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人博 ]——(2011-12-22) / 已閱22750次
內容提要: 2011年10月21日至22日，第七屆國際經濟倫理研討會于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寧遠樓召開。期間，許多學者在精心準備的基礎上作了重點發言。圍繞會議的主題，有的發言偏重于理論角度的闡述，有的從社會生活的某一個側面生動形象地剖析這類問題，但都不乏生動和深刻，直指問題的要害。下文對其中8個人發言的內容作了摘錄，使讀者能夠快捷地了解其精要。
憲政中的憲政倫理
——王人博教授的主題演講
經濟與政治向來相互聯系密不可分。于是，在這場以國際經濟倫理為主題的研討會上，王人博教授從憲政倫理的角度闡述了他的看法并與大家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
王教授首先談到討論這個話題的動機。源自于民國時期中國人雷賓楠對英國著名法學家戴雪的名著《英憲精義》的翻譯，其中有一處翻譯頗有意味——雷先生將憲法慣例翻譯成“典則”，隨后又譯成“憲德”——憲法之美德，即如今我們所說的憲政倫理。這一翻譯充分體現了雷先生對中國國情的深刻理解——中國人所迫切需要的，不是憲法文本，而是憲法精神、憲法倫理。
有感于此，王人博教授從兩個層面逐步表達了他的觀點。
第一，憲政倫理比憲法規范或憲法性法律更重要。憲法慣例的構成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有創造憲法慣例的人，二是有憲法慣例的維持者、守護者。這樣一個先例的傳承，與其說是法律問題，不如說是道德倫理問題。王教授認為，“創造慣例的人偉大，守住慣例的人更偉大。”提及憲法慣例的傳承，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美國。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位八年后，在憲法對總統任期沒有規定的情況下主動退位。之后的繼位者無不遵此慣例，僅有羅斯福總統因二戰情況特殊而例外。美國之所以被公認為憲政國家，就是因為他們有憲法倫理、有政治美德。
美國有華盛頓、林肯、羅斯福這些偉人，中國也有。中國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人民最敬仰的領袖。但中國的偉人和美國的相比偉大之處不同。從毛主席、周總理、朱德委員長到鄧小平，只有鄧小平從自己的位置上退了下來。他也是中國進入封建社會以來第一位主動從自己位置上退下來的政治領袖。這一點在在場美國同仁看來可能不以為然，但對于中國人而言，已經是巨大的進步。由鄧小平創造的這個慣例在中國傳承了下來，形成了中國的政治倫理，雖然還不能稱得上是憲政倫理，但在有著“家天下”傳統的中國，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了。
第二，憲政本身應當成為現代文明國度的國家倫理。憲政，是現代國家的重要特征。王人博教授首先舉了幾個例子讓大家對這個觀點產生感性認識。比如，前些日子卡扎菲被捕身亡，國人，尤其是讀書人大多不喜利比亞，但并非因為它的貧窮，而是因為在卡扎菲領導下的利比亞政治集權化，缺少國家倫理。再如我們一個鄰國，國人不喜歡，也是出于同樣的理由。
近代以來，從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毛澤東再到如今的胡錦濤，有無數的仁人志士將憲政在中國的實現作為自己畢生的追求。在這個過程中，仁人志士們看到了憲政是通往國家富強的必由之路，故我們國家的憲政發展以實現主權完整、民族復興為目標，憲政的地位始終只是現代化的伴生物。這使我們的憲政有了同西方國家不一樣的特點。導致的后果是，當大家發現憲政并非是通向國家富強的唯一道路，憲政與國家富強間手段與目的的聯系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強，于是領導人對憲政、或與其相關的人權問題開始持謹慎態度，對憲政的追求也變為了一種非常漸進的方式。
王人博教授對這種態度和做法十分理解，但他同時指出，一個國家強大文明的標志或獲得其他國家尊重的基礎，不在于擁有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而在于國家文明、憲政倫理。他隨后舉了北京奧運會的例子，為舉辦這場盛會全國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投入了大量的金錢與心力，最終獲得了西方國家的選票拿到了主辦權。但在火炬傳遞過程中卻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問題，藏獨、疆獨分子企圖破壞火炬傳遞，但西方國家的警察卻對他們抱以同情，他們沒有盡職進行阻止或和懲罰。這似乎成了中國人費力不討好的一出戲，這種現象看似費解其實也有其必然性。中國改革開放30年，經濟、科技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對這些成就西方國家是認同的，對改革開放政策他們是歡迎的。但是，他們對我們的國家倫理并不認同。
在演講的最后，王教授強調，“中國要作為一個真正的名副其實的大國，除了要發展經濟，發展軍事，發展科技之外，更重要的還應該在憲政方面多做努力，我們應該跟其他的文明國家一道，應該有一種符合現代文明倫理的一種國家倫理，這個國家倫理就是憲政。”
當正義遇見關愛
——Christoph博士的主題演講
