化也隨之被引入江南。徽州正處在當時東南經濟要區的中心、南北交往的要道。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環境和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促使徽州從“地主經濟”向“商業經濟”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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