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維飛 ]——(2013-2-25) / 已閱31103次
第三人因直接受害人“死傷事實”而產生的損害應放置在第三人派生的請求權中解決，不宜再以“婚姻關系”或“身份權”受侵害為由認可第三人獨立的請求權。下文分直接受害人死亡和受傷兩種情況討論。
第一種情況：直接受害人因侵權而死亡。筆者認為，我國法認可直接受害人死亡時近親屬的財產損失和精神損害的派生的賠償請求權。[62]如果同時還認可死者近親屬以“婚姻關系”或“身份權”受侵害為由主張獨立的請求權，則要么死者近親屬可同時行使兩項賠償請求權，造成行為人雙重賠償，顯不合理；要么死者近親屬的該兩項賠償請求權競合，可擇一行使。對于后者，并未見任何學者作此主張，具體理由在于：《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17、18、28和29條之規定就是對近親屬“婚姻關系”或“身份權”提供保護的特別規定，[63]只不過采用賦予近親屬派生的請求權的方法，對于近親屬來說，好處在于其無須舉證證明行為人對自己構成侵權，弊端在于其應承擔死者的與有過失。即使認為近親屬的“婚姻關系”或“身份權”的確受到了侵害，也應當適用特別法優先于一般法的處理規則，否認近親屬以“婚姻關系”或“身份權”受侵害為由主張獨立的損害賠償請求權。[64]
第二種情況：直接受害人因侵權而受傷。筆者認為，如前所述，應認為現行法上否認傷者近親屬可主張派生的就其財產損失的賠償請求權，因此，和死者近親屬中的道理一樣，也應否認傷者近親屬以“婚姻關系”或“身份權”受侵害為由主張獨立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只是，在直接受害人死亡的情況下，對于近親屬的財產損失的救濟，法律已經賦予死者近親屬派生的請求權，而在直接受害人受傷的情況下，對于近親屬財產損失的救濟，法律通過將其計算在直接受害人的財產損失范圍內加以解決。對于這兩者，我們均應認為，法律已經就近親屬的財產損失作出了特別規定，不應再許可近親屬就此主張獨立的請求權。然而，問題在于近親屬的精神損害。我國法律并未規定傷者近親屬可要求致直接受害人受傷的侵權人賠償其精神損害，[65]對此可能有三種解釋。
第一種解釋是，在判決給傷者自身的精神損害賠償撫慰金中可以考慮傷者近親屬的精神損害的因素。[66]如此，則否認了傷者近親屬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可起到簡化訴訟程序的作用，近親屬的精神損害并非不予救濟。依此解釋，自然也不應允許傷者近親屬以“婚姻關系”或“身份權”被侵害為由主張獨立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二種解釋是，法律已經就直接受害人死亡或受傷時近親屬的財產損失和精神損害作了特別規定，若其中并未出現傷者近親屬可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內容，應認為法律否認該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如此，則不應允許傷者近親屬以“婚姻關系”或“身份權”受侵害為由主張獨立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如果認為有時傷者的受傷程度十分嚴重，給近親屬帶來的精神損害不亞于其死亡造成的近親屬的精神損害，那么，可借鑒日本的做法，類推適用有關死者近親屬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特別規定，在直接受害人受傷與死亡的場合相近時承認近親屬的撫慰金請求權。[67]
第三種解釋是，法律雖然就直接受害人受傷時近親屬的財產損失作了特別規定，但對于其精神損害并未規定，其屬于立法者（或準立法者）故意或疏忽未予考慮之范圍，因此，不能認為法律否認傷者近親屬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筆者反對第三種解釋，理由有三：首先，《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在起草過程中，近親屬可否作為原告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問題已經在考慮之列，只是起草者最終否定了傷者近親屬可作為原告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意見；[68]其次，《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起草者也認為：“按照現行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的規定，直接受害人因傷致殘，間接受害人均不享有精神損害撫慰金請求權”；[69]最后，對于《侵權責任法》第22條的解釋，筆者傾向于和上述司法解釋保持一致的解釋論意見。依據筆者所贊成的上述第一種或第二種解釋，前文所提及的“全國首例‘性’權利”案的判決和學者的評論即有不妥。因為，丈夫生殖器官因侵權而受損，以致妻子不能享有性生活的快樂，這正是單純因配偶受傷所帶來的精神損害，屬于本文所謂近親屬派生的請求權所處理的事項。既然我國法不認可直接受害人受傷時近親屬派生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那么，也不應認可直接受害人受傷時，近親屬就此以“夫妻性權利”或“婚姻關系”受侵害為由提起獨立的損害賠償請求權。[70]
