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光華 ]——(2006-9-18) / 已閱63136次
（3）犯罪對象的不同形態決定了犯罪結果具有不同的形態
犯罪結果包括哪幾種形態？是包括物質性的犯罪結果、非物質性的犯罪結果還是抑或其他，這取決于犯罪對象的表現形態及范圍，犯罪對象的不同形態決定了犯罪結果具有不同的形態。犯罪對象具有承擔社會關系、作為社會關系的表現形式的特點，因而決定犯罪結果的外部形態。犯罪對象的特點決定了犯罪結果現象形態的特點，犯罪對象的表現決定了犯罪結果現象形態的范圍。離開了犯罪對象，就根本無法理解某種客觀變化何以會成為犯罪結果的現象形態。 按照前述關于犯罪對象的內容的觀點，筆者認為犯罪對象包括物質性的犯罪結果和非物質性的犯罪結果。
犯罪對象、犯罪行為、犯罪結果三者緊密聯系在一起，并使犯罪對象與犯罪結果的關系清晰可辨：犯罪對象是犯罪行為與犯罪結果之間發生聯系的橋梁與紐帶，沒有犯罪對象，犯罪行為就會失去方向，犯罪結果也就不能產生。犯罪結果是犯罪行為作用于犯罪對象所造成的一種變化現象，犯罪結果只有借助于犯罪對象才能體現自己的存在。如對象為財物的犯罪，犯罪結果的存在形式必然表現為財物的屬性的變化現象：或為不法者所占有，或為不法者所損壞，或為不法者所假冒，等等。因此可以這樣認為，犯罪對象的內容、范圍、存在形式、功能相應地決定了犯罪結果的內容、范圍、存在形式及功能，離開犯罪對象，犯罪結果的認定就失去了依據，犯罪結果與犯罪對象的這一對應關系為我們通過研究犯罪對象認識犯罪結果提供了新的途徑與思路。
四、犯罪對象與刑罰適用
任何犯罪都侵犯了一定的犯罪對象，在司法實踐中，正確認定犯罪對象對定罪量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犯罪對象在定罪中的作用
1、區分罪與非罪
（1）不同的對象決定罪與非罪。刑法對一部分犯罪規定了特定的對象，對象的不同在一定情況下可以決定犯罪成立與否。例如，明知是未滿14周歲的幼女而與其發生性關系的，即使雙方都是自愿的，也定強奸罪；若是與已滿14周歲的女性雙方自愿地發生性關系，則不構成犯罪，這說明刑法對幼女這一對象給予了特殊的保護。
（2）對象的一定特征可以區分罪與非罪。例如，經濟犯罪、財產犯罪中大部分都要求必須達到一定的數額才能構成；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中，大部分罪都要求給對象造成的損害達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構成犯罪。此時的犯罪對象的數量、程度等特征在決定罪與非罪之間（或犯罪行為與一般違法行為之間）起著重要的作用。
2、區分此罪與彼罪
（1）類似行為，因為犯罪對象的不同而被刑法規定為不同的犯罪。例如，盜竊一般的財物構成盜竊罪（假定數額等均符合盜竊罪的標準），但盜竊槍支、彈藥等則另成立盜竊槍支彈藥罪。
（2）犯罪對象的在一些情況下可以引起行為性質的變化。例如《刑法》第269條的規定就是這樣的一個例證。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的犯罪對象只能是公私財物，當犯罪人在實施上述行為，為窩藏贓物、抗拒逮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這時的犯罪行為不僅指向他人的財產，而且指向他人的身體，犯罪對象的變化導致犯罪行為的性質的轉化，整個行為已經具備了搶劫罪的特征，因而在認定時只能確定為搶劫罪。
（3）對同一對象的不同侵害可能構成不同的犯罪。由于同一犯罪對象可能承擔多種社會關系，對其不同方面的侵害則可能構成不同的犯罪。例如“人”作為犯罪對象，可以承擔多種社會關系，對“人”的不同的侵害可以構成不同的犯罪，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他人身體健康的行為構成故意傷害罪、非法剝奪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構成非法拘禁罪、侵犯他人性自由的行為構成強奸罪。
（二）犯罪對象在量刑中的表現
