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華振 ]——(2005-1-24) / 已閱25757次
——這一點，與今天的溫州在整個中國的經濟版圖中的位置有幾分相似之處。
徽商是個富有激情與創造力的商派。他們從小就外出經商、進軍城市，在每一個有商機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徽州人的身影。徽商靠他們吃苦耐勞的精神與宗族整合勢力的優勢，擠垮一個個商幫，占領一座座城市。其帶給我們的是吃苦耐勞、敢于挑戰的冒險精神，這一點在中國當時奉行中庸之道的社會顯得十分耀眼。
——這一點也與溫州商人在改革開放以后的80年代在全國各地從溫州發廊之類的小生意做起十分相似。
徽商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以血緣和地緣結成商業團體，并借助這樣的關系開展商業競爭、溝通商業信息、傳授商業經驗。這也是人們常說的“天時、地利、人和”中的“人和”之因素。因為血緣關系，他們具有較強的凝聚力、向心力，易于結成牢固的團體。而同一的地緣關系，相互之間十分了解，容易建立起相互信賴的關系，逐漸形成了同一血緣、地緣的人從事同一種類的商業且在同一地經營的現象，形成了行業宗族化和地緣化的特點。有些行業在某一個地域完全被徽商壟斷，其他商幫根本無法插足。由于有了血緣和地緣的關系，徽商之間有著很強的親情認同感，他們認為商業的興衰成敗直接與本族、本地的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彼此之間非常樂于提供商業信息、傳授商業經驗，從而減少了經商的困難、增加了成功的把握。
——這一點也與今天溫州民間資本的經營風格很相近。
徽商注重誠信，講求商業道德，他們認為商家與顧客的關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如果一時貪圖小利或敲榨顧客，雖然能給自己帶來暫時的利益，但卻毀壞了雙方長期合作的基石。徽商將商譽看作商品價值的一部分，他們認為樹立起良好的商業信譽，并以此獲得顧客的充分信賴，這才是商業興旺發達的保證。因此，徽商大都通過長期艱苦的努力去建立起良好的商業信譽，并極力維護這種信譽，視之比金錢更寶貴。以茶商為例，經營外銷茶的徽州茶商為了確保商品的質量，從毛茶的收購、茶葉加工，到最后的成品包裝，都十分下功夫。茶商在收購茶農的毛茶時十分看重質量，收購的毛茶要細嫩、緊結，碰到死茶、爛茶、斷折、紅蒂等現象較多的毛茶即拒絕收購。
——這也與今天的溫州商人何其類似。
徽商當年的繁榮程度，絲毫不亞于今天的溫商。明代，徽州經商的人數已經達到“賈居十九”，經商的范圍也是“持籌遍九州”。徽商除了人數多、活動范圍廣外，商業資本也十分雄厚，“無微不成商”成了當時商場上公認的現象。象“程十萬”“祝半州”之類稱呼的巨商，在明朝以前還是少數，而到了明清時期，這樣的“大賈”則已經不足為奇了，擁有二三十萬兩銀子的商人只能算是“小賈”。
——這與今天有人提出“無溫不成商”的溫商盛況足以媲美。
但不論當年曾何其輝煌，徽商后來還是衰落了。筆者之所以拿中國古代的徽商來與今天的溫商做對比，也就是想提醒一下溫商不要在瘋狂的炒房熱里迷失了方向，而應把徽商當成一面歷史的明鏡。當年徽商衰落的原因很多，如苛捐雜稅以及太平天國起義等等，但其中對今天的溫商有啟示的原因我們必須加以重視、認真研究：
其一，由富裕而導致的食利階層的出現，使徽商積累的資本沒有用于擴大再生產，以至于后來喪失了核心競爭力。鴉片戰爭后的徽商不再象他們的先人那樣積極進行擴大再生產，而是出現了“食利階層”，由原來勤奮敬業、吃苦耐勞，變成了貪圖享受、大興土木、廣建豪宅。大量的資本被用于買田置地、建房、娶妻、納妾、續譜、立坊，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商業資本的萎縮。例如，清咸豐年間，徽商汪定貴花金百兩、白銀八十萬兩在家鄉修建豪宅承志堂，全宅有七個樓層、九個天井，房屋60間，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積3000平方米。這消耗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影響再生產的進一步擴大，造成商業資本匱乏，喪失核心競爭力，最終導致難以適應市場激烈競爭而走向衰落。
