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長海 ]——(2013-4-12) / 已閱13255次
前 言
近年來，醉酒駕車犯罪呈多發、高發態勢，嚴重危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據公安機關統計， 2009年1月至8月，全國共發生酒后和醉酒駕車肇事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其中，酒后駕車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駕車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特別是在全國各地有關醉酒駕車引起的數起醉駕導致多人死亡的幾起重特大刑事案件的審理，更是引起全國新聞媒體和網絡輿論的熱炒和熱議。鑒于醉酒犯罪立法司法落后的狀況，最高院于去年緊急發布了兩個指導案例，同時，還于2010年2月10日，緊急出臺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醉酒駕車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的意見》，以彌補立法和司法的不足。
作為一名專職執業律師，筆者在對大量此類案件的關注和研究中發現，律師在為此類案件提供辯護時，卻常常陷入一種困局，除了將醉酒作為一種說明主觀故意較輕的情節，以及作為量刑時的一個酌定情節外，很難有更大的突破。筆者現根據自己近年來的辦案實踐和理論學習，總結一點經驗和思考，以期對打破目前在醉酒犯罪律師刑事辯護上的相對困局有所幫助。
一、醉酒犯罪的背景和趨勢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消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隨之而來的，是社會生活中不良現象的大量產生和不斷增加，由“酗酒”行為引起的“醉酒”繼而發生“醉酒犯罪”的現象，就是其中之一。
醉酒現象引發大量的社會病、社會矛盾，如家庭不和、離婚等等，部分酗酒人員淪為社會邊緣人員，大量的家庭也陷入貧困狀態。而其中最大最嚴重最典型的社會危害后果，就是因醉酒而引發的各種犯罪現象的增加，從而造成各類的刑事犯罪案件較大幅度的上升。
在我國的刑事犯罪案件統計資料顯示，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搶劫、強奸、交通肇事、 盜竊、 尋釁滋事、聚眾斗毆等案件中，醉酒構成犯罪案發的前提性誘因或直接性原因的案件越來越多，至少占一半左右。
究其原因，有如下幾點：
1、酒類生產與消費的不斷增加
據我國商業統計資料顯示，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白酒產量大規模提升，從1980年的215萬噸迅速擴展到1996年的801萬噸。雖然由于國家政策的引導和居民消費心理的變化，其后有所下調。但從2005年起出現恢復性增長，2006年上半年，白酒產量成為全球第一。而根據《2006～2007中國糖酒業市場年度報告》，2006年我國啤酒產量為3515萬千升，同比增長14.7％；全行業規模以上企業實現銷售收入838.8億元，同比增長16.37％。啤酒的需求量仍呈增漲趨勢，預計今后兩年將保持10％左右的增速。
從以上這些酒類生產及銷售的數據不難看出，隨著國家經濟實力迅速增強和國民個人的經濟收入大幅度提高，天天喝酒在經濟上已不是困難的事情，人們的酒類消費需求決定了無論是產量還是消費需求都在不斷增加，從而導致生活中的醉酒現象頻發。
2、整個國家精神文明建設在基層社會的具體落實上明顯滯后。
3、國家和社會對社會上存在的廣義范圍的精神病病人社會管理的忽視。
二、現行醉酒犯罪律師刑事辯護的困局現狀。
1、律師如何在這些因酗酒而引發的刑事犯罪案件中，做好對有關醉酒犯罪刑事被告的辯護工作，確保有關醉酒犯罪刑事被告得到公平的判決，首先要克服律師在理解對《刑法》第十八條第四款規定如何領會貫徹的難題�！缎谭ā返谑藯l第四款規定：“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因此，有些律師理解此條款規定的就是：我國法律認為醉酒人實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為，構成犯罪的應對其構成犯罪的危害行為負完全的刑事責任，連少許的余地都沒有。
2、當然，在我國的司法實踐和司法教學中對醉酒犯罪的某一類當事人還有另一種處置的方法，就是把病理性醉酒和生理性醉酒區別開來區別對待。生理性醉酒當然要承擔完全的刑事責任。對病理性醉酒的案犯，依照有關醫學研究成果理論認為：此種醉酒犯罪的案犯應依照《刑法》第十八條第三款規定的：“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規定辦理。即將病理性醉酒的案犯按照“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對待，按照“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規定“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在我國刑事審判實踐中，也一直是這樣實施的。
可是，在刑事案件辯護實踐中，屬于病理性醉酒的案犯是非常少的，此辯護方法不具有普遍的意義。那么，針對上述提出的難點，有沒有更好的思路和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醫學科學研究實踐和司法精神病學科學研究實踐，已經為我們律師辯護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