犯罪對象對定罪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必然對量刑也發生重要影響。犯罪對象對量刑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1、犯罪對象的不同決定了適用刑罰的不同。同樣一種行為，如果針對的對象不同，則適用的刑罰可能不同。例如，《刑法》第236條的規定，奸淫幼女的強奸行為較一般的強奸行為從重處罰；第384條第2款規定，挪用用于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歸個人使用的，從重處罰。
2、同一類犯罪對象的不同狀態決定了適用刑罰輕重的不同。大部分經濟犯罪、財產犯罪都根據數額的不同規定了不同幅度的法定刑，在這種情況下，犯罪對象的數量直接體現了刑法所保護的權益受犯罪行為侵犯的程度；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中相當一部犯罪也根據對犯罪對象不同程度的侵害規定了不同程度的法定刑，如根據《刑法》第234條的規定，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傷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據此，在司法實踐中，我們不僅要正確認定具體的犯罪對象，而且要正確認定犯罪對象受犯罪行為的侵害的程度。
3、犯罪行為和犯罪對象的關系的遠近程度不同，因而處刑輕重也可能不同。在預備階段，犯罪行為并未直接指向犯罪對象，只是存在這種可能性，因而社會危害性極弱；在犯罪未遂的情況下，犯罪直接指向犯罪的可能性已經轉變為現實性，但由于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犯罪對象并未實際受到犯罪分子所期望的那種影響；如果犯罪分子此期望的影響變為現實，則犯罪行為就達到了犯罪既遂的狀態。一般說來，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由于在犯罪的預備、未遂和既遂狀態下，犯罪行為和犯罪對象的關系的遠近程度不同，因而處刑輕重也不同。
4、犯罪對象的不同，在刑法規定之外，還存在許多酌定的量刑情節。例如，雖然刑法沒有明文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對于搶劫孤寡老人的錢財就要較搶劫一般人的財物的行為從重處罰。
五、部分犯罪的犯罪對象簡評
前面已經從基本理論上介紹了犯罪對象，但這還只是從總論上、宏觀上認識了犯罪對象。在此，結合刑法分則中的個罪來對犯罪對象認識進一步深化，筆者挑選了一些關于犯罪對象有爭議的罪名進行進一步的闡述，對理論界的這些爭議給予一個盡可能合理的解釋。
（一）脫逃罪之犯罪對象
脫逃罪，是指依法被關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從被關押的處所逃逸的行為。傳統刑法理論認為并非所有的犯罪都沒有犯罪對象的一個常舉的例子就是脫逃罪，一般都認為脫逃罪沒有犯罪對象，但卻存在犯罪客體。這種觀點與筆者在前面論述的犯罪客體與犯罪對象間的對應關系的觀點存在矛盾。
隨著對犯罪對象理論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已經有許多學者對脫逃罪無犯罪對象的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脫逃罪是有犯罪對象的。主要有如下幾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任何犯罪都是有犯罪對象的，這是由犯罪對象與犯罪客體的關系所能夠得出的必然的邏輯結論。該觀點還進一步指出，根據我國刑法理論界的通論見解，脫逃罪的犯罪客體是司法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由此可以說明，能夠表現司法機關正常管理活動的事物就應該是該罪的犯罪對象。作為脫逃罪的具體犯罪對象，應當指司法人員的正常的職務行為，正是每個司法人員這樣的職務行為，構成了整個司法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