2.因“死傷發生之情狀”而產生之損害—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
第三人因直接受害人“死傷發生之情狀”而產生的損害應放置在第三人獨立的請求權中解決，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正屬于此種情形。關于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在我國法上，主要涉及兩個問題，即責任成立中的違法性之所在的問題以及責任成立中的因果關系判定問題。
就違法性之所在，筆者認為，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雖然通常涉及的是直接受害人的近親屬，但行為人侵犯的并非第三人的身份權，理由是：其一，身份權之保護應在有關因“死傷事實”而導致近親屬精神損害所派生的請求權中被處理；其二，參照英國的做法，雖然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中的救濟條件有“關系”條件，且該關系通常為近親屬的關系，但是，近親屬關系或身份關系之存在，是判斷行為人對第三人受精神刺激能否合理預見的考量因素以及政策限制因素，并非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中救濟的必要條件；其三，參照英國法的做法，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應屬于更廣泛的精神受刺激案型，與某些甚至根本不存在第三人的精神受刺激案型有相通之處。如前文所述之“派吉訴史密斯”案中，[71]只有原被告雙方，因被告導致的交通事故，原告雖未身體受傷而受有精神刺激。
筆者認為，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中違法性之所在，既可以借鑒德國法定位于侵害健康權，也可以借鑒英美法部分定位于制造不合理的傷害他人身體的風險。德國侵權法中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受制于其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之規定，對于違法性之判斷必須要求現實的絕對權受侵害，身體權有受侵害之風險或非絕對權之精神安寧利益受侵害，均不能滿足第823條第1款對違法性之要求。因此，德國法對于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中救濟前提和英國法一樣，即必須第三人的精神損害達致伴有心理疾病（因而侵犯健康權）的程度，其目的在于滿足違法性之要求。[72]如果借鑒英國法，則在如“派吉訴史密斯”案的情形下，被告行為的違法性是行為不法，只要被告給原告制造了不合理的身體受傷害的風險，其行為即具有違法性。[73]《美國侵權法重述（第2版）》第313條第2項后段表達的也是這樣的思想。[74]更為激進的做法是將違法性之所在定位于侵害精神安寧利益（mental and emotional tranquility）。[75]但是精神安寧利益邊界模糊、適用范圍廣泛，將其作為保護客體于他人自由之限制較大，且如何進行利益衡量以確定侵犯精神安寧利益之違法性邊界也頗成問題。
以侵害精神安寧利益作為違法性之所在，其好處在于：可以避開像德國法或英國法上就第三人精神受刺激須第三人罹患心理疾病（因而可認為健康權受侵害）之要求，在第三人精神損害十分嚴重時，無須糾結于其是否罹患心理疾病以及是否健康權受侵害的問題；其弊端在于：對行為人自由限制太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因此，如何取舍，尚值研究。
若以侵害精神安寧利益作為違法性之所在，由于精神安寧利益邊界模糊，必須在判斷違法性時進行利益衡量，不可認為侵害精神安寧利益即推定行為具有違法性。在進行具體的利益衡量時，精神損害的嚴重性及前述英國法上的“關系”、“時空接近”和“感知方法”等政策因素可以借鑒。若以侵害健康權作為違法性之所在，則健康權受侵害時，可推定違法性之存在，但在責任成立的因果關系考量時仍須將單純因“死傷事實”而產生的損害排除在外，就此，英國法上的“關系”、“時空接近”和“感知方法”等政策因素仍可借鑒。從因果關系的理論上說，因為須進行政策考量，很難采用單一的“可預見性”或“相當性”，法規目的說正可派上用場。[76]
在筆者看來，在第三人因精神受刺激而主張行為人對自己構成獨立的侵害健康權之侵權行為時，排除單純因直接受害人“死傷事實”而產生的損害，其目的之一即在于使健康權保護中不會摻人身份權保護的內容，身份權保護應另行解決。所謂法規目的應指有關健康權保護之法規或法條的目的。
