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城飛將 ]——(2009-11-4) / 已閱32709次
從對最高人民法院進行司法解釋授權的法律規定，不難看出，這種授權與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的立法解釋，直接解釋法律很不相同的，毫無疑問，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決不能等同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不應當具有法律的效力。
根據這些授權規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若干規定》 ，2007年在《立法法》公布一個月后又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規定》 ，2007年的規定實質上是1997年規定的翻版。
2007年《規定》：“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應當根據法律和有關立法精神，結合審判工作實際需要制定” 。
這里存下了一個問題：什么是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
既然是具體的運用，就應該是指如何運用一個已知的法律，如何將其作用于司法實踐中。它的大前提就是不違背法律、法條的本意。否則這就不是一個“如何運用”問題。從這個角度出發，司法解釋應當不違背法律本身的立法意圖。一旦出現和原來的法律不相同，甚至相背之處，就可以看作是一個新的法律，一個立法行為，而很明顯兩高都是沒有立法權的。
可是在實踐中，司法機關對法律中的缺漏之處加以補充，早已是現實，還有人由此對司法解釋大加褒揚。但是，從法律的權威性而言，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因為一旦加以補充，就是一個新的創建，就是一個立法行為。一旦這種變相的立法行為落入了不具有立法權的主體手中，就不是一件好事。
例如, 關于《刑事訴訟法》的法律解釋就有三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范》。且這三個解釋分別對《刑事訴訟法》做了擴張解釋。
又如，關于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強制措施的適用期限,《刑事訴訟法》第58 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最長不得超過12個月, 監視居住最長不得超過6個月。”但司法實踐中上述三機關通過各自制定的解釋實際上將該條解釋為在訴訟的不同階段各自采取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最長不得超過12個月和6個月。也就是說公、檢、法可以分別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長達12個月的取保候審,累計可達36個月之久！這樣的解釋實際上已經完全和法律文本內容相悖，屬于一個修改法律的行為，而此類行為又在司法實踐中屢見不鮮，歸根到底是兩高對《決議》的一個越權，事實上是不具有真正法律根據的。
《規定》規定了司法解釋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 。這就是說，司法解釋的定位與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法律和解釋法律的效力相同，具有法律層級。學界對此多有質疑，《立法法》規定的幾大立法主體并不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自己把自己的司法解釋的法律效力定位于法律！
（三）我國司法解釋存在問題
1.侵入立法領域，司法解釋的立法化
根據相關的規定，司法解釋是針對司法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進行的說明，不能脫離法律文本創制法律，不能侵入立法解釋領域。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某些司法解釋有立法之嫌。表現之一是未經全國人大授權，自行規定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表現之二是以“規定”命名的司法解釋占很大比例。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和行政訴訟的兩個證據規定中的證據交換制度就完全突破了法律的框架。再如，司法解釋中經常出現“XX法第X條規定的XX是指XX”，顯然是進一步明確法律規定的具體含義，屬于立法解釋范圍。
尤其需要引起人們注意的是，在刑法領域，司法解釋所采用的都是規范化表述，非個別性具體性應用法律問題的表述，具備了法律規范的全部特征，并在司法實踐中成為各級法院和檢察院在辦理刑事案件時必須遵循的規范。這樣，刑法司法解釋實質上已經變成了刑事立法。《立法法》第8 條規定，有關犯罪和刑罰的立法權屬于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只能以法律作為其表現形式。可見，“兩高”無權頒發類似于立法的刑法司法解釋，從“兩高”頒發的司法解釋實質上是司法權對立法權的侵犯和逾越。
2.未經合法授權或未授權，法律解釋權主體擴大化
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決議》的規定，我國有權進行司法解釋的主體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實際上作出司法解釋的遠非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這一級的兩個主體，最高法院的業務庭、室等有時也出面進行司法解釋，專門法院和省級法院也作司法解釋。如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關于審理軍人違反職責罪案件中幾個具體問題的處理意見》；兩高《關于當前辦理盜竊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關于當前辦理經濟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試行) 》中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機關可以參照上述兩個《解答》規定的數額標準，參照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并考慮社會治安情況，確定本地區認為盜竊、詐騙、投機倒把“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具體數額標準”。
問題是，全國人大《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并沒有授權兩高其司法解釋權部分或全部轉授予下級司法機關，這顯然違背了《立法法》精神。
說上面講到的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機關的解釋雖未有法律依據，至少還有兩高的“授權”。而一些省級甚至地市區司法機關的一些司法解釋甚至連這些沒有法律依據的“授權”都沒有，也在進行司法解釋。
2003 年6 月18 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關于為解放思想、干事創業、加快發展服務的意見》，實際上就是修改法律或另行立法。有專家質疑該解釋的內容處與刑法的條款直接沖突，在司法審判實踐中有可能非法縮小《刑法》明文規定的以下16個罪名的認定范圍 。
2003年年9月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下發了桂高法［2003］180號文件，據此廣西各級法院暫不受理集資糾紛、土地糾紛、職工下崗糾紛等13 類“涉及面廣、敏感性強、社會關注的案件暫不受理”,“起訴方為群體”，有專家質疑此文件是對法律的嚴重修改 。
一些中級法院甚至基層法院也參照兩高的做法，就審判工作中的一些問題，發布自己的解釋。
在某沿海的城市SZ市，幾年前曾是中國勞動糾紛案最集中的地方，據說勞動糾紛訴訟案占到了全國的一半，全國的法院系統還到這里來學習審判經驗。在該市的勞資糾紛中，許多情況下是老板拖欠工資，或克扣一部分，發一部分，有時會拖幾年。由于工作難找，一般情況下勞動者只好忍氣吞聲。一旦老板要炒他們魷魚，他們便行使自己的權利，申請進行勞動仲裁和法院訴訟，要求老板賠償拖欠幾年的工資。
但勞動仲裁機構和法院往往只支持兩個月的訴求。原來的勞動法規規定發生勞資糾紛時有兩個月的仲裁時效，勞動仲裁機構和法院都把這個時效等同于訴訟時效，只支持兩個月的訴求，盡管是同一個連續性事件，但超過兩個月的部分是超了時效，不予支持 。據說該市中級法院有一個內部規定，為了保護投資者即老板的利益，這樣統一仲裁與判決的口徑。當然，普通的人們只是在仲裁與訴訟當中聽說了，知道了有這么個內容規定，卻見不到。這樣做的結果是，一段很長時間內，一旦發生勞資糾紛，勞動者不再相信仲裁和法院，直接到市政府靜坐，最后的結果是發生了民工荒，民工的工資成本提高，還有大量缺口。以后，政府看到民工荒損害了經濟，又組織公檢法打擊以刑事方法打擊欠薪行為。
一般情況下依照內部規定對勞動糾紛案進行判決，特殊情況下例外地依照法律進行判決。同樣在這個靠近香港的城市，另一個勞動者在一審時被鋸箭法鋸得只剩兩個月權益，二審時他內穿孝服，帶著滴滴畏上庭，被細心的法官發現。最終，法官為他挽回了公平。 員工為了討回工資，需要“力”，對他們來說，只有“滴滴畏”和“跳樓”才能助長他的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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