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秀才 ]——(2011-6-12) / 已閱47358次
2、微觀層面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債權人的影響上。超過訴訟時效的債權受法律保護，卻不受法院保護，使得訴訟時效制度實際上成了一種讓債權人哭笑不得的制度。對一般債權人而言，拿到法院駁回其訴訟請求的判決書，無疑就等于宣判了涉案債權的“死刑”，連法院都不保護了，普通人根本想不出還有什么辦法能夠救濟，只能欲哭無淚、救濟無門、自認倒霉。連死刑法律都還規定死刑復核制度，甚至在執行死刑前如果發現有問題的，都還可以停止執行，重新審查，但對訴訟時效，法律對債權人卻僅以一紙判決書了之，未再規定其他再救濟的途徑，任債權人自生自滅，這未免太殘酷了。很多專家學者、在校學生對這個問題不屑一顧，那是他們在紙上談兵，不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疾苦，沒有切膚之痛。
二、 傳統救濟中債務人行為的可罰性分析
筆者在此所述的傳統救濟，就是指現行的救濟方式和途徑。
（一）傳統救濟的現狀
在傳統救濟中，對超過訴訟時效的債權人提起的債權之訴，一般說來有以下幾種結案方式：
1、債務未提出訴訟時效問題
（1）缺席審理。債務人經法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參加訴訟，亦未提交書面答辯狀的，或者雖到庭參加訴訟，但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視為債務人放棄答辯、抗辯和質證權利，依照時效新解釋第三條“當事人未提出訴訟時效抗辯，人民法院不應對訴訟時效問題進行釋明及主動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進行裁判。”之規定，法院不主動審查訴訟時效問題，再依照民訴法第一百三十條“被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決。”之規定，法院可直接判決債務人承擔清償責任。
（2）或調或判。債務人到庭參加訴訟，但未提出訴訟時效問題來抗辯，依照時效新解釋第三條的規定，法院可進行調解，調解不成徑行判決債務人承擔清償責任。
2、債務人提出訴訟時效問題
（1）調解。債務人提出訴訟時效問題來抗辯，但同意調解，最終法院調解結案，訴訟結果是債權人得到清償或部分清償。
（2）撤訴。債務人提出訴訟時效問題來抗辯，債權人覺得自身證據不足，向法院申請撤訴，最終法院裁定準許而結案。
（3）判決駁回債權人訴訟請求。債務人提出訴訟時效問題來抗辯，且不同意調解，法院最終只能駁回債權人訴訟請求。
很明顯，會導致債權人敗訴的、有必要再救濟的只有第五種結案方式，前面四種結案方式本文均不討論，本文著重討論第五種結案方式中債務人的行為是否可罰的問題。為方便敘述，筆者先引入一個概念：拒調訴訟時效抗辯——這是為本文敘述方便而專門創設的一個組合詞，具體是指符合下列條件的情形：1、符合本文前面限定的債權條件； 2、債權人起訴后，債務人提出訴訟時效問題以抗辯且不同意調解。很明顯，該行為的后果必將導致法院判決駁回債權人的訴訟請求，拒調訴訟時效抗辯是第五種結案方式的唯一成因，換言之，只要法院判決駁回債權的訴訟請求，一定是因為債務人的拒調訴訟時效抗辯行為所致。
（二）訴訟行為的可罰性
刑法第六章第二節妨礙司法罪規定十余種訴訟中的可罰行為，可見當事人在訴訟中的不當行為完全有可能引發另外一個案件，也許有人會說這些法條規定的更多的是刑事訴訟中的行為，那么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行為是否會引發另外一個民事案件呢？當然會，例如民訴法第九十六條“申請有錯誤的，申請人應當賠償被申請人因財產保全所遭受的損失。”規定的情形，依照不告不理的原則，如果申請人的財產保全申請確實給被申請人造成損失的，也不能在作出財產保全裁定并采取保全措施的案件中一并處理，被申請人應當另行起訴。可見，當事人在民訴中的不當行為完全會引發另外一個民事案件。
