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劍橋中國史》第7卷的中譯本。由國外研究明代歷史的專家執筆，吸取了中國、日本和西方的研究成果，也對一些問題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主要論述明代的政治史，結合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進行分析�！秳蛑袊贰返牡�8卷則對明代的制度、國際關系，以及社會和經濟史、思想史、思想和宗教史進行詳細的論述。
20多年前最初規劃《劍橋中國史》時，當然計劃從中國歷史最早的時期開始。但是，出版這套叢書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間，由于在20世紀20年代開始并從70年代早期以來不斷增強勢頭的大量考古發現，我們關于中國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間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識都已發生變化。這種源源不斷的新資料一再改變了我們對早期歷史的看法，而且還沒有對這種新證據和傳統書面記載得出任何普遍認可的綜合。盡管一再試圖籌劃并出版概括敘述我們對早期中國的認識現狀的一卷或幾卷，但到目前為止已經證明不可能這樣做。對所有這些新發現從事有希望具有持久價值的綜合，很可能還要10年才能證明是切實可行的。因此，我們勉強從最早的兩個帝國政權，即秦和漢的政權的建立開始《劍橋中國史》的敘述。我們知道，這留下至少一千年有記載的歷史要在別處、別的時間予以處理。我們同樣知道這樣的事實，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事件和發展為我們將要敘述的中國社會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礎。秦和漢的制度、文學和藝術的發展狀況、社會形態以及思想和信仰的體系牢牢扎根于過去，對更早的歷史沒有相當認識，是不能通曉的。既然現代的世界越來越相互地聯系在一起，歷史地認識它已經變得更加必要，歷史學家的工作也已變得更加復雜。在原始資料激增和知識增加時，論據和理論也相互影響。盡管單單總結已知的東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認識的事實基礎對于歷史的思考卻越來越重要。
近來，西方學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國和日本豐富的有關歷史的傳統學術，不但大大地促進了我們對過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細的了解，而且還大大地促進了我們對傳統歷史編纂學的批判性的認識。此外，當前一代西方的中國史學者在繼續依靠正在迅速發展的歐洲、日本和中國的研究的扎實基礎的同時，還能利用近代西方有關歷史的學術的新觀點、新方法以及社會科學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關歷史的事件，在使許多較舊的看法成為疑問的同時，又突出了一些新問題。在這眾多方面的影響下，西方在中國研究方面的劇烈變革正在不斷增強勢頭。
1966年最初規劃《劍橋中國史》時，目的是為西方的歷史讀者提供一部規范的有價值的著作：由于當時的知識狀況，定為6卷。從那時起，公認的研究成果的涌現、新方法的應用以及學術向新領域的擴展，已經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史的研究。這一發展為以下的事實所表明：《劍橋中國史》現在已經變為計劃出15卷，但還必須舍棄諸如藝術史和文學史等題目、經濟和工藝的許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豐富材料。
近10年來我們對中國過去的認識的顯著進展將會繼續和加快。西方歷史學家對這一重要而復雜的學科所作的努力證明是得當的，因為他們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國。中國的歷史屬于全人類，不但由于正當而且必要，還由于它是一門使人發生興趣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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