正義與關愛是自人類社會產生起就存在的倫理概念，它們共同支撐著人類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Christoph博士是全球倫理網的創建人及執行主任，一直致力于研究倫理與道德，涉及面廣泛，包括環境、全球貿易、腐敗等；同時他也是透明國際的創建者。對于社會中出現的正義與關愛問題，Christoph博士以獨特的視角、通過辨證的方式給予了闡釋。
在演講中，Christoph博士先闡述了正義與關愛之間的關系，并由此談論了經濟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最后介紹了全球倫理網所搭建平臺，通過這個平臺可以使更多的人參與到正義與關愛這類的倫理道德的討論中，表達自己的觀點。
Christoph博士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作為開篇，引發聽眾對法制的必要性、人與人之間如何以倫理方式構建人際關系、關愛與同情及普遍性法制或規則的作用的深度思考。
Christoph博士認為，正義與關愛這一對概念是相輔相成而且緊密聯系的，就如同夫妻彼此需要、不可分離。沒有了關愛的正義是空洞的，沒了正義的關愛也是缺乏意義的，但同時二者也是有所區別的。Christoph博士首先從詞義上對正義與關愛做了區分。正義的核心是相互關系，沒有平等就沒有正義。關愛并不是一個確切而具體的概念，它包括同情、憐憫、關心等，這些情感都是單方面的、是不期求任何互濟性的。接著Christoph博士總結了正義與關愛另外三個方面的不同：從來源上看，正義基于原則或道義，而關愛基于倫理或道德；從本質上看，正義是平衡個人權利的公共產品，而關愛超越權利、超越法律；從基礎上看，正義基于自然法則，而關愛基于個人體驗。
Christoph博士曾提到過正義與關愛是密不可分的，在這里Christoph博士對這一觀點進行了進一步闡釋。正義賦予人們權利，而關愛給予人們行使權利的動力。如果只有正義沒有關愛，那么正義將是僵化的。而將正義與關愛融合，關愛將具有約束性，正義將更加人性化。同時，Christoph博士指出，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將正義看作是法律，正義與關愛的關系表現的即為法律與倫理的關系，正義與關愛之間和法律與倫理之間存在著相同的辯證關系。現代社會應當實現正義與關愛的平衡。有的行為從法律與正義的角度判斷是合法的，但是未必是人性化的，而人性化的事情在法律與正義的層面上有時也是非法的。尋找正義與關愛的契合點至關重要。
隨后，Christoph博士介紹了經濟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Christoph博士從關鍵概念的含義切入，通過2009年至2011年調查結果的初步分析，發現不同的國家和企業對于經濟倫理、企業社會責任等概念有著截然不同的認知。Christoph博士為統一對這些概念的理解，對它們做了進一步解釋：經濟倫理可以分為三個層面，宏觀層面、中等層面、以及微觀層面。宏觀層面包括市場全球化、經濟危機等問題。而通常情況下，一般意義上的企業社會責任是屬于中等層面。企業社會責任顧名思義就是指企業的發展運營過程中需要考慮到社會責任。但人們對這個概念理解尚不清晰。Christoph博士認為，若想提高企業社會責任，必須先對這個概念有清楚全面的認識。Christoph博士統計并總結了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狀況，他發現，每逢經濟危機，都會有更多人的關注企業社會責任，不過近幾十年提倡企業社會責任的專家學者人數顯著增加。
在演講的最后，Christoph博士介紹和分享了一些全球倫理網的工作成果。全球倫理網提供了一個倫理道德討論與交流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言論是自由的，話語權是平等的。，不同教育與文化背景的人關于對經濟倫理有著不同的理解，而這個平臺發揮的作用就是幫助大家在不失文化多樣性的基礎上求同存異。除此之外，全球倫理網上還有供分享的大量資料，并經常組織實際見面會以鼓勵提供當面交流的機會。網站的注冊者來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不同的觀點在這里碰撞，擦出智慧的火花，共同推動的世界經濟倫理的研究與進步。Christoph博士也期望能夠誠邀廣大關注倫理道德的學者與愛好者注冊該網站。不久的將來，隨著網站內容的不斷擴充以及全球經濟倫理目錄的完成，全球倫理網定將成為研究國際經濟倫理道德的學術圣殿，為全球經濟倫理的進步做出貢獻。
在之后的提問環節中，會議主持人向Christoph博士提出了如何實現正義與關愛的互補的疑問，Christoph博士提出人們的行為可以分為四類，既合法又合理的、合法但不合理的、合理但不合法以及不合法卻合理的，并進一步說明了正義與關愛的關系。往往從正義的角度看問題，還是從關愛的角度看問題，往往見仁見智，常常因為人們的立場不同而不同，我們不應僵化地考慮法律，應從合理性角度出發推動法制建設與完善。
我的申訴員經歷
——蘇國榮先生的主題演講
蘇國榮先生為原香港申訴專員、國際申訴專員協會常務理事會成員。在本次研討會中，他以自己擔任香港申訴專員的經歷為基礎，對申訴專員的產生、發展、職責、作用和香港申訴專員制度對大陸法制和倫理道德建設的借鑒價值做了生動深入的演講，引起了在場聽眾的深思。
張之洞曾經說過，“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在演講的開始，蘇國榮先生就引用了張之洞的這段話表明了倫理道德的重要性。隨后他以自己擔任香港申訴專員的經歷為基礎闡述了申訴專員制度是如何發揮作用，使法律與倫理道德相聯系，使之更有利于社會發展、人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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