三、破解現行醉酒犯罪辯護困局的新方法
1、在這數十年來世界范圍內（包括我國）飛速發展的醫學科學研究實踐和司法精神病學科學研究實踐中，已經對“醉酒犯罪”的性質、分類、醉酒人的主觀方面、刑事責任能力等等方面，均作出了比較可靠的研究定性，為我國的刑事立法發展、刑事司法實踐和律師對有關醉酒犯罪刑事被告的辯護工作提供了強大的科學實踐依據。
2、精神病醫學科學的發展成果。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行，我國的精神病醫學科學界也和我國的各行各界一樣，在精神病醫學科學研究和臨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改革開放以來，在衛生部的組織下，我國精神病醫學科學界的專家，經過多年的研究和討論，先后修改和重新制訂了我國的精神疾病分類標準：《中國精神疾病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二版 1989（即CCMD－Ⅱ）》和《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2000年）。同時，在精神病醫學理論上，還引進了復雜性醉酒的分類方法。
在最新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中，在精神疾病分類標準的第二類“精神活性物質所致精神障礙或非成癮物質所致精神障礙”中的第一個病名就是：10．1酒精所致精神障礙Mental disorders due to use of alcohol [F10酒精所致精神障礙和行為障礙]。根據現有資料顯示, “酒精所致精神障礙和行為障礙”的概念是：“精神障礙由飲酒所引起，可在一次飲酒后發生，也可由長期飲酒形成依賴后逐漸出現，或突然停飲后急劇產生癥狀。除精神障礙外，往往合并有軀體癥狀和體征。’’
3、精神病醫學科學的研究成果是我國律師破解醉酒犯罪辯護的法律理論困局唯一出路。
從歷史的發展和進步方面看，《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對酗酒后的精神異�，F象所做的病名認定，與《中國精神疾病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二版 1989（即CCMD－Ⅱ）》相比，有了巨大的變化。在《中國精神疾病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二版 1989（即CCMD－Ⅱ）》中，對酗酒后的精神異常現象所做的病名認定是：“嗜酒所致的精神隨意”。
“嗜酒所致的精神隨意”，從該詞匯的文字含義我們可以理解為：嗜酒成性（酒精依賴癥）的人在醉酒后出現的精神混亂狀態。他還不是屬于精神障礙的范圍，只是一種屬于精神病范圍內的精神隨意現象。從此詞匯的含義中我們就可以知道，《中國精神疾病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二版 1989（即CCMD－Ⅱ）》在1989年制定以后，對我國醉酒犯罪辯護的法學理論無太大推定作用的原因。
而《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將酗酒后的精神異�，F象明確確認為：精神障礙。使我們任何一個律師接到醉酒犯罪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時，首先產生的第一個概念——他就是一個精神病人（雖然是暫時性的），這是由國家醫學神經病科學診斷標準強制規定的。他的犯罪行為是在醉酒以后的精神錯亂期間發生的，是由于精神病發作造成的。從犯罪主體范圍上講，可以是任何一個喝酒的人，而沒有任何過多的限制。
從以上兩個病名的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出，《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將酗酒后的精神異常現象明確確認為：精神障礙。而《中國精神疾病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二版 1989（即CCMD－Ⅱ）》中的病名 “嗜酒所致的精神隨意”。通過以上的對比，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從準確性上還是從概念上，《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將酗酒后的精神異常現象，確定為精神障礙的科學定性成果，使我國從無到有，確立了醉酒犯罪的嫌疑人首先可能是精神病人的概念，醉酒犯罪的嫌疑人的犯罪行為不能排除是由于精神病發作造成的。從犯罪主體范圍上講，可能也可以是任何一個喝酒的人，沒有任何過多限制的全部概念。
這就是醫學科學推動法學科學發展的典型案例，也是科學是第一生產力的忠實反映和結論，并將為我國律師破解醉酒犯罪辯護的法律理論困局提供了一條新的刑事辯護的科學出路。
4/我國律師破解醉酒犯罪辯護的法律理論困局的法律理論方法和科學依據。
既然作為國家醫學科學診斷標準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已經將酗酒后的精神異�，F象，確定為精神障礙，確定為我國精神病診斷的一個病名。我們律師就可以通過對《刑法》第十八條的全面理解和運用破解醉酒犯罪辯護的法律理論困局。
《刑法》第十八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