——這與今天的溫州炒房熱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點。相似之處都是當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開始形成專門的“食利階層”，而且都是把房地產之類的不動產作為資本的主要投向。不同之處在于，徽商囿于當時的社會條件，搞房產主要是自己居住，搞地產主要是雇佃戶耕種，還不可能象今天的溫商那樣主要用于出租或二手轉讓。
我們不懷疑當今的這一代溫州商人能否保持當初創業時的可貴品質，我們擔心之處在于：下一代在炒房中成長起來的溫州人會不會真地淪為中國最大的一群專門“食利階層”？如果這個預言不幸成真，那么，溫商已經可以從徽商這面歷史鏡子中隱約看到自己的“500年后”甚至“50年后”了，溫州民間資本的大變局似乎可以還未蓋棺就能定論了。
其二，沒有進行及時的產業調整和升級，坐失市場良機，慘遭市場淘汰。由于過多的資本用于買田蓋房及個人奢侈，徽商失去了進行產業升級的時機，所以，當更新技術的外國商品加入競爭后，徽商就慘遭淘汰了。清光緒之前，由于茶葉只有中國出產，所以，處于天然壟斷優勢的徽商在茶葉出口上幾乎沒有遇到競爭對手，當然暢銷。但是，自從光緒年間之后，印度等國大面積引種茶葉成功，為了與中國爭奪國際市場，這些國家的茶商采用了近代化的工廠生產，使用機器制茶，極大地提高了制茶工藝。而中國的徽州茶商仍舊停留在作坊式的手工生產水平上，落后的制茶工藝導致其茶葉質量不如"洋茶"。光緒二十三年，清兩江總督劉坤一借鑒國外機械制茶的經驗，明令以機器制造外銷茶，但徽州茶商因循守舊，缺乏近代化生產的開拓意識，他們以費多效微為名，激烈反對，此事只得作罷。這樣，由徽商一手經營的中國茶葉出口由于工藝落后、質量不如"洋茶"，在國際市場上逐漸失去了競爭力，出口量逐年遞減。
——對于任何人來說，資本總量都是有限的，即使是富甲天下的溫州人也不可能擁有取之不完、用之不竭的財富。那么，在財富總量有限的前提下，高達1500億的溫州資本都充當了炒房的熱錢游資，很顯然，這肯定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溫州對現有的輕工制造業進行調整和升級。長期這樣下去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這已經被當年徽商的教訓充分證明了。
對策展望：對炒房熱進行適度干預
然而，如果我們根據以上分析就匆忙對溫州民間資本做出結局式的結論，似乎有點為時過早。因為，變局并不等于結局，變局有可能導致一個舊結局，也有可能通向又一個新開端。在“現代”市場經濟的大海里弄潮的溫州商人畢竟比中國古代徽商的眼光長遠得多，至少他們懂得用經濟學理論去分析自己的行為到底是不是符合市場規律。因此，除非有十分極端的情況出現，否則，溫州民間資本應該不會重蹈徽商的覆轍。
從經濟學上看，如果太多的資金都流向某一個行業，肯定是不正常的，房地產業也不例外。以炒房熱為代表的后炒股時代的到來，給中國上市公司敲響了警鐘，也給中國經濟發出了一個紅色警報。［4］但在目前中國上市公司由大股東任意操縱的情況下，要打消中小投資者對股市的不信任心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與股市上大股東對中小股東的血腥屠殺相比，房地產倒顯得溫和得多、可愛得多。雖然從長遠看，炒房過度會導致“房地產懸河”，一旦這條“懸河”決堤，會淹沒國民經濟的“良田”，但在最近的幾年內、在中國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走上規范之前，中小投資者似乎很難再踴躍地回到股市上去。［5］