（三）債務人是否享有訴訟時效抗辯權？
表面上看，應是毋庸置疑，王利民、夏利民等民法界的專家也都認為超過訴訟時效的，“義務人取得時效抗辯權”[14 ]，包括最高院的時效新解釋也多處使用了“訴訟時效抗辯”一詞，但真是這樣的嗎？筆者認為，值得商榷。
1、訴訟時效抗辯權在國外可以成立的原因。國外早在2000多年前的羅馬法時期就規定了時效取得制度和時效消滅制度，依照該兩種制度，超過訴訟時效的，債權人喪失所有權，債務人取得所有權，故對超過訴訟時效的，實際上賦予了債務人不償還的權利，債務人當然可以享有拒絕履行的抗辯權。故國外主張存在訴訟時效抗辯權，是以規定了時效取得時效制度為前提的。
2、訴訟時效抗辯權在我國無法理依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我國未規定時效取得制度，故訴訟時效抗辯權在我國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法律土壤，將其搬進我國，屬未加分析的生搬硬套，恰當性值得商榷，法理上講不通。依照我國法律規定，提訴訟時效抗辯，實質上僅是用于提醒法官注意債權已超過訴訟時效，法院沒有再予以保護的法律依據，故筆者認為，這僅僅是一種提醒權[15 ]。理由很簡單，如果是抗辯權，那么所指向的對象是什么？難道是債務人可以不償還？
3、訴訟時效抗辯權在我國無法律依據。一般而言，抗辯權需要有法律的明文規定，如合同法中的先（后）履行抗辯權、不安抗辯權、同時履行抗辯權，擔保法中一般保證責任人的先訴抗辯權等。而從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三十七條的規定來看，規定的是超過訴訟時效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從立法上看，該規定僅限制了債權人的權利（勝訴權），并未授予債務人抗辯權，即并非授權性規范。
4、該提醒權，指向的是法院，目的和結果都是消滅勝訴權。抗辯權指向的必然是另一方當事人，目的是削弱、抵銷債權或拒絕、遲延履行義務。同樣是駁回債權人訴訟請求，因行使該提醒權而駁回的依據是“人民法院不予保護”，即法定駁回；因抗辯權而駁回的依據則是“債權無事實依據或不成立”。
5、抗辯權貫穿于整個訴訟程序始終。該提醒權只有訴訟時效屆滿且債權人起訴才產生，一審不行使二審再行使的，法院不予支持。而抗辯權則不受此限制，甚至從債權成立時，抗辯權就可能成立（如一般保證人的先訴抗辯權）。
綜上，筆者認為，在我國，“訴訟時效抗辯”是一個假命題，而并非債務人當然享有的抗辯權，認為這是抗辯權無法律依據，法理上亦講不通，充其量只能算成是“提訴訟時效問題以抗辯”。本文之所以用“拒調訴訟時效抗辯”這一表述，只是為了方便理解和敘述。
（四）拒調訴訟時效抗辯行為的違法性
法律行為是以意思表示為核心，以產生、變更、消滅民事法律關系為目的的行為[16]。拒調訴訟時效抗辯的主要是提訴訟時效問題和拒絕調解這兩個行為構成，并由之組合而成，筆者認為，兩者都是法律行為。就提訴訟時效以抗辯而言，民法通則正式生效已二十余年，訴訟時效制度已成為稍有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的制度。所以，一般說來，對于已過訴訟時效的債權之訴，債務人都會提訴訟時效問題，哪怕僅僅是作為一種訴訟策略，也是債務人的權利，讓債務人不提明顯是缺乏期待可能性的，故該行為并無不當。法院調解也應當以自愿為原則，債務人不愿意調解似乎也沒有問題。但當兩個行為組合在一起的時候，是否還合法呢？筆者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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