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我們律師破解醉酒犯罪辯護的法律理論困局的對策和辦法就是：根據《刑法》第十八條第1款-第3款規定的法律條文，在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進行刑事辯護時，首先根據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可能是一個精神病人（雖然是暫時性的），其行為屬于精神障礙的國家精神病學病名標準，正式的向辦案機關提出申請，申請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做精神病法醫鑒定。以確認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能力的真實狀況。為律師下一步的庭審進行準備科學證據，確保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得到公平的審判，以爭取較輕或減輕的刑事處罰。
5、我國現在對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做精神病法醫鑒定的狀況。
目前，我國沿海地區的律師和少數司法機關已經進行了此類的先行實踐。根據有關資料看，律師凡是在在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申請精神病法醫鑒定，并得到司法機關批準進行的，絕大多數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都得到了較輕或減輕的刑罰處罰。
本律師在2007年的3-6月份，曾經受理過一起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醉酒搶劫的犯罪案件，我就采取了對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申請精神病法醫鑒定的辦法進行辯護。在得到司法機關批準鑒定后，陜西省精神衛生中心對犯罪嫌疑人仲XX做出了《司法精神醫學鑒定書》，該《司法精神醫學鑒定書》的鑒定結論是：
從案卷提供的材料結合鑒定時的有關檢查，根據“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標準和司法精神醫學鑒定的有關學說，我們認為被鑒定人仲XX屬于：酒依賴所致人格改變。2007年2月25日作案時屬于復雜性醉酒狀態，考慮到具體案情，我們認為其2007年2月25日作案時可以被評估為無刑事責任能力。
該案的辦案機關接到《司法精神醫學鑒定書》后的不久，醉酒犯罪犯罪嫌疑人仲XX被該辦案機關撤案釋放。
律師在醉酒犯罪刑事辯護中的新方法新思路的實質就是：運用國家精神病學病名的科學標準，運用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是暫時性精神病人的醫學原理，根據《刑法》第18條第1至3款的法律規定，在不排除使用《刑法》第18條第4款法律規定的前提下，依法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申請精神病司法鑒定，以收集到對該犯罪嫌疑人犯罪行為發生時的刑事責任能力法醫學鑒定，以便為犯罪嫌疑人進行罪輕辯護。
四、辯護律師必須掌握的司法精神病常見分類病名及基本知識。
改革開放以來，在衛生部的組織下，我國精神病醫學科學界先后修改和重新制訂了我國的精神疾病分類標準：《中國精神疾病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二版 1989（即CCMD－Ⅱ）》和《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2000年）。同時，在精神病醫學理論上，還引進了復雜性醉酒的分類方法。這個新引進的分類方法對于我國司法精神病學診斷、科研、鑒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為《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在司法精神病領域內的適用，提供了橋梁和基礎的絕對重要的作用。
前面講過，在我國的刑事訴訟司法實踐和司法教學中，一直把醉酒犯罪分為病理性醉酒和生理性醉酒兩個類別。犯罪嫌疑人按照自己分屬的類別，分別承擔相應的完全刑事責任或部分刑事責任
但是，在以前的刑事案件司法實踐中，屬于病理性醉酒的案犯按比例是極少的，此辯護方法不具有普遍的意義。而在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比較多的不屬于病理性醉酒，應屬于生理性醉酒，但是還是顯示出較為明顯的酒后精神障礙狀態的犯罪嫌疑人。查其具體的綜合表現等情況，其本人又是一個典型的好人。就是人常說的“不喝酒是天使，喝了酒是魔鬼”。
因此，現實司法實踐的需要促使精神病醫學科學界引進了復雜性醉酒的分類方法，就是從生理性醉酒的人中，劃分出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的，不屬于病理性醉酒，應屬于生理性醉酒，但是還是顯示出較為明顯的酒后精神障礙狀態的那一部分人。而復雜性醉酒分類方法的引進已經或可能會根本性的改變以往對這部分醉酒犯罪人員量刑過重的狀況。
按照現行的司法精神病學分類方法，律師經常遇到的酒精所致精神障礙主要病名分為三類，就是病理性醉酒、復雜性醉酒和生理性醉酒。
根據資料顯示，他們的具體概念如下：
1、生理性醉酒（普通醉酒狀態）
由一次過量飲酒后出現的急性中毒狀態。絕大多數醉酒狀態屬此種情況，系酒精直接作用于中樞神經系統所致。癥狀的輕重與血液中酒精的含量和代謝的速度密切相關。 我國多數專家和學者均認為此種醉酒人具備完全的責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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