再者，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國著名學者型企業家、原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孟奇指出，我們批判的只是“不當的炒房”（也就是不顧一切的、盲目的、失去理性的炒房熱），而正常的、符合經濟法則的炒房不應當一概反對。因為，經過20多年的發展，溫州民間資本相對來說的確已經十分雄厚，溫州本地的輕工制造業再怎么需要擴大再生產，也需要不了這么多的資金。資本的天性就是要運動、增值，多余出來的閑錢當然可以、而且應該投到其它領域去逐利，適當地去成熟的一線城市炒炒房并無太大不妥。炒房能在一定程度上繁榮經濟、刺激有效需求，促使人們把本來收得很緊的錢袋放開來。“股票不敢炒，這錢總不能閑在手里吧？總得為運動的資本找個適當的出路，炒房熱的興起，恰恰給中小投資者手中的死錢找到了一個活路。”我國學者型企業家、永誠集團董事長劉孟奇如是說。
炒房還加速了房地產市場的成長，溫州炒房團所到之處，原先不溫不火的樓市霎時亢奮不已，房價漲聲一片。“我們給當地的房地產市場帶來了生機與活力，”一位溫州炒房者說，“我們用的都是自己通過原始積累而來的血汗錢，我們的錢都是來路清白的。進入房地產市場，我們也是順應經濟大勢而為，我們的做法是合法的，也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的確，不可否認，溫州炒房團炒高了當地的房價，炒高了當地的GDP，更將成熟的房地產運作理念帶到內陸城市。從某種程度上說，溫州購房團代表了一種先進的市場理念，它對各地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正如前文已經分析的那樣，10年之內溫州炒房團如果只是在條件成熟的一線城市里炒，這是符合當前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的，似乎并沒有太多的可指責之處。
關鍵是在那些根本不成熟的二三線城市，如果溫州人投入了過多資金進去，是肯定要在當地低矮的市場消化能力之天花板上碰得頭破血流的，而且也會攪亂當地本就處于襁褓中的房地產市場，無異于拔苗助長，利大于弊。［6］
因此筆者認為，中國目前對炒房不應進行過于嚴格的狙擊，因為它畢竟是一種市場化的行為。雖然會產生市場失靈現象，但至少在目前股市不能令中小投資者放心的情況下，“后炒股時代”的出現也是市場規律這只無形之手的一種自發調節。炒房熱只不過是“后炒股時代”的一種典型表現形式，假如不出現炒房熱，閑置在中小投資者手中的大量“閑錢”也會找到另外一種宣泄出路。正如我國經濟法專家劉大洪所指出的那樣，炒房熱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炒房本身，而在于中國股市持續了十年之久的圈錢游戲終于走到了盡頭，股市的表現令中小投資者感到心寒，使中國進入了“后炒股時代”。不從根源上（即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上）找原因、想對策，不扭轉中國的“后炒股時代”，僅僅對炒房進行狙擊，是治標不治本的一種做法。
總之，不論如何，這一場轟轟烈烈的炒房熱都將會給溫州民間資本、以至整個中國民間資本帶來一次大變局，或正面或負面。作為一種市場化取向的行為，溫州炒房熱也會象其它一切市場一樣出現“市場失靈”，我們的任務在于采取經濟手段和柔性方法，引導它朝著正常的方向發展，用有形之手去彌補無形之手的失靈，力爭使這場變局成為一個新的開端，而不是成為一個舊的結局。若強行采取過于剛性的行政手段對炒房進行狙擊，這種做法的本身就已經違悖了經濟法的精神，是對市場經濟規律的強行否定和取代。這就是現代經濟法所要求的“適度干預”。［7］
參考文獻：
［1］土地新政引發地價上漲 房價地價誰唱主角［N］.中華工商時報,200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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