3.因“死亡事實”與因“死亡發生之情狀”而產生的近親屬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并存
在英國，當死亡的直接受害人為夫妻一方或未結過婚的未成年子女時，夫妻另一方或未成年子女之父母依據《致命事故法》第1（A）條之規定，享有法定的具有派生性質的“喪親之痛”賠償請求權。若另有符合“過失”侵權構成要件之精神受刺激的情形，上述近親屬還可以再提起獨立的“過失”侵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若原告有“喪親之痛”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一些法官在精神受刺激案型中判決原告可得的損害賠償數額時，會適當將此情況考慮在內，并作相應的扣減。但是，如果原告并無法定的“喪親之痛”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則一般不會扣減精神受刺激案件中的損害賠償額。[77]
雖然筆者尚未發現我國的死者近親屬同時或依次主張其派生的請求權和獨立的請求權（如精神受刺激以致健康權受侵害）之案例，但是筆者認為，若有此種情形，對此并存的請求權應予承認。就財產損失而言，區分此并存的請求權并無困難。例如，死者近親屬支出的喪葬費屬派生的請求權的范圍，而其因目睹死亡現場受驚嚇以致昏厥產生的醫療費則屬于獨立的請求權的范圍。但是就精神損害而言，作此區分似乎較為困難，原因在于人的精神痛苦等似乎是一個整體，無法分割為不同的部分以對應不同的請求權。
盡管如此，筆者認為，仍不妨從觀念上將因直接受害人死亡之情狀而受精神刺激的近親屬的精神痛苦分為兩個部分來看待：一部分對應因直接受害人“死亡事實”而產生之精神痛苦；另一部分則對應因直接受害人“死亡發生之情狀”而產生之精神痛苦。前者所獲得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可能須和其他的死者近親屬（作為連帶債權人）一起進行分配，而后者則不會出現此問題，即僅實際精神受刺激（以致健康權受侵害等）的死者近親屬方可獲得精神損害撫慰金。[78]
4.其他非因“死傷事實”而產生之損害
本文所稱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通常是指行為人過失致第三人精神受刺激，除此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之外，其他可能涉及第三人與直接受害人的身份關系且不屬于因直接受害人“死傷事實”而產生的損害的情形尚包括以下三種。
（1）故意使他人精神受刺激。如行為人故意通過鞭答、強奸直接受害人等手段使第三人精神受刺激，[79]或者，行為人故意傳播他人近親屬死亡或重傷的假消息以使他人精神受刺激。[80]
（2）非法使被監護人脫離監護（《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2條，《侵權責任法》第2條）。此種情況下，監護人因其監護權（身份權）受侵害而享有獨立的（非派生的）請求權。
（3）不屬于配偶一方死傷而導致的“婚姻關系”受侵害之情形，例如，與配偶一方為婚外同居致使配偶另一方遭受損害。就此類情形，是否應予救濟，學說和實踐尚有爭論。但是，若予救濟，[81]應屬于配偶獨立的請求權的處理事項范圍。
在筆者看來，我國身份權受侵害時可主張獨立的請求權的范圍應指類似上述（2）和（3）的情形，不應包括直接受害人死傷時的身份權受侵害情形（因為已經有特別規定），也不應包括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因為不屬于身份權受侵害）。
五、結語
本文主要介紹了英國侵權法中直接受害人死亡或受傷時第三人派生的請求權和獨立的請求權，并以此為視角分析了其對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處理。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屬于第三人獨立的請求權處理的范圍，應在此案型中將第三人派生的請求權所處理的事項排除在外。由此，產生了英國法上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僅處理因直接受害人“死傷發生之情狀”（并非僅因“死傷事實”）而導致第三人損害之情形的結論。基于我國侵權法在直接受害人死亡或受傷時的處理與英國法具有類似之處，筆者認為，借鑒英國法的做法，在我國法上，應區分僅因直接受害人“死傷事實”與因直接受害人“死傷發生之情狀”而致第三人損害兩種不同情形，前者為第三人（近親屬）的派生的請求權處理的領域，后者為第三人（不限于近親屬）的獨立的請求權處理的領域。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應屬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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