第二種觀點認為，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在社會活動中任何行為主體的實踐活動都是基于一定客觀事物的活動，必然具有一定對象性的活動。缺乏一定的客觀對象，人們的認識活動從何而起，人們的行為活動從何而為。犯罪行為雖是一種反社會行為，但其行為原理卻同一。有犯罪行為，就必定有犯罪對象，沒有犯罪對象，犯罪行為就無所指向，也就沒有犯罪行為的發生與存在。在脫逃罪中，一定的監管場所就是脫逃行為的對象。沒有這些監管場所的可以剝奪、限制在押人犯人身自由的牢門、警戒線，就不會有什么脫逃行為。
第三種觀點認為，脫逃罪的犯罪對象是實施脫逃行為的犯罪人自身。該觀點認為，脫逃罪是犯罪嫌疑人（這里指脫逃行為的實施者）在自己人身被司法機關關押的狀態下實施的擺脫這種關押狀態的逃跑行為，其逃跑的場所既可能是監獄，也可能是看守所，還有可能是押解的路上，無論在哪種場所逃跑，都因犯罪人由被關押狀態非法變成自由狀態而構成了脫逃罪。脫逃罪的犯罪客體是司法機關對犯罪人或犯罪嫌疑人的監管秩序，在這種社會關系中，司法機關是權利主體，而被監管的犯罪人或犯罪嫌疑人是義務主體，兩種主體之間的監管秩序通過具體的義務主體被關押而體現出來。犯罪人實施脫逃行為，就是把自己由被關押狀態非法地變成自由狀態，從而使某一具體的監管秩序因喪失被監管對象而受到破壞。不難看出，犯罪人是通過改變犯罪人自身所處的狀態來破壞監管秩序這一脫逃罪的犯罪客體的。結論自然很清楚，脫逃罪的犯罪對象是實施脫逃行為的犯罪人自身。
雖然理論上對于脫逃罪的犯罪對象還沒有達成一致的觀點，但理論的爭議不能作為否認犯罪對象存在的理由。上述有關脫逃罪犯罪對象的一些觀點對于我們正確認識脫逃罪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都不夠全面。筆者基本上同意第三種觀點，即認為脫逃罪的犯罪對象是實施脫逃行為的犯罪人自身。按照我國權威《刑法學》教科書所指出的，脫逃罪的客體是國家司法機關對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正常監管秩序。 這種監管秩序要求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處在一定的位置，離開了特定的位置便是對監管秩序的破壞。因此該正常監管秩序的體現最終還是落在實施脫逃行為的犯罪人自身。上述第一種觀點認為脫逃罪的犯罪對象應當指司法人員正常的職務行為。筆者認為，司法人員正常的職務行為并不是正常監管秩序的客觀表現，司法人員正常的職務行為是為了更好地保證正常的監管秩序。正常的監管秩序是靠被關押的人保持正常的位置來體現的。試想，如果被關押的罪犯將監管人員毆打致重傷，使其不能履行監管義務，但并沒有實施脫逃行為，顯然該行為不成立脫逃罪，正常的監管職務行為只是對監管秩序的維持，而犯罪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處于正常的位置才是正常監管秩序的體現。刑法設立該罪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讓這些司法人員正常地履行其職務，司法人員的監管行為只是維持正常的監管秩序的手段而已，其最終目的是為了讓這些被關押人員處于既定的位置狀態。第二種觀點將該罪的犯罪對象界定為一定監管場所的牢門、警戒線等。從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這卻是經不起推敲的。筆者認為，在行為人實施脫逃罪的犯罪行為時，作為犯罪客體的正常的監管秩序必定遭到了破壞，但按此觀點，把犯罪對象界定為一定監管場所的牢門、警戒線等，而作為犯罪對象的監管場所的牢門、警戒線等在行為人實施脫逃行為時卻沒有遭受任何侵害，也沒有發生任何變動，這顯然是不符合犯罪對象和犯罪結果之間的關系的。有的學者從另外一個角度也對該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該觀點本身并不科學，犯罪人并沒有對這些所謂的對象施加什么影響，而且，如果行為人在押解途中逃跑呢？這時犯罪對象又是什么呢？這反而增強了脫逃罪無犯罪對象的證明力。
在揭示了脫逃罪的犯罪對象之后，筆者又對傳統的關于脫逃罪無犯罪對象的觀點進行了一番思考。為什么傳統刑法理論都認為脫逃罪無犯罪對象呢？原因何在？筆者認為，關鍵問題在于傳統刑法理論長期以來忽視對犯罪對象的研究，對犯罪對象缺乏正確的認識。但僅從脫逃罪的客觀方面來看我們確實看不出該行為指向、作用于何物，如果僅以行為人跨越了某一警戒線之類的就認為該行為作用于警戒線之類的，未免太牽強了些，難以說得通。也就是說僅從客觀方面看脫逃行為并沒有任何指向，這說明脫逃罪無任何行為對象，結合主客觀綜合評價的犯罪行為，我們才能發現脫逃罪的犯罪對象是實施犯罪行為的行為人自身。所以，傳統刑法理論中認為脫逃罪無犯罪對象確切地說應該是指脫逃罪無任何行為對象。將犯罪對象和行為對象的理論結合起來，我們發現該罪是沒有行為對象，但卻存在犯罪對象。同樣，類似的犯罪諸如偷越國(邊)境罪的犯罪對象我們也很容易地發現找出犯罪對象——行為人自身，但不存在行為對象。
