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青貴 ]——(2006-7-27) / 已閱35568次
環境基本法，是以憲法關于環境保護的規定為立法依據，將環境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加以保護和改善的綜合性實體法，我國現行的《環境保護法》就是我國的環境基本法。根據《環境保護法》第二章的規定，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制定國家環境質量標準和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對國家沒有規定的可以做出地方規定，對國家已經規定的可以嚴于國家標準制定地方標準。根據這一規定，地方政府可以在不與國家排污標準相沖突的情況下，實施比國家更嚴格的地方排污許可交易制度。從立法實踐來看，在我國實施排污許可交易制度，并不與《環境保護法》的規定完全不符，今后的任務在試點的基礎上，依成功實踐經驗，將該制度反映上升到環境基本法規范。
（5）排污許可交易制度與相關的環境法基本制度
在我國現行的環境法基本制度里，與排污許可交易制度有較大關系的有兩個——排污許可證制度和排污收費制度。排污許可交易制度可以在現行的排污許可證制度的基礎上建立。為了實現對污染的有效控制，應該針對不同情況采用交易制度與排污收費制度并用的方式。
排污許可證制度是排污許可證是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下頒發的許可證，這一類許可證是以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為前提的，是在總量控制額度范圍內頒發的許可證。而排污許可交易制度與排污許可證制度都是在控制排污總量的基礎上，以排污許可證的形式控制每個污染源的排污量，而兩者的區別只是許可證是否可以轉讓。可推知，排污許可交易制度屬于經濟刺激方式，而排污許可證制度屬于命令與控制方式。
排污許可證制度中的許可證不能交易，而是以一種命令與控制形式將排污許可證分配給各污染源。排污許可證制度是以高昂的社會成本為代價使主管部門對污染的控制產生直接控制。在分配排污許可證前，主管部門必須對市場主體的生產規模、技術力量和控制污染的能力等方面作細致的評估調查，再根據主體的不同情況分配排污許可證，排污許可證制度在遇到某些情況時，就顯現出缺乏靈活的一面，原本合理的許可證分配就可能不公平了。
在排污許可交易制度中，允許排污許可證進行交易，可以在實現有效地污染控制時，充分地節約社會成本。排污許可交易制度也要求主管部門的分配要盡可能的合理有效，但可以避免主管部門責任過度加重帶來的不合理。企業因為自己了解其自身的實際情況易于達到最理想狀態。排污許可交易制度借用市場的價格機制，讓企業根據自身條件對許可證通過市場進行再分配。另外，與排污許可證制度相比，交易制度更具有強烈的靈活性。交易制度中的許可證分配可隨企業的變化而經過市場加以調整。
排污收費制度是對企業的排污進行收費或征稅，和排污許可交易制度一樣同屬于經濟刺激方式，但兩者的刺激方式不同，是市場刺激和非市場性刺激的區別。排污收費制度要求企業要排污就必須交納一定的費用，而交納的費用必須用于環境污染的防治。該制度充分體現了“誰污染誰治理”、“污染者負費”的基本原則。從經濟學的角度上講，當企業控制污染的邊際成本等于排污費的費率時，減少污染對企業來說是值得的。這樣，所有的企業都會把控制污染的邊際成本盡力維持在費率的水平上，使各企業間減少污染的邊際成本趨于一致，從而使防治污染的費用在企業中有效地分攤。
對比這兩種經濟刺激措施，不難發現：交易制度限定的是污染控制水平，而收費制度限定的是控制污染的成本；交易制度讓資源在個體之間流動，而收費制度讓資源從個體手中流向國家；兩項制度都會增加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開支，但收費制度使兩者的開支增加幅度更明顯；交易制度能自動適應通貨膨脹，而收費制度不能；在實踐中，交易制度更容易受到市場上其他因素的影響，其實施效果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由此可見，這兩種制度是各有千秋，適用于不同的情況。交易制度能夠控制污染總量，但排污許可證首次分配的對象僅限于排污量達到一定數量的固定污染源（主要是工業企業），這樣才便于統計數據、合理分配并有效監督。而收費制度根據污染量收費，它不能控制污染水平，容易造成“有錢就能污染”的結果，這樣就很難控制污染嚴重的企業的排污量及其造成的嚴重后果。但對于非固定污染源（農業污染和生活污染），其污染水平變動相對較小，相對容易控制，采用收費制度更為合理。
我國排污收費制度，主要被用于污染的綜合治理，改善我國環境質量狀況。現有的收費制度隨著經濟發展顯露出明顯的不足：一是征收方式不科學，即同一排污口含有兩種以上有害物質的，按收費最高的一種計算；二是收費標準過低，制定于八十年代初的排污收費標準，與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不符，出現了諸如“超欠量收費”等現象。因此，還需要對排污收費制度的內容做進一步的調整，以適應排污許可交易制度的發展要求，最終與排污許可交易制度共同地發揮環境效益刺激作用。
五、總述
污染防治問題，由于有限理性的市場經濟人活動造成，若要完全性地解決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必然要從根源著手，完全靠政府進行防治無異于“公地的悲劇”。享受的人越多的物品，獲得人們的關注越少。以至政府只能以行政強制命令使市場主體對自己活動造成的污染負責。但是，這種加重政府負擔和可能造成新形勢下的政府尋租行為未能從根本上促使市場主體形成內部減少和消除污染物的排放的積極性，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污染防止和可持續問題。
市場主體進入市場，也造成了很強外部性影響，在正負外部性抉擇之間主要取決于外部性產生的主體自身，其自身完善程度和技術發展水平至關重要。污染物的排放具有相當的負外部性影響，要徹底解決污染問題，必然需要從排污主體本身構成的合理性入手，優化市場主體結構，而將污染物排放納入經濟法規制下的市場軌道，真正實現了將市場主體外部性內部化，將污染物排放作為市場的一項成本，為獲得效益最大化，必然性地縮減生產成本，減少污染物的排放量。此外，排污許可法律制度下的排污許可，經市場機制調整，產生經濟效益，以激勵和引導市場主體通過生產和技術改革，更新技術和設備等積極方式，盡量減少污染物排放量，將減少的排污許可通過市場轉化為企業的一項產權，獲得可觀的經濟收益，以增強市場主體的競爭力和發展實力。也只有排污許可交易法律制度化才能最終解決把排污權交易引入市場過程中要解決的市場交易行為和市場交易管理行為之間的合理化問題；只有排污許可交易法律制度化的引入才能解決充分發揮市場在排污權流動中的基礎性作用問題；也只有它才能發揮國家在排污權交易市場管理中的應有性功效。將排污許可交易制度法律化才能最終實現公平性為基礎，公益性為價值目標，效益性為核心法律價值。
西南政法大學經貿法04級7班
楊青貴
電話：13996293058
主要參考書目
1、陳泉生著：《環境法原理》，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2、汪勁著：《環境法律的理念與價值追求》，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原田尚彥著：《環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4 金瑞林 : 主編：《環境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5、埃得加.博登海默著：《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
6、王全興: 著：《經濟法基本理論專題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版。
7、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著：《法和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
8、李昌麒主編：《經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修訂版。
9、李昌麒著：《經濟法——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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