（二）重婚罪之犯罪對象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與他人結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行為。該罪的犯罪客體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關系。對于實踐中常見的該類犯罪，其犯罪對象是什么？立法上并無規定，理論上也不存在統一的認識，傳統刑法理論一般都認為重婚罪無犯罪對象。按照筆者的觀點，任何犯罪都有犯罪對象，當然，重婚罪也不例外。筆者認為，對于重婚罪之犯罪對象的正確界定必須以明確犯罪對象、正確了解犯罪客體與犯罪對象之間的關系為前提，筆者基于前述犯罪客體與犯罪對象之間的關系來認識犯罪對象。
筆者將重婚的行為基本上可分為如下兩種類型（其他類型的重婚行為，由于篇幅的原因，在此不再贅述）：
一、甲、乙為夫妻關系，丙無配偶，丙與甲或乙登記結婚或構成事實婚姻關系。
二、甲、乙為夫妻關系，丙丁為夫妻關系，甲乙中一人與丙丁之一人結婚或構成事實婚姻關系。
在上述第一種情形，假定甲與乙之間形成的婚姻關系為A婚姻關系，當然這是一種合法的婚姻關系，是受法律保護的。此后甲（重婚者）與丙（相婚者）結婚而形成的婚姻關系為B婚姻關系，顯然這是一種非法的當然也不受法律保護的婚姻關系。我們可以看出，甲的重婚行為所侵犯的客體是A 婚姻關系，這種合法的、并受法律保護的合法婚姻關系。但由于甲與丙的結合（登記結婚或構成事實婚姻關系），使得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關系變成了一夫二妻（或一妻二夫）。A婚姻關系是因為B婚姻關系的存在遭受了侵犯，受甲、丙的重婚行為侵犯的是A婚姻關系，當然，此時A婚姻關系雖然遭到了侵犯，但仍然是受法律保護的，法律設立該罪的目的也就是為了保護此婚姻關系。B婚姻關系是非法的，不受法律保護的，當然談不上受重婚行為的侵犯。相反，正是由于B婚姻關系的產生、存在和發展，才使得A婚姻關系遭受了侵犯。所以，此種情形下的犯罪客體是A婚姻關系。作為這種關系的體現者，也即犯罪客體具體由誰來承擔呢？我們似乎可以很明確地得出結論，該犯罪客體即A婚姻關系的具體承擔者是甲乙二人。所以，此種情形下的犯罪對象是合法婚姻關系的具體承擔者甲乙二人。對于第二種情形，假設甲與丙登記結婚或構成了事實婚姻關系，設甲乙之間的婚姻關系為A，丙、丁之間的婚姻關系為B，甲、丙之間的婚姻關系為C，A、B當然是合法的婚姻關系，甲、丙之間的重婚行為使得正常的一夫一妻制的A、B婚姻關系受到了侵害，正是由于C婚姻關系的存在、產生，才使得A、B婚姻關系受到了侵害，都不再是一夫一妻的了。C婚姻關系是非法的，當然也是不受法律保護的，所以，此種情形下的犯罪客體是A、B婚姻關系，作為A、B婚姻關系的具體承擔者應是甲乙丙丁四人，這說明此種情形下的犯罪對象應該是合法婚姻關系A、B的具體承擔甲乙丙丁四人。
但是，作為重婚行為，僅從其客觀方面看，確實看不出該行為指向何種具體的事物。這可能就是我國刑法理論界長期以來認為重婚罪無犯罪對象的原因吧！從前面犯罪對象和行為對象的關系我們可以知道，僅從客觀方面看，該犯罪行為無任何指向，應該認為該罪是無行為對象。但結合主客觀綜合評價，我們發現該罪的犯罪客體是合法婚姻關系。其具體的承擔者即犯罪對象應是合法存續的婚姻關系的當事人。綜上，筆者認為重婚罪的犯罪對象是遭受犯罪行為（重婚行為）侵犯的合法婚姻關系的當事人。
（三）破壞交通工具罪之犯罪對象
破壞交通工具罪在我國刑法分則體系中屬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破壞交通工具罪，是指破壞火車、汽車、電車、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車、汽車、電車、船只、航空器發生傾覆、毀壞危險，尚未造成嚴重后果或者已經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一般認為，該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破壞交通工具，已經或者足以使交通工具發生傾覆或毀壞危險的行為。據此，我國刑法理論界一般都認為該罪的犯罪對象是交通工具。筆者認為，從客觀方面看，我們只是看到該犯罪行為作用于交通工具，因此該罪的行為對象應當是交通工具，至于該罪的犯罪對象僅從客觀方面看，還不能就此過早地定論。
破壞交通工具的行為侵害了兩個方面：一是交通工具本身，由于受犯罪行為的作用，會發生損害；二是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我國刑法設立破壞交通工具罪的最終目的并不是為了保護受犯罪行為作用的交通工具本身，而是為了保護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財產安全。這也是立法者的一個選擇，犯罪人實施該行為的時候一般也不僅僅是為了占有或破壞交通工具本身，而是希望借此達到侵犯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財產安全。這也是之所以將該罪劃歸為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的原因所在。一般認為，本罪的客體是交通運輸安全，這也屬于公共安全的一種，即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財產安全，其具體的承擔者應當是不特定的多數人、不特定的財產。當然，具體的破壞交通工具的行為發生之后，這種“不特定”的多數人、“不特定”的財產就變成了“特定”的。所以筆者認為該罪的犯罪對象應當是不特定的多數人、財產。該罪的行為對象是交通工具。所以在認定一個作用于交通工具上的危害行為的時候，我們不應僅僅從客觀方面認定，否則的話我們便很難區分破壞交通工具罪、故意毀壞公私財物罪和盜竊罪，而應綜合評價，從而達到對該類危害行為的正確認定。如果從客觀方面看行為沒有作用、指向于這些交通工具則就根本不可能構成破壞交通工具罪，在這里，作為行為對象的交通工具是對行為起限定作用的，但如果危害行為指向交通工具也未必構成破壞交通工具罪，而可能構成其他犯罪，必須結合主客觀諸方面進行綜合評價才能認定是否構成破壞交通工具罪。
綜上，筆者認為，破壞交通工具罪的犯罪對象是不特定的多數人、不特定的財產，行為對象是火車、汽車、電車、船只、航空器等交通工具。
（四）戰時自傷罪之犯罪對象
戰時自傷罪，是指在戰時自傷身體，逃避軍事義務的行為。對于戰時自傷罪的犯罪對象，我國刑法理論界至今仍未取得統一的認識，有的認為戰時自傷罪無犯罪對象，有的認為該罪的犯罪對象就是行為人自身。由于筆者持任何犯罪行為都是對象化的行為，都有犯罪對象，因此該罪也必然存在犯罪對象。
筆者認為，僅從戰時自傷行為的客觀方面我們知道，其傷害行為直接指向的對象就是行為人自身，如果其行為指向其他人（或者說不指向行為人自身）則不構成該罪，此罪的行為對象是犯罪行為人自身，行為人自身在此是限制行為樣態的作用，但本罪的犯罪對象的認定僅從其客觀方面是不宜過早下結論的，必須以犯罪對象、犯罪客體等相關理論為前提，結合主客觀方面綜合評價后再做出進一步的認定。作為本罪的主體——參加作戰的軍官與戰士實施自傷行為后產生了兩個方面的后果：一是其自身的身體健康遭到了損害；二是整個部隊的作戰利益因為行為人自身的身體健康遭到了損害而受到了影響。刑法設立該罪的最終目的并不是為了保護行為人的身體健康，禁止行為人自傷，保護行為人的身體健康只是一種手段而已，其最終的目的是為了維護部隊的作戰利益。從立法規定來看，本罪客體是參與作戰的部隊的作戰利益。那作戰部隊的利益是由什么來具體承擔的呢？很明顯，是由作為人的集合體——部隊來承擔的。行為人自傷身體，此時其身體健康就不僅是人的健康權利的承擔者，還是部隊作戰利益的體現者。在此，部隊作為本罪的犯罪對象，部隊是一種人的集合體，而不應看作是一些個人簡單的相加。李潔教授認為該罪的犯罪對象就是犯罪行為人自身，她指出：“因為每個戰士在此社會關系中屬于義務主體，但同時又是部隊的組成部分，以其符合作戰要求的狀態和行為承擔部隊的權利，因而他自身的狀態及應有行為就是戰自傷罪的犯罪對象�！� 該觀點在我國刑法理論界已經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同時該觀點還進一步指出，同一個人作為犯罪行為人和作為犯罪對象的時候是有根本區別的。作為犯罪行為人，他是以自然人的身份出現的；而作為犯罪對象的人，則是以集團性主體參加的社會關系中的權利主體的一部分，作為該社會關系的承擔的身份出現的。行為人以自身作為犯罪對象，侵害的不是自身的權利，而是國家或集體的權利。該觀點能夠明確指出該行為的質——侵犯了部隊的作戰利益而不僅僅是傷害了行為人自身，這一點是可取的。但是將犯罪對象視為行為人自身則是不科學的，這種觀點的實質在于割裂了整體與部分的關系。我們舉一個最為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假設甲將乙的一張桌子的一塊打破了，我們說甲侵犯了乙的這張桌子的財產所有權呢還是說甲侵犯了這一塊桌子某一塊的所有權呢？顯然是侵犯了這張桌子的所有權。將戰時自傷罪的犯罪對象視為行為人自身與將上述情形認定為甲侵犯了乙的桌子的某一塊的所有權有何區分嗎？顯然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雖然論者也看到了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但卻沒有真正把握整體與部分的關系。綜上，筆者認為戰時自傷罪的犯罪對象是參與作戰的部隊，行為人自傷行為是對整個部隊利益的傷害、損害。
（五）虛假廣告罪之犯罪對象
虛假廣告罪是新刑法規定的一個新罪名，是指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違反國家規定，利用廣告對商品或者服務作虛假宣傳、情節嚴重的行為。
一般認為，該罪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包括國家廣告市場管理秩序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作為其犯罪客體一方面的國家廣告市場的管理秩序的具體承擔者即為該罪的犯罪對象，筆者認為，國家為了使市場競爭處于一種公平的狀態，特設立該罪來規制這些發布虛假廣告的生產者、銷售者，目的是為了形成一種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希望所有的生產者銷售者都不發布虛假的廣告，以使所有的市場主體都能夠處于一個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中，基于此，筆者有理由相信，國家廣告市場管理秩序的具體承擔者應當是那些沒有發布虛假廣告的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市場主體。另一方面是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這種權益既包括消費者的人身權益，也包括消費者的財產權益。這說明承擔承擔消費者人身、財產權利的，應該是人身和財產。由此可以認為，虛假廣告罪的犯罪對象是那些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市場主體和財產、人身的結合，實施該罪必然會對上述兩類對象造成侵害，這種侵害既可能造成直接的損失，也可能造成間接的損失。
但從《刑法》該罪的規定來看，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必須是因為違反國家規定，利用廣告對商品或者服務作虛假宣傳的才構成此罪，對于這種虛假的廣告在該罪中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地位，顯然，這些犯罪主體——即虛假廣告的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并不是為了侵害虛假廣告自身，虛假廣告也不是本罪的犯罪對象，筆者認為，虛假廣告在本罪中屬行為對象，是成立該罪所必需的，這類對象在法律上具有限制行為樣態的作用，不是犯罪構成要件的要素，是作為客觀行為這一要素的內在因素而存在的，不具有獨立作為與客觀行為并列作